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青年时期(左四)与罗章龙(左六)。 资料图片

罗章龙年轻时虽无革命实践经验,仍成功领导多次工人运动。 插画:于祖培 王金花



罗章龙
他是李大钊的得意学生和助手。中等个头,身着布衣,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温柔,一脸斯文。每有人拜访,他总说谢谢。在研究者罗洪国眼里,他是“浏阳人的骄傲”,异常谦逊。
然而,一旦这个书生上了场,谦逊和犹豫被抛弃得无影无踪,只见其面临生命危险只身前往河南组织罢工,在五四运动中左突右冲。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笔下的“恰同学少年”之一的罗章龙。
恰同学少年 结识毛泽东
罗章龙一生曾用过十几个笔名和化名,最为出名的要数纵宇一郎。
1915年5月,罗章龙到长沙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在门卫处,见到一则寻友启事,署名“二十八划生”。启示引《诗经》诗句“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意为寻求志气相同的朋友。
“用八裁湘纸油印,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回去后,罗章龙写文章呼应,署名纵宇一郎。三天后,罗章龙收到回信,双方约定第二个星期日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
见面时,两人互通姓名,对方报上名来:毛泽东。两人坐在定王台图书馆院子里一处僻静地方的石头上,“上午九点开始,直到图书馆十二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临走时,毛泽东对罗章龙说“愿结管鲍之谊”。
1925年,当毛泽东离开湖南时曾作《沁园春·长沙》中描写自己与罗章龙等同学相处时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两人无话不谈,成为同路人。两人还在1918年4月14日成立新民学会,并要求会员不得虚伪、懒惰、浪费、赌博和狎妓。
深受陈独秀影响的罗章龙和毛泽东认为,北京学校正酝酿新思潮动向,“令人神往”,决定赴北京。
到京后,罗章龙、毛泽东等8人租住在地安门附近的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虽然每人睡觉只能占一块方砖地方,虽然八人只有两件外套出门时还需轮流穿,但罗章龙他们学习紧张,四处游走结交工农朋友,“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罗章龙考取北京大学后不久,毛泽东决定回湖南。临行前,两人商定,三年为期,南北分途,各自努力。
五四冲在前 错过一大党代表
在北大与陈独秀的偶然相识,成为罗章龙五四运动中,参与火烧赵家楼的催化剂。
陈独秀认为,革命者不在监狱就在图书馆,此说影响了罗章龙,“五四”前夕他参与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
1919年,巴黎和会结果传到国内,学生群情激愤。秘密行动小组成员商议,由罗章龙等为负责人,两人先去打探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住宅,查明行动路线。
5月4日,游行开始。除了小组成员,谁都不知道要去攻打赵家楼。罗章龙等四五个人领头到了赵家楼所在胡同,发现有军警守卫,曹宅铁门紧闭。罗章龙和其他同学搭成人梯,打开曹宅临街窗户,跳进房内,打开宅门,放进潮水般的学生。军警没接到命令不敢开枪。学生们满屋子找曹汝霖,却发现了章宗祥,大家一拥而上痛打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
罗章龙回忆,五四运动是一次革命的演习,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始增多。罗章龙主张,中国走苏俄十月革命道路,并酝酿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
之所以倾向于革命,原因来自于罗章龙年幼时就受到革命思潮影响,其中谭嗣同影响最大。出生于湖南浏阳沿溪镇的罗章龙,高小读书时老师思想激进,鼓吹革命。受这些老师影响,罗章龙很小就读了谭嗣同《仁学》:要破旧立新,一层层破,不断创新,不怕流血,不怕死。
罗章龙学生王雷鸣曾回忆,罗章龙对谭嗣同十分尊敬,第一次到北京时,即投宿谭嗣同曾经的住处浏阳会馆,并在日记中写道:流风余韵,发人深省。
罗章龙儿子罗平海回忆,身边乡亲参加革命活动,爷爷罗泰钧参与了辛亥革命,其父走向革命也就不奇怪了。
五四运动后,罗章龙常常聚集在李大钊办公室探讨,提到要建立一个更为严密的政治组织。罗章龙向往十月革命,向往俄共组织,迫切想建立类似机构。
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找到李大钊,提出要见见参加五四运动的同学。罗章龙受到接见。维经斯基离京临走前,专门找罗章龙面谈:“我们的谈话很有意义,不是老生常谈,不久将有重要结果。”
罗章龙回忆,这个重要结果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罗成为成员之一。
1920年11月,共产党北京支部成立,罗章龙是支部三名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宣传。中共一大即将召开时,北京党组织酝酿人选时,考虑推举张国焘和罗章龙为代表出席。罗章龙十分谦让,提出工作繁忙不能分身而辞谢,最后由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
缺少经验 上阵领导罢工仍成功
1921年8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络工人群众的战斗组织。北方书记部由罗章龙负责,工运成为其重要的任务。
起初,罗章龙对如何发动工人运动,毫无经验。罗章龙甚至向陈独秀坦承,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希望中央另派人来指导,本人目前无此能力。
罗章龙回忆,虽经过陈独秀劝说后,他仍犹豫不决。最后,陈独秀说,“你放下读书计划(我们)再谈”。罗章龙无法再辩,答应去发动工人运动。
1921年11月,陇海路发生大罢工,中共成立不足四个月,没有工运实践经验。
当得罢工时,李大钊决定让罗章龙前往领导,罗“正在踌躇未及作答”,其他同志催促其“放大胆些”,罗回答“今夜就走”。
罗章龙围着一条长围巾,戴一顶高檐吕宋帽,“既御寒,又可遮面”,前往洛阳。
当时罢工形势十分复杂,洛阳、开封、徐州工人组织自立门户,互相对峙,帮会色彩浓厚。刚出发,军政府已放出话来,谁能举报罗章龙的踪迹,定有重赏。这对操湖南口音的罗章龙来说,工作无疑难度增大,且有生命危险。
为了说服罢工东西两线团结一致,罗章龙先找到了西线罢工领导人游天洋。
后来,为了说服东线领导人魏荣珊一致行动,罗章龙与魏荣珊同泡澡堂,利用同是湖南老乡的情谊获得信任。最后,陇海路罢工获得成功。
陈独秀对罢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就连军阀吴佩孚也承认:这次中共的人在北方铁路斗法,居然神出鬼没,打败南方财阀,“确实有些办法”。
罗章龙儿子认为,其父有哥们意气,多有生死之交。早期工运时,这种性格团结了不少人。陇海路大罢工时,工友被抓,罗章龙带人去关押地示威,遭遇敌人机枪扫射,中弹受伤。
工运的经历,奠定了罗章龙在早期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1923年6月,罗章龙在“三大”被选进5人中央局,出任会计。192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沉心治学 推崇康德经济著述数百万字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因组织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等组织,罗章龙被开除出党。此后的罗章龙,一直致力治学,在经济领域曾有数百万字著述。
不过,罗章龙走出家乡后,“情有独钟”并相伴终生的还是康德。罗章龙认为,康德的作品属一流名著,因此与同学合作,翻译了《康德传》。
一九二四年,罗章龙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路过哥尼斯堡(时属波兰)时专程拜谒了康德墓,“徘徊竟日,不忍离去”,并题下诗句:墓道庄严铭文在,萧条异代感同怀;东西海岸先知出,曾见金人入梦来。
新中国成立后,罗章龙改名换姓,一心治学,直至1995年去世。
儿子罗平海记忆中,父亲总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烛光印着的一个背影,伏案写作或看书。
追思录
执意顶风游延庆东湖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1995年,罗章龙都住在北京天安门附近的一间20平米的房间里。进门左侧是厕所,正对着是客厅,右边是卧室,有一个小保姆陪着他,客厅里两张木质单人沙发,一张小书桌,一张饭桌。
研究者罗洪国回忆,他曾几次提议回老家浏阳看看,罗章龙“每欲言又止,终究没有回去”。
在罗平海印象中,父亲偶尔会牵着他走在陕西城固的老城墙上,一路走过,相对无言,多不苟言笑。
不过,罗平海认为,父亲做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有时难免考虑不周,不太能听进别人的意见。
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父亲要去北京延庆东湖游玩。当天风大,罗平海劝父亲不要去了,但其执意前往。上船后,摇晃得厉害,罗平海只得脱掉鞋,随时准备跳水救人。
离开共产党后,罗章龙隐姓埋名。新中国成立后,更是隐姓埋名,少有人知道他与毛主席的关系。不过,罗章龙一直忘不了那些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每忆起这些,便感悲伤。
罗平海说,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多少话,但长期以来有个愿望:希望身后陪伴李大钊同志。后来,亲友出钱在万安公墓买一块墓地,实现了这个遗愿。
纪念馆
大衣、棉帽和眼镜
上世纪20年代末期,罗章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穿过一件大衣作掩护。1933年,由于叛徒告密罗章龙在上海被捕,后被押往南京。狱中备受刑讯与折磨,没有供认任何组织与机关,也没有出卖同志和朋友,后来身患重病,最终被蔡元培营救保释出外就医。不过,这件大衣始终未丢,一直保留在罗家。
罗章龙的遗物中还有一副眼镜,他一直佩戴这种黑框眼镜,从未改变。
另外,罗章龙晚年佩戴的棉帽和助听器一直保存至今。其子回忆,罗章龙左耳听力过弱,但很少用助听器,觉得不太方便,效果也不好。
伟大历程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
从1934年10月到次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四路红军先后离开养育过他们的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总里程长达六万五千里。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遭遇自出发以来的最惨烈一战——湘江战役,空前悲壮。
仍居住在遵义城的96岁老人王道金是长征亲历者。他回忆道,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损失惨重。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黎平县党史工作者谢俊泉说:“黎平会议讨论了之前在通道会议中涉及的红军进军路线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向敌人势力薄弱的黔北进军。双方互不相让,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终于有了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采纳,决定放弃原定计划,西进渡乌江北上。
此后,遵义会议召开,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1935年9月16日,党中央率领北上的红一、红三军拿下并跨越拦阻他们由川入甘的最后天险——甘肃迭部县东北铁尺梁下的腊子口。9月18日,北上红军到达甘南交通重镇哈达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10月19日,中央红军(这时编为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落脚陕北,中国革命站在了新起点上。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
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
据新华社电
感谢:
罗章龙之子罗平海
浏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者罗洪国
参考文献 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等
【人物志】
罗章龙
生于1896年11月30日,1995年2月3日去世,湖南浏阳人。1915年与毛泽东结为好友,1919年参与五四运动,1920年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党员。
他应约成为毛泽东的密友,他曾参加五四组织火烧赵家楼,他曾领导过陇海罢工和“二七”罢工,27岁便被选入中央局,也曾因为工作繁忙错过参加一大的机会。
□本报记者 陈宁一
北京、湖南报道
【下期预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