中国“新浪潮”电影《小花》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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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浪潮”电影《小花》的见证人

独家揭秘

黄健中

中国“新浪潮”电影《小花》的见证人

■ 新快报驻京记者 梁晓雯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桐柏英雄》改编成电影《小花》,目光集中于1947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重要历史转折时刻。这部电影并不同于之前的军事影片,可以说横空出世的《小花》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让观众耳目一新,电影的创新浪潮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当时,主人公赵永生、赵小花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主演陈冲、刘晓庆、唐国强等人也因此大获成功。

电影《小花》出现的最重要的意义,正是让从风格到样式都是全新的中国电影得以与观众见面,特别是采用了很多闪回的手段。导演张铮2007年已故去,日前新快报记者采访了该片的副导演、如今已经是名导的黄健中,他揭开了这部“新浪潮”电影的幕后故事,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被再度解封。

【“三堂会审”引发很多老同志争议】

这部电影之所以在当时比较罕见,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当时胡耀邦同志提出“思想解放运动”,在全社会,特别在思想界和文化界,有一部分人就先动起来了。《小花》的主创就属于这一批人。

黄健中透露,“中央有了这个指示,我们就从艺术上进行创新。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一部战争电影绝对不可能这样去拍。当时社会的保守力量还是很强,包括文化界的保守力量都很强。1979年6月6日我们片子拍完送审时,当时北影厂党委会、艺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进行了我们当时所谓的‘三堂会审’。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电影刚刚放完,灯光还没有亮起来,就有人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看得头都疼,会不会拍电影啊!打仗哪有把浮桥架在敌人的碉堡底下的!”看片的人都看懵了,那天晚上摄制组的主创人员跟这“三委”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论。

“当时北影厂的元勋汪洋厂长,毕竟长时间地领导电影,他就解围说‘小青年们的创新可以理解嘛’,他很支持。当时越是内行人越看得头疼,放到社会上大家都很快就接受了。当时汪洋就主张开个讨论会,6月8日就请了专家,钟惦斐提出‘丢掉戏剧拐棍’,还有一个电影学院的老教授白鼎晟提出‘和戏剧离婚’,他们两人看完电影就非常兴奋。”

“1979年的春天,《人民日报》讨论‘中国电影为什么上不去’,原因是后继无人。看完电影后,这些专家都热烈鼓掌,钟惦斐就说‘谁说中国电影上不去,这不就上去了吗?谁说中国电影后继无人,这不有人了吗?’后来《小花》这个名字就是钟惦斐起的。”

【老厂长老导演顶住压力力挺】

刘晓庆演一个游击队女队员,陈冲演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女孩,《小花》实际上写战争当中人的情感,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话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电影想通过妹妹找战斗英雄的哥哥,突出他们之间的成长与感情。原小说作者主要是想写毛主席的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英雄战争片;我们写成英雄的情感,大家就觉得很亲切。”

“汪洋厂长这个时候感觉到要锦上添花,请了谢铁骊老导演一本一本拷贝看,给我们谈意见,在剪辑上能更完善,同时也请到前电影局老局长陈荒煤来看样片,因为他是文学家、评论家、也是电影方面的老领导,他说这个片子非常好,现在社会上‘左’的棍子很多,不要再拿出去给别人征求意见了。他认为情感还不够合理,刘晓庆饰演的翠姑后来还是应该要去看一下父亲,所以他提出让我们补拍了两场戏,另一场是唐国强饰演的赵永生痊愈后回去找她。”

“最早叫《觅》,钟惦斐认为虽然是妹妹找哥哥,但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个字不熟悉,说不定以为是‘见’,他觉得战争中年轻人的成长,所以叫‘小花儿’,后来他又决定把‘儿’去掉了,因为担心南方的观众会读成三个字。”

【李谷一因为“靡靡之音”被批】

《小花》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王酩作曲写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还有另一首《绒花》,那并不是编剧和导演的创意,而是作曲家的创意。

“王酩直接跟着我们去了拍戏的黄山去体验生活,原剧本里没有《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歌的,他跟我住在一个屋,看完我们拍戏后,他就突然想出来要写这样一首歌,还自己找来词作者凯传。这首歌出来以后大家很快就流行开来了,直到现在30多年以后,很多舞台上还是有人演唱这两首歌。当时一开始只是请李谷一演唱《妹妹找哥泪花流》一首歌,另一首《绒花》是别的歌手唱的,但是我听过以后觉得不太好,于是就全都让李谷一唱了。”

“后来过了20多年以后,李谷一碰到我还说‘你们都拿奖了,就我一个人受批判’。原来是她当时唱完后,那两首歌就被定性为‘靡靡之音’,唱革命歌曲也有人批判,甚至还有很强烈的人士批判她的唱法。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非常强调1978年到1979年的时候,一方面是胡耀邦同志提出‘思想解放运动’,一方面社会上保守力量还很深厚。其实现在来看,那些歌和事都没什么,但在当时是比较严重的。”

【黑白彩色交替的

“无技巧剪接”】

其实最早电影厂决定《小花》是拍一部黑白片,给导演的胶片也是柯达的黑白底片。比较可贵的就是这个电影的摄影师云文耀,当时他很年轻也很有想法。

“摄影师跑来跟我说拍黑白片太没意思,他就自己到我们北影厂的仓库里去找彩色的底片,四大盒和七小盒的底片,所有胶片都属于过期胶片,不用就是作费的。云文耀要求我让这个电影‘黑白又彩色’,我一想说这彩色片数量不够啊,没办法以彩色为主。他就说那你每场只拍一两条吧,我说这个也得看演员情况啊,有时候演员状态不行。后来他就去想办法,到处去借彩色底片。所以说这个电影最终出来是黑白彩色交错,并不是我们最初的创意,而是摄影师希望能拍成彩色,但是厂里给的是黑白片。”

“因为我在五七干校的时候,研究法国新浪潮电影,同时也看一些新小说派的小说,对意识流这个概念多少有一些了解,所以就把摄影师提出来的意见整合为黑白与彩色交替,过去时就用黑白片,现在就用彩色片。采用的方法就叫做‘无技巧剪接’,那时的中国电影特别适应用技巧,就是想办法让大家看懂。‘无技巧’就跳得很快,所以为什么那些老同志看了会觉得头痛,其实观众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做法是很新鲜很有创新意识的。”

●记者手记

黄健中给记者寄书

《小花》这部作品的两位主角很难约访,黄建中导演接受采访时一直在外地拍戏,他有个习惯,拍戏时间一般都关机,所以电话基本上打不通,以致我甚至以为电话号码是错的,后来打通了他家里的电话,得知他的习惯,于是发了短信等候,这才算联系上了。

因为他在外地拍戏,所以只能约在晚上电话采访。那天我刚刚忙完一个采访,黄导说时间很紧,一会又要出门,我就在会场找了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打电话给他。

黄健中导演很健谈,思路非常清晰,他很清楚你想要的东西,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都讲出一些想听到的细节故事。说起这部戏的里里外外,从筹备到开拍,再到电影中的音乐,太多太多细节可以说,然而他也不想聊太多之前说过的话题。

黄导是很负责的人,谈话中涉及人物名称时,他都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向我解释清楚,还提醒我说如果有问题又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查《大众电影》中相关内容。采访只有半个多小时,电话里的黄健中导演滔滔不绝地讲着,时间过去得很快。

最后快要结束采访时,黄导突然说“你给我一个地址吧,我给你寄一本书过去”。然后,那本书真的如期而至,上面有很多电影的台前幕后,当然,《小花》的章节里也有一些黄导没来得及说或者觉得不用重复讲的事儿。(晓雯)

梁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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