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江湖 驻京办暗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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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江湖 驻京办暗潮涌动

会馆江湖

湖广会馆

缘起:会馆,兴于明清,多为商贾同乡聚集之地,后用作同乡学子科举备考。大概相当于民间版本的“驻京办”。莺歌燕啭,也为食色之肆。上至民国大总统下至贩夫走卒,拜倒当红女伶裙下,演出啼笑皆非的夺情大戏。而民国前后,会馆逐渐渗入革命基因,湖广会馆就是孙中山密谋革命的见证地。国民党成立大会在此举行,它见证了国民党最初的成长,历史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驻京办,好一个暗潮涌动之地。

虎坊桥西南角的一处老宅子前,经常有人站在门前以朱红色的大门为背景合影,红色的“北京湖广会馆”就嵌在身后的灰砖墙上。门前立着几块演出的牌子,天津鼓曲、京剧和相声轮番在这里上演。与大门平行的,是湖广会馆茶楼。

穿过幽深的过厅,一左一右两个门洞,分别开向不同的方向。往右,就是会馆的中院,文昌阁的楼栏内侧并排立着一溜梨园舞场使用的刀枪剑戟。绿地里种了槐树,好似一个幽静的家宅。西北边的建筑内部却显得喧闹,会馆的饭店坐落于此。工作人员说:“会馆会馆嘛,就是看戏的、喝茶的、吃饭的,反正吃喝玩乐的地方都有。”

建于1807年的湖广会馆保存较为完整,近些年得到不断地修葺翻新,外形上显出接近历史的肤色,像戏楼的演出一样,不同的故事也在这里婉转的鼓乐声中你方唱罢我登场。

国民党诞生地——湖广会馆

北京作为京城,各地的官员及乡亲到京城办事,都要找个落脚点,京城的会馆就应运而生。各地的会馆大多在临近前门外那一带,一是进城到各个衙门办事方便,同时那里商业繁华,小吃繁多,吃住都很便利。

北京市历史地理民俗学会理事白继增研究发现,在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中北京有会馆超过一千所,尤其以宣南地区居多。小的会馆只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大的会馆则由十几个跨院儿组成,内有亭台楼阁,可容纳数千人团拜、聚会。“当时的会馆有三个等级,省级、府级、县级,作为省级会馆的湖广会馆地方很大,很适合组织大型的活动。”

在白继增看来,会馆的用途主要是供同乡集会、沟通联络,但是清末民初相当一段时间内,湖广会馆成为一个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1912年8月25日上午,同盟会的欢迎会在湖广会馆举行。楼上楼下挤满了人,孙中山发表题为“男女平等的目标,将随着国家文明进步必能实现”的激情演讲。与会的3000人热烈鼓掌,欢声雷动。

下午1时,同盟会、共和实进会、国民促进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工党等合并为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了成立大会。湖广会馆,可以说是国民党的诞生地。“1912年间,孙中山曾经到过湖广会馆5次,这也成为湖广会馆最为耀眼的荣光。在1912年9月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在湖广会馆详细地解释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帝制被推翻,民国伊始,湖广会馆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沧桑巨变。据记载,民国元年春,财政部印刷局工人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一部分人参加了“印刷同业进化会”。李鹤岩、王梦兰、贝允卿、张贻等人在湖广会馆开会,主要内容是“工人要团结要组织起来,有话敢说,研究技术,改善生活。”白继增说:“1913年3月,在湖广会馆内,北京国民党本部召开了追悼宋教仁的大会。”

明朝永乐年间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一年一次的全国性科举考试也迁到北京,并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每次京城科考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应试,文人应试选择住在分布于京城的大大小小的会馆中。从建立会馆到清末科举废除的百年间,从湖广会馆走出考取功名的有100多位,而翻开湖广会馆的历史,与其紧密联系的那些声名显赫的才俊人杰不胜枚举。民间曾用“湖广会馆,往来无白丁”来形容湖广会馆的兴盛。

白继增认为,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后,没有了进京赶考的同乡,会馆也开始陷入了迷茫期,“过去同乡源源不断,后来变得非常冷清。有的小会馆就被倒卖掉,或者直接变成了私宅。湖广会馆也是如此,国民党成立后,给湖广会馆等会馆带来了一个转折。”

“驻京办”的吃喝唱酬学

每当华灯初上,静谧的湖广会馆便热闹起来,最初在会馆成立之时,旅居北京的两湖大员商贾,喜欢把这里当做固定的正月团拜和聚会场所,日日同聚一堂,喝酒联欢,并邀请京都的名伶大家登台献艺。戏楼在会馆的前部,北、东、西三面有上下两层的看楼可容纳千人。清末民初,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等名角都在此开锣唱戏。

在名家走远之后,湖广会馆在后人陆续修葺和完善中,承载起新的职能,1997年9月6日,北京戏曲博物馆在湖广会馆成立。

作为融汇餐饮和剧场的宴会唱酬场所,当时的湖广会馆有很强的接待能力。白继增发现,在会馆120周年庆典时,很多文人墨客都聚集于此,留下了有关湖广会馆的诗文超过一百首。“当时的情景极为热闹,很多人在那里以诗会友,相谈甚欢。”

湖广会馆每隔一段时间都安排有密集的会议和宴请活动,两湖旅京人士和北京产业工人在此集会。白继增介绍,湖广会馆也见证了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历史时刻。1917年梁启超在会馆内作《变法之纲领的演讲》。1925年,马寅初在湖广会馆作《中日英经济关系》的演讲。

白继增表示,军阀混战及抗日战争时期,都对会馆带来了一定的损伤。一些人倒卖会馆或是将会馆分割后出租。“那时很多会馆是不对外的,还是要维护本省人的利益。比如东三省会馆,就免费给在北京上学的学生提供吃住,还会给他们提供衣服。而在一些县级会馆中,为学生或是同乡提供免费住宿也很普遍。”

“湖广会馆是宣南会馆中管理得很好的一个馆,他们成立同乡会管理,由知名的官员或是学者出任会长,他们对于会馆的管理也非常负责。”白继增发现,同乡会后来变成了董事会。在1949年12月30日的登记调查中,湖广会馆的管理者依旧是“湖广会馆董事会”。并且董事会对于会馆的管理一直持续到1957年6月,“从那以后,湖广会馆成为北京市公产,交由政府管理。”

白继增在翻阅史料时发现,在湖广会馆成为公产后,在1958年10月,会馆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第二道路工程公司部分征用了湖广会馆,成为公司的办公地点。“1978年的时候,市政二公司部分征用湖广会馆,作为办公使用。在那之后,湖广会馆又变成了一间制本厂,制本厂一直开到了1989年。”“1991年开始修缮,直到1993年修缮完成,湖广会馆又回到了世人面前。”本报记者 赵喜斌 J209

6至11版参考书目

·《京华人物》 张本瀛著

·《中国近代通史 第6卷 民国的初建1912-1923》

张海鹏主编 汪朝光著

·《北京史》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史》编写组编

·《北京历史故事》

北京教育学院小学研究室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之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全国政协编

·《袁世凯与良弼被炸案》

·《近代史研究》

吴兆清著

·《民国时期中医废立之争》

·《炎黄春秋》

奚霞著

·《北京的会馆》

胡春焕 白鹤群著

·《民国名人罗曼史》

王邗华 梁立成 袁廷玉著

补白

荆州会馆

革命党人谋刺袁世凯

会馆是同乡或同行商人联谊之处。“会”为聚会之意,“馆”则是供宾客住宿的馆舍,所以大部分会馆兼有寓居的性质。虽然设立馆舍的起源甚久,但皆为国家设立或私人营利性质。

明、清两朝定都北京,每三年便有一次科考会试。一些外地在京大员、乡绅或成功的生意人,集资置地建设会馆,以供来京赶考、办事的同乡吃住落脚,或举行祭祀等大型活动,以照顾同乡,交流信息,联络情谊。后来,那些到京拜访高级官员、从中联络生意的人也陆续把会馆作为主要的办事地点,由此看来,早期的会馆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驻京办”。后来会馆的功能开始扩张,比如从事大型的文艺表演活动,会馆对京剧的发展就曾扮演重要的作用。

后来,那些具有革命倾向的人士也开始聚集在会馆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会馆这种聚集地,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出谋划策比较方便。孙中山以湖广会馆作为建党所在地。会馆的革命色彩在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前后达到了顶峰,如戊戌变法时,康梁所发起的保国会,在当年3月27日就是在粤东会馆开第一次会议,在贵州会馆开第二次会议,当时康有为谭嗣同都住在南海会馆。后来,光绪帝被幽瀛台,慈禧大捕新党,谭嗣同就在南海会馆被捕伏诛。革命党人谋刺袁世凯就是在荆州会馆开始的。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前门外长巷二条的汀州会馆同样是革命党活跃之地,从事各种革命活动。

绍兴县馆

鲁迅吹响新文化运动号角

鲁迅先生与会馆有着不解之缘,一生当中很多时候在会馆居住和工作。比如他在绍兴县馆就居住多年,进行文化创作。

绍兴县馆原称“山会邑馆”。清道光年间(1826年)以章学诚为首的两县在京官员,为方便同乡进京应试或官员到京候补,出资建起这座会馆。

绍兴县馆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大小房屋有84间。

1912年5月5日,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进京出任教育部佥事,就住在浙江绍兴会馆藤花别馆。鲁迅初进绍兴县馆时居住在藤花馆西房。1916年,他又迁入会馆内的“补树书屋”,一住又是3年半。在绍兴县馆共居住了七年半的时间,是鲁迅自从离开绍兴老家到逝世为止,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地方。在那里,他著文痛斥封建专制,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号角。他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说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还有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为唤醒国民,传播“新世界的曙光”作出了巨大贡献。金点强

民国

寻史

色张勋 厚颜苦追红女伶

在中国戏剧界,饰演女子角色的“名角”,最著名的有两位,男的是梅兰芳,女伶是刘喜奎。梅兰芳走红的时间最长,而美貌的刘喜奎是民国早年一位红透半边天的明星,擅长京剧和河北梆子。可是在当年,对这么一个坤伶,上至国家总统,下到贩夫走卒,有很多人竞相追逐她,酿出了许多轶闻轶事,使之过早地丧失掉艺术生命。而见证其命运的就是她长期活跃的会馆。

入清,戏剧逐渐兴盛起来。康熙朝文字狱迭起,戏剧也屡受其祸,如洪升编写的《长生殿传奇》、孔尚任编写的《桃花扇》都引起清廷忌讳,剧被禁演。加之清政府禁止在内城开设戏园,在外城戏院集中的大栅栏地区又实行禁止夜唱,于是各外省剧团便只好在各省会馆内演出,会馆内开始营建戏楼。据说当时的梨园会馆、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粤东新馆、安徽会馆、福建会馆、湖南会馆、全浙会馆、山西洪洞会馆等会馆内均建有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戏楼。会馆戏楼的出现,为各省地方戏剧团进京演出提供了舞台。

民国初年,刘喜奎便以其柔美的嗓音、漂亮的外表引起人们的关注。起先,刘喜奎在中和园挂牌演唱,后改入三庆园。登台亮相未几时,便成为红极一时的名伶。每次演出,场场爆满,为之喝彩、捧场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能不提张勋。

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发迹后,对家乡父老照顾得那叫一个周到: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啥少啥,只要开口,张勋包管。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出钱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东西南北中各一座;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有自己的发电机,在里面唱戏,灯火通明。

1913年,辫子军头目张勋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庆贺其60大寿生日(实为59岁)。他把京津地区的名伶召至会馆,唱了三天堂会戏。这时的刘喜奎刚到北京不久已经红极一时,这次的堂会戏自然少不了请她。张勋见过无数个标致的女子,但还没有见过刘喜奎这样的艳姿丰采。三天的堂会戏演唱结束,张辫帅便派了一名副官到刘家去传唤喜奎,准备随意花几两银子将她收下为妾。但刘喜奎洁身自爱,既不畏惧权贵,又不贪图钱财,断然拒绝。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张勋率军南下,后迁任江苏督军,但仍对刘念念不忘。1917年6月30日,张勋返回北京,再度想纳刘为姨太太,又被拒绝。但张不断软磨硬泡,刘毫无办法。此时,某晚报社长张汉举替刘喜奎出主意,要她提出几条使张勋无法接受的条件而使其主动放弃“求婚”。刘遂向张府的人说:“张大帅如果一心要娶我,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张大帅要把嘴上的胡须全部剃光;第二个条件是,力行一夫一妻一妾制,请张勋立即遣走全部姨太太,保证今后不纳妾;第三个条件是,提供爱情保证金20万大洋,以我的名义存入国外银行。”

原来,张勋其貌不扬,全仗那三绺胡须装点门面,要让张勋割去这命根子一样的胡须,真是比登天还难。其结果与张汉举预料的完全一样。张勋表示:第二、三条保证立即照办,唯第一条要求豁免。刘喜奎见第一条正中要害,表示半点也不肯让步。张勋派人传话说:“王爷身为国家栋梁,不能为娶一房姨太太而把蓄留多年的胡子剃掉,这码子事张扬出去,会腾喧中外,贻笑大方。”但是,刘喜奎很快作出反应:“内阁总理唐绍仪在结婚时能奉夫人之命,剃光胡子,王爷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这时的张勋一心想得到刘喜奎,一咬牙,便答应让步:先剃去颌下的部分,上唇的胡子留着充充门面,等到洞房花烛夜过后再剃光。可是,刘喜奎坚决不依,声称:只要张勋的嘴巴上还留着一根胡子,那就宁死也不嫁过去。正当张勋在死皮赖脸地为讨刘喜奎作姨太太而讨价还价的时候,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开始向张勋的定武军发起了反攻。1917年的7月8日,讨逆军派飞机向紫禁城的一块空地上投下了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枚炸弹,几乎把张勋的魂都要炸飞了,他慌忙逃入荷兰驻华大使馆,通电下野,后逃往天津。

贪曹锟 霸占不成起报复

刘喜奎拥有众多骨灰级粉丝,除了张勋,曹锟大帅也是其中来头颇为不小的一位,当然那还是在他贿选大总统之前的事情。

曹锟有一个姨太太叫刘凤玮,是刘喜奎早年戏班里的姐妹。曹锟凭着这一层关系,就老是打刘喜奎的主意。遭到拒绝后,曹锟恼羞成怒,打算强娶,有一次他暗中指使警察局派人把刘喜奎关押起来。不过这事让刘凤玮知道了,找到曹锟大吵大闹,老曹拗不过,只好放人。这场风波之后,刘喜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于是很快嫁给了曹锟手下的一个小官员崔承炽。这桩婚姻经过登报声明,天下尽知,曹锟只好作罢。不过崔因为刘喜奎而遭到曹锟的挤对,很快丢掉工作。婚后第二年,崔便暴病身亡,刘喜奎此后隐姓埋名。

她曾为灾民义演多次,所得酬金悉数捐出抗灾。一次安徽水灾,她拿出自己的积蓄,捐出二千元银洋赈济,致使当时总统黎元洪的妻子自愧不如。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曾探知刘喜奎隐居地,重金礼聘,诱使刘喜奎去日本演出,喜奎断然拒绝。特约撰稿 金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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