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春节前就布置好的作业题：从家乡看世界。借着回乡的机会，好好打量那个我们曾经如此熟悉而今却有些陌生的地方。
这也是最难书写的文字，近乡情怯啊。对于大多数都来自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本报记者来说，家乡的世界元素又往往充满太多的“不可写”。
但这又是观察中国的最好舞台，当中国GDP一路高歌猛进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那些中国最基层地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又与世界有着怎样的联系？
于是，带着归乡的喜悦，还有沉甸甸的任务，本报十几位记者汇入了春运大军的滚滚人流。我们惊讶地发现，小小的iPad专卖店已经开到了秦岭脚下，梁山好汉当年聚集的地方如今据说拥有了毁誉参半的“亚洲最大汽车交易基地”，而埃及的局势也成了湘中山区农民的谈资……
呈现在您面前的，是其中的六篇回乡记录。这是中国与世界相连的最朴素的民间读本，其中的矛盾与碰撞，沮丧与激情，茫然与希冀，更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山东梁山：凤竹的婚事
坐在一旁默默听他们聊天，话题十分索然而无味，我在心里暗暗期盼他们能聊起凤竹——堂大伯唯一的女儿，但是没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发自梁山 这次回家，听说堂大伯从县里回来过年，跟着父亲去探望——初见时，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眼望去，竟然就是个老人了。
坐在一旁默默听他们聊天，话题十分索然而无味，我在心里暗暗期盼他们能聊起凤竹——堂大伯唯一的女儿。但是没有。
想必在堂大伯心里，女儿凤竹仍是不可触碰的话题。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达成和解。这也是堂大伯多年来的心病，他总是怕乡亲们问起凤竹的事。
而关于要不要讲述凤竹的故事，我亦曾犹豫不决。
作为习惯以他者身份完成叙述的职业者，每一次试图描述故乡的尝试，总是如此艰难。而几乎是在提笔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从未了解过这片沉睡在鲁西南边缘的土地——甚至说来可耻，我竟从未因自己是一个梁山人而真诚地、从心底涌起欣喜和自豪。所以，关于自己的故乡，以及她和这个世界曾经以及正在发生的某种微妙的联系，我一度无话可说。
幸好还有凤竹的故事。她把我从失语的深渊中打捞上来，并以个人的传奇帮助我完成对故乡的再度认知。
故事的开始总是明亮和欢乐的——堂大伯年纪轻轻跃出农门，成为县里最好中学的校长，凤竹是他唯一的女儿，亦十分争气，先是不负堂大伯的厚望，远赴首都北京读书，成为当年梁山小县城里的佳话。后来大学毕业，就在众乡亲为她将要吃上“国家饭”艳羡不已时，她选择留洋，去日本。
那是1995年的事。整个村子几乎沸腾了一夏天，那个时候，无论是县里还是村里，对于出国这件事依然抱有充分的好奇与谈论的热情。凤竹出国了！多么值得骄傲。
那几乎是堂大伯最为风光的时刻。他的人生在乡亲们踏平门槛的探望中达到巅峰，而我对凤竹最深的印象便是来自彼时——逢年过节，村里人排队去县城堂大伯家走亲戚，凤竹姐最怕见客，却每每被堂大伯喝令出来倒茶拿瓜子，于是，我常见的便是一个长发瘦条儿的姑娘，垮着脸出来，肤色微黑，村子里的人常说：凤竹不好看，忒黑。但当时我偎在父母身边远远看着她，却也有种奇异的美。
那时候，堂大伯还是乐于说起女儿凤竹的。对于女儿出国，他最初并不十分赞同，但凤竹性格同样倔强刚烈，况且留洋不是坏事，至于发现凤竹想去的是日本，早已生米煮成熟饭，堂大伯也便无话可说。然而，他在众人那里，总是刻意回避凤竹去的是日本这一事实——彼时在农村，孩子们骂人的词汇里，“日本鬼子”同样是一个不容原谅的词语。
但是，第二年，一向甚少音信的凤竹突然来信，令堂大伯十分恐慌。她在信里淡淡写到，有个日本男同学在追求自己，但至于自己的意愿，只字未提。堂大伯十分紧张，连夜去信警戒女儿，不准与那日本男同学产生感情。不知是堂大伯的喝止起到了作用，还是凤竹本就无此意愿，总之这件事情没再提起——准确地说，凤竹再没来信。
直到三年后，毕业时分。凤竹来了一通电话，再次令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凤竹在电话里说，她已经与那个日本男同学结婚了。如果堂大伯想去日本看看，他们着手筹办，如果不想，他会携夫君回国。
据说当时堂大伯几乎握不住电话，沉默半晌，只说了句，让我想想。然后，他在床上躺了一星期。下床后，便决定，去日本——这种事，张扬不得，与其让女儿带个日本人回来被乡亲们在背后戳脊梁骨，不如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办了。事实上，后来听父亲讲，那次堂大伯去日本，早已破釜沉舟：就是以死相逼，也要把凤竹弄回国。
半个月后，堂大伯自己一个人回来了——身后并未跟着凤竹。然而其间在日本，他与凤竹乃至凤竹身后的那个日本家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从未说起，时间久了，也便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也便是从那时起，凤竹的婚事，成为堂大伯的禁忌话题，也成为家乡人人人皆知然而从未公开谈论的秘密。我每每问起凤竹的事，母亲总在对话结束时说一句：不要跟外人讲。
当然不用我讲，因为人人都知道。
此后的几年，便断断续续听人们说起，凤竹生了对龙凤胎，还寄了照片，堂大伯并不将照片摆出来，而是藏在抽屉里。只在没人的时候拿出来看看。我的父亲见过那照片，说日本的水土养人，凤竹白了也胖了，两个孩子的眉眼都清秀，只是皮肤却像凤竹，有些黑。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倒也不失为正常的人间轻喜剧，而堂大伯和凤竹之间，或许迟早会随着血缘的牵引而和解。
直到2003年，我高考结束，由父亲带着去堂大伯家里谢师。不想就是那一天，竟然看到凤竹。她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带着孩子也没有带着丈夫，果然白了也胖了，看上去是个平平常常的年轻少妇。那天，堂大伯接待我们，凤竹和她的母亲便走进卧室关起门来，许久，也不见有人准备午饭，忽然听见有微弱的呜咽从门里传出来。堂大伯重重叹一口气。
原来是凤竹离婚了。
就在堂大伯几乎接受自己的女儿嫁了日本人这一事实的时候，凤竹却再次带来另一个打击。“我没脸啊。”那天午饭，堂大伯喝多了酒反复念叨这句话。他觉得自己无法向众人交待——就像大多数山东男人，堂大伯爱自己的面子胜过关心凤竹在这场婚姻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事实上，新的事件同样令堂大伯陷入新的悖论——如果跟乡亲承认凤竹离婚，便首先要承认凤竹曾与日本人结婚这一事实，然而已经隐瞒了这样久的事情，怎么好开口推翻？最终，他决定再次选择沉默。
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挡凤竹的离婚再次成为话题。冬天的下午，人们聚在村头的石磨旁，懒懒的阳光佐着这个百说不厌的话题——凤竹早年如此出息，如今竟也是个二婚头。人们唏嘘着，惊异着外面的世界到底还有多少新花样。
此后，我便再未见过凤竹。而关于她的信息，也便止于这场失败的婚姻。她似乎再次出国了，但具体是哪个国家，也是版本不一。堂大伯依然坚持着他固执的沉默。
2007年回家，母亲突然问我，“还记得凤竹吗？”
她再次结婚了，是个德国人。“你大伯不同意，说还不如是个日本人呢，起码看上去跟中国人长得像……他也害怕外国人不牢靠，再离婚那就……”
据说，为了再次阻止这场婚姻，堂大伯大闹一场，差点掀了桌子。他的担心当然有其道理，正如村里人的议论，凤竹要是再离婚，倒不觉得稀罕，稀罕的是，他们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值得一提的是，到了这一年，即使是在农村，离婚这种事也已是稀松平常的家长里短。
而再后来，连时间似乎也魔幻一般地愈发匆匆。
这些年里，我的家乡一再顺理成章地发生着诸多离奇的故事——继早年错失借《水浒传》营销的良机后，小县城转投实体经济，迅速打出亚洲最大的汽车集散地牌子，短短数年，挂车厂之多和二手车市场规模之大令人瞠目，与此同时，梁山人行骗手段之狠也每每令外地买主嚎啕大哭；将农民赶出原始村落以实现土地商业化的“万人村”计划渐渐逼近，人们一点一点失去手中的土地，却也并不焦灼，拿到微薄的补偿金，转身走进遍地都是的挂车厂，总能混口饭吃；政府财政连年赤字，人均收入却居高不下，究竟是藏富于民还是另有蹊跷，谁也不会关心；昔日靠“下东北”盖房子发家的“包工头”们渐渐沦落，年轻的挂车厂主们则日渐发达，也有人将古董卖到了德国，并且休掉他守在农村的发妻；唯一的中学愈加破败，孩子们依然早早退学去打工，每年领回不一样的恋人；关于婚姻，再没有比钱更准确有效的衡量标准，而未婚先孕、一离再离亦见怪不怪——多年以后，就连我儿时的闺蜜，也在结婚前夜被曾交往过的黑帮男友以抢亲的方式了结一场孽缘。据目击者说，那晚真是月黑风高，全村的狗都在狂吠，一队黑色轿车静静开进来，把天都照亮了，精壮小伙子们下了车，手中的尖刀寒光闪闪，我那等待成为别人新娘的闺蜜，就这样被人扛进车里，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也未来得及发出一声叫喊。
一切都如此不可思议地发生着，好像生活本该如此，还有谁在乎凤竹的婚事呢？至于她嫁的是日本人、德国人、还是中国人，是离婚了还是又结婚了，人们渐渐不再好奇，也不再议论——更何况，这些年早已都是公开的秘密。人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村头的石磨上，整日蹲踞的渐渐只是无所事事的老头们。而年轻人都很忙，忙着赚钱、恋爱，忙着完成自己的婚事，完成自己的命运。甚至连妇女们也渐渐有用起来，随建筑工地上抹水泥的丈夫奔赴城市，谋一份刷盘子洗碗的工作，她们的日子，不再是纳鞋底唠嗑的消磨。
这一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读书无用论”的卷土重来、退休后的堂大伯，过着恐怕连他自己都无从想像的清闲生活，年底登门寻亲送礼的乡亲越来越少——孩子上学不再是唯一的出路，况且他已经退休。
所以，堂大伯终于回到老家过年。他坐在自己的小院落里，享受故乡给他的安宁，而院落之外，这片土地正在上演的活生生的悲喜与荒谬，似乎也与他并无关系。远在德国的凤竹会想像到这一画面吗？对于自己的婚事曾在这个小乡村里所一再引发的震荡，她恐怕同样不甚了解吧。
汉中市中心。苹果专卖店就位于这里。
陕西汉中：“苹果”与大熊猫
在汉中万达国际影城楼下，一家“苹果”专卖店今年刚刚开张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汉中 回家理发，连剪带烫，在店小妹的说服下，选了一款据说含护发成分的发剂，花掉300元大洋。“300元？好贵呀。”发小小郭心疼地说，但她又看看我：“不过对你来讲，在家烫总比在北京烫便宜吧。”
小郭在家乡一处事业单位工作，300元差不多是她半个月的工资，还好还有1000出头的津贴保障。想当初工作闲暇时，小郭曾租了一间小店面专卖女生饰品。不想两三年后，她的小店便亏本转让。如今，小郭不准我再提她的“伤心事”，只用一句话带过：“这个小地方，没多少购买力啊。”
但转念一想，小郭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汉中那些不打折的名品服饰，还能“傲然挺立”着。“说来也怪，我的一些同事和周围朋友就愿意拿一两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件名牌儿，人家就是舍得花。”
不管是真舍得还是假舍得，汉中人爱美和追赶潮流所带来的商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2009年进驻汉中的万达国际影城楼下，一家“苹果”专卖店今年刚刚开张。
店面并不大，约30平米。与北京万达影城里的“苹果”体验店相比，产品自然不够丰富。服务员告诉我，春节期间，专卖店对外营业没几天，但iPad（平板电脑）卖得很火。
不过大年初四、初五，我两度驻足“苹果”店外，发现店内顾客寥寥无几，这与100米开外的肯德基形成了鲜明对比。
“并不是有钱人很多，买iPad的人是拿来送礼的，社会风气不好。”猜疑归猜疑，小郭也没亲眼见到有人拿iPad送礼。在成都工作的表妹和在深圳工作的同学老许，只能客观地把此归结为汉中人“追求更高”。他们说，自从西汉高速（西安至汉中高速公路）2007年建成后，生活在这座被秦岭、大巴山环绕的陕南小城的人们眼界更开阔了，出去做生意的想法更多了，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更高了。
这似乎应了一句老话：要想富，先修路。在春节一次团拜会上，汉中的一位领导表示，汉中真正的大发展是在“十三五”。因为根据“十二五”规划，汉中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现突破。特别在交通上，十天高速（十堰至天水高速公路）、宝汉高速（宝鸡至汉中高速公路）、汉中机场等的全面改造和建设，将使汉中建成连接西北、西南、华中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
也许直到那时，竖在秦岭山坡上的“陕西小江南”名片会传播得更远一些。
“守住这片青山绿水，就是守住了汉中。”该领导这样总结道。
在汉中市的发展规划中，有三个词连在一起概括了这里的基本目标：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宜居城市。
不少汉中本地人即便自己从未去过当地的朱鹮、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但也会对外来旅游者津津乐道。朱鹮、大熊猫，这是我在儿时就知道的身为汉中人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如今在城市对外交往的平台上，它们首当其冲被赋予了重任。
2007年、2008年，朱鹮从汉中洋县朱鹮饲养中心被东渡到日本、韩国，随后，朱鹮黑米酒等农产品远销海内外；
2009年，汉中佛坪自然保护区发现了有科学记载以来世界上发现的第五只棕色大熊猫。随后，前来探访和科考的国外游客、学者更加络绎不绝。
在走向世界的思路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是汉中人牢牢把握住的机遇。虽然人们过马路时，随口吐痰依然是没有改掉的陋习，但提起世界某某地方出现极端天气的消息，汉中人觉得离自己仿佛很远，也知道得意地炫耀一下当地气候的湿润温和。
“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丹江口引水，但水源是咱们汉中的。”在北京水务部门工作汉中老乡自豪地对我说。
但青山绿水和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平衡还在探索中。如今，汉中市区已有8000元一平米的住宅楼销售，而未来三五年间，有预测称汉中房价有望大部分上涨到8000元一平米。诱人的数字下，位于汉台区郊边农地的种田者越来越少，索性围地自建小楼。
以“富裕”两字为目标，人人都不想落后。而根据汉中2010年的统计数据，地方财政收入预计达18.6亿元、增长29.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82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66元，同比均增长18%。
显然，在提高人民整体收入水平方面，汉中的发展既有更多的空间，又要走更长的路。
“等再过一年吧，其他高速修得差不多了，你不一定要在西安转车回北京。可能回家买票也会更方便。”结束假期时，我爸边送我边说。
几步开外，卖饮料的两位大妈闲聊。“现在排骨都涨到一斤26元了。”“好贵啊，比大城市都贵。”
汉中想依托交通布局进一步建成区域物流中心，不知那时会不会有小郭想要的折扣和主妇们想要的低价肉？（感谢叶周军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湖北朴树：朴树村的进口罐头
“三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对韩国人言听计从”——从离开家乡进入东莞工厂的那一刻起，陈骊便被灌输着这样的意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武汉 回家过年的陈骊，强烈要求家里安网线，因为他要看韩国的娱乐新闻和搞笑视频。
1000多元的包年上网费，虽然令妈妈非常心疼，但还是安上了。陈骊喜欢给妹妹介绍韩国的娱乐明星，还时不时秀两句蹩脚的韩语。他想去国外，哪里都行，可也“不想去日韩，最好是社会福利制度很完善、生活很惬意的北欧国家”。
这个29岁的武汉郊区朴树村人，显然对外面的世界有着自己的期待。他目前供职于东莞市长安镇某专门为韩国最大电子厂商“三星”生产手机外壳的台资公司，担任品质工程师。这份工作是他因工伤返家休息半年后，在东莞人才市场耗了一个月才找到的。
“那一个月每逢周六周日就去人才市场，心情的焦急是所有找过工作的人都能体会的。”陈骊略带羞涩地说。相比第一份工作——在无锡工厂流水线上做普通员工的辛苦，坐在电脑前处理文件已经轻松很多了。
陈骊现在的工作环境基本上是封闭的。他每周上班五天，八小时制，中间一个半小时午休，年假5天。“但我们实行的是责任制，无论多晚，一个电话来你都要随叫随到。”所以宿舍就在公司旁边，按照不同级别，住宿条件不同。员工八人一间，储干和初级工程师四人一间，中级工程师两人间，科级干部和领导单人间。
“领导都不做事，混事，有功就是他们的，出事都是下面人的责任。”他抱怨道。
除了少数需要男性的岗位和领导层，工厂普通员工多为女性，90后居多，她们的工作时间比工程师们要长，下班也就是逛逛街或回宿舍。他见得最多的是朝鲜族，“大都来自东北，公司喜欢聘用他们，因为看得懂设计图纸上的韩文。”
“三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对韩国人言听计从”——几乎从进入工厂的那一刻起，陈骊便被灌输着这样的意识，但和大多数工人一样，他有自己的判断：“韩国人非常变态，为了提高效率，让员工站着工作；韩国方面只提供设计图纸，图纸上一旦有问题，我们只能靠自己去修正。”作为原料品质工程师的他说，自己处理的第一批原料来自韩国，但后来为了节约成本和就近处理，来料都本地化了。
公司有一个网吧、一家超市和一家卡拉OK，他从来没去过，每天下班后就回到宿舍，也无非上网、睡觉。
东莞长安镇的构成也像他的生活那样单调，“除了厂就是厂，这里到东莞市中心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到镇中心半个小时。”他不常外出，偶尔周末购置日用生活用品，基本就在镇中心解决，在他眼里，长安镇中心的繁华程度“绝对不亚于武汉市中心”。
像大多数清贫家庭出身的孩子那样，陈骊的每一步路都完全靠自己，再加上性格过于内向，他的人生节奏和积累也要比别人慢一些。环看四周，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29岁的他还是单身。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在东莞安家还是回到家乡武汉蔡甸，他笑称：“我对人生不做计划，我的计划只是什么时候才能赚到人生的第一个50万或100万。”
聊天时，陈骊的妈妈走过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要把心里的障碍打开。”我连忙问：“您觉得他心里的障碍是什么？”“自卑，内向。”他听到后，又是长叹一声。“你找对象的要求很高吗？”“我的要求很高吗？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要求。”反问中他颇有些自嘲和无奈。
陈骊在湖北上的大学，同学大部分留在湖北，有一部分去了南方，后来，连同学聚会也慢慢少了，基本通过电话和网络联系，如果逢某同学结婚或生子或节假日，几个在东莞的同学会聚聚。不富裕的他常常借钱给朋友，但他也说自己没有好朋友。他坦承自己是同学中混得最差的，长叹一声后，说：“我并不难过，有什么难过的，难过就能改变吗？自己慢慢努力呗！”
他说自己跟世界的联系还行，关心和了解国际新闻，能说出最新的时事新闻。他跟世界的联络途径是网络，现在他几乎每天上网看新闻、看股市、看综艺节目。去年4月，陈骊开户炒股，也许，在他看来，实现人生中的50万或者100万，这可能是比较快捷的途径。
这次回家过年，陈骊买了很多韩国进口食物和果汁，被妈妈斥责乱花钱，“一小盒沙丁鱼罐头就几十块钱，我可以买上几条新鲜的鱼。”妈妈嚷嚷着。
而陈骊说，自己至今都没做什么引以为豪的事情，甚至连克服性格缺陷的勇气都没有。“对，我就像缩在壳里的乌龟。”不过，他也在暗暗地努力，例如进入这家公司后努力学习韩语。他说大学学的东西对现在的工作一点帮助都没有，现在会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积累的。他对目前的工作并不满意，因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他打算好好学习英语，以后多用英语聊QQ，找一个使用英语的欧美企业。“欧美企业既正规又守法，福利待遇也好，管理没那么严苛，比较人性化。”他说。
娄底的两张面孔。
湖南娄底：老谢的疑问
埃及发生革命了？是什么原因？美国把航母开到黄海来了，中国为何还要花这么多钱买美国那么多东西？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嘉文发自娄底 朋友的奔驰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不快不慢地行驶，尽管车的性能好，但坐在里面还是感到颠簸得厉害。朋友对此习以为常。他说，等高速公路修好后就好走了。车内放着Lady Gaga的歌曲，或许是音响效果太好，劲爆的鼓点似乎直接落在耳膜上一般，令人有种莫名的冲动。
车头竖立的奔驰标志像是准星一样，在沿途不同的景物上跳跃，时而指向远处泛黄的山头，时而是路边披着厚厚灰尘的民居，时而是远处走来的几个时髦青年。
这里是被誉为湘中明珠的娄底市，相传是天上28个星宿中的“娄星”和“氐星”交相辉映之处而得名。这座城市距离北京约1700公里，距离长沙150公里。这里曾经走出过蜚声海内外的名人，比如清朝重臣曾国藩、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以及辛亥革命的先驱人士陈天华等等。在谷歌地球上细细察看这片土地的城市和农村，有厂房，有高楼，有山有水，尤其是那梯田富有流动感的线条，绝对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然而，这只是历史与时空镜头下的家乡。如果置身其中，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或漫步长满杂草的乡间小道，多年出门在外的我，总会感到几分惆怅和失落。惆怅的，是童年时的青山绿水难觅踪影，泥土的芬芳被工厂刺鼻的烟尘取代。失落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跟发达地区的差距，更是以往淳朴民风的不再，以及陋习的复活。
因为地处内地，经济发展滞后，这里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梦想早已与沿海大城市相捆绑，多数人南下去了广州、深圳，或许成了富士康等工厂中的一员。还有一些，更是远走海外，以劳务派遣的方式输送到非洲、中东，或者一些偏僻岛国上，从事建筑工作。
留守家里的老人兴奋地跟我说，自己的儿子很有出息，被公司派到外国工作去了，听说一个月能赚上万块钱。老人往往说不清楚儿子前往国家的名字。不过，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出国了。
四十出头的老谢，常年在建筑工地上干零活。每年春节，不论工地离家有多远，他都会赶回来，不仅是为了一家团聚，更是为了把两个孩子下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交到妻子手上。
老谢热衷上网和玩手机。闲暇时，他总是在手机上挂着QQ，信息的“滴滴”声不断。他说，工友通过QQ互相拜年，互通外出务工的信息。他也经常告诫自己正上高中的儿子，“上网可以，但不能玩电脑游戏，要在网上找有用的信息。”他家屋顶上装了一口“大锅”，花了一千多块钱，能收到国内外上百个电视台。他知道上面不允许私自安装“大锅”，但还是装了，“山高皇帝远的，政府管不了这么多。”
春节里，天气冷，没有什么事情做，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总比出去打牌赌博好。”他比较喜欢看国外的电视节目，尽管听不懂，但还是能揣摩出个大概意思。他说，电视里放的虽然只是片段，但是能感觉到发达国家比我们要好，不仅人的生活水平高一些，而且“经常看到他们游行示威，但也没看到政府对他们怎么样，政府好像还怕老百姓似的。”
发这样的感慨跟他的上访经历有关。他曾经多次到北京上访，举报村支书霸占村里的煤矿违规生产。但是每次都被人给“押送”回来，还进过一次看守所，被关押了十来天。理由是当地政府认定他非法上访。他对此不屑一顾。“如果问题解决不了，我还得去北京上访。”
听说我是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他表现出了极强的好奇心。“埃及发生革命了？是什么原因，听说是因为政府腐败？”“美国把航母开到黄海来了，中国为何还要花这么多钱买美国那么多东西？”
源自家乡的涟水河，是湘江中游的重要支流，当地因此得名“涟源”，涟源是娄底市下属的县级市，也是省级贫困市。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十多所大中学校搬迁至这里的蓝田镇，一时成为了当时南方的文化教育中心。据说，钱钟书的《围城》就是他在此执教时以蓝田镇为背景创作的。
解放前，涟水河是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我的祖父曾是一位纺织手工业者，那时在蓝田镇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小纺织厂。记得祖父曾说，当时织好的布匹多是通过涟水河运到湘江，再入长江运到武汉、上海等大城市。我小的时候也曾经观看过涟水河上举行的龙舟比赛。不过，现在的涟水河早已成了垃圾河，河道堵滞得厉害。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是着重水利设施建设，家乡人听后十分兴奋，因为他们期盼涟水河能恢复以往的活力。
而一位交通局的负责人告诉我，家乡的交通在未来三年内会发生大变化，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娄新高速、长韶娄高速、沪昆高铁等项目将陆续建成。届时，将与长株湘潭形成“一小时都市圈”，八小时可以到达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你们从北京回来坐高铁也会更便捷了。”
江西九江：那些匆匆的年轻人
在外界疯传世界工厂“用工荒”的今天，我所眼见的家乡青年仍执着地打包行囊，似乎从未想过有其他选择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九江 过完大年初三，我的堂哥权就要离开家，回到他原来打工的城市。
我去送他，他3岁的儿子震震跟在后面哭。小鹏回头望了望震震，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他要赶车。权的父亲冲着他远去的背影骂了一句：你这个当爸的就像在家挂了个号，一年到头也就是打个转。牢骚之后，老爷子去哄小孩了。
我的家乡在赣北农村，村子里几千人中，有一千多人在外务工，其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的年轻人大规模背井离乡，虽然在外挣到钱回来盖新房，但眼见着新房越来越多，年轻人却越来越少。
于是，儿时的伙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聚在一起。在家，除了聊天，就是一起打打麻将。农村确实没有多少可供娱乐的方式，连一个篮球场也没有。
堂哥说，他就像村里的过客一样。
他16岁初中刚毕业时便外出务工，用他的话说，在外工作的经历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他一直在东莞鞋厂打工，工厂换了几个，但工作没变，一直在流水线上。2006年，24岁的他和厂里一位女孩相识并结婚。
2009年，随着东莞鞋厂向内陆转移，他也跟着转移到江西，并在江西赣州的一家鞋厂继续打工。由于有工作经验，他升为组长，月薪达到2500元，包吃住，这在农村受到了族人们的肯定，而他为此付出了十多年时间。
作为同乡的老木则没有这么幸运。七年前老木进了东莞的一家眼镜厂，做眼镜的首道工序——切模。几年来，他的工作一直不变，工资也不见上涨，“每天重复这样的动作其实很枯燥。”老木比划着，就是把一些塑胶放到机器里让电锯锯，“我们厂每个人都做成了熟手，岗位不是经常调动。”
去年，老木的级别从一级普工升到二级，但工资仍徘徊在2000元左右。家里不甚宽裕的他希望复制权那样的结婚路径，“从外面带个女孩子回家”，但一直未能如愿。
临行前，老木的家人希望他呆在农村，因为去年村里种植的棉花籽棉价格最高时冲到了六元每斤，一亩棉花田平均亩产500斤左右，一年种十亩地可以有三万元的收入，不过老木认为这与外面打工仍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农村的收入没有刨除生产资料、劳动力等成本，“明年棉价如何很难说，再说在外已经呆习惯了。”
“等这些年轻人离开，村里又剩下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了，冷冷清清的。”村里的妇女老人在聊天时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但他们并没有透出什么悲伤。
但有人为此感到难过。我的中学教师黄斌回忆说，当年学生退学时往往会把桌子和书一齐搬走，“看着教室里的桌子一张张减少，我的心情忐忑不安。”黄老师说，何况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就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读好书，外面的世界并不如想像中精彩。
已经为人母的娟子正在为自己当年的选择感到后悔。和多数农村女生一样，娟子在初中毕业选择到沿海打工，她先去了广东、再去福建，24岁的时候遇到一个外省的男孩，于是结婚生子，把家又安到了县城。
娟子也还会谈起初中的理想，但她说生活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实现理想的机会，因为她的理想在农村社会反而成了缺点。
而那些原本对打工犹豫不决的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呆在家里是没有出息的”，邻里乡亲这样的聊天刺激他们选择外出务工。
所以，即使在外界疯传世界工厂“用工荒”的今天，我所眼见的家乡青年仍执着地打包行囊，似乎从未想过有其他选择。
但事实也是，农村好像再也回不去了。
小林是村里一位老实本份的青年，他就有这样的感触。在外打工近十年，先到福建，后到浙江。2008年遇到金融危机，他成了几百万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回到家的小林突然发现在家如此不适应，“没有网吧没有商场只有麻将，重要的是同龄人都在外打工，没个伴。”
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福建，重新寻找工作。由于以前一直在工厂，他没有学到什么技术，后来和同乡人在外做装修房子的汽工。
初中学历的小林，每天为揽活奔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世界。他所获得的信息是残缺和不对称的。他希望自己六岁的孩子好好念书，但有时，大学生就业难的消息让他又萌生出“读书无用论”的想法，他甚至对孩子说过，“读书没有用，送你到外面去打工。”但看到村里有学生读书找到了好工作，还开了小车回乡时，他又叮嘱自己的孩子念好书，这是唯一的出路。
小林说，在外十多年，外面的世界与他仍隔着一堵高墙。他说自己并不关注什么新闻，只是提到电视报道里说的“小龙虾中毒事件”，龙虾是他童年最常见的东西，这勾起了他对童年农村的许多回忆。他对我说，这样的快乐是城市无法给予的，但现在也在农村渐渐远去。
不过，无论感到怎样的不适应，小林、老木、还有权，他们都提到自己再过一些年还是要回家的，他们说：“现在在外面呆得很难受，有时会想家，现在怀旧，以后更会想念家乡。”
我的这些朋友们，这辈子他们知道自己不会成为城里人，而落叶归根，陌生的“家”至少还是比城里好一些。
开发区迅猛发展的同时，滨海新区中的老城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天津滨海新区：三个女人的故事
他们记不清从何时起，家乡的名字变成了“滨海新区”，也说不清这个新名称代表着什么，只是生活却在悄悄地改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威威发自天津 辛卯年大年初一夜，站在位于24楼家中的阳台上，面对眼前的万家灯火、满城烟花，我竟突然有一种陌生感。离家多年，间或回乡。来去匆匆间，竟与这个城市擦身而过一个时代。
我启动记忆搜索引擎，开始了故乡游历。从母校到老房子，从公园到街心花园，努力地寻找，却发现与记忆重合的地方是那么少。我拨通了儿时好友的电话，那头熟悉的乡音传来，方觉安心许多。看来，“人是物非”总要比“物是人非”好些。
“走，带你去开发区转转。”之前也来过几次开发区，当时最繁华的是第一到第三大街，三条不长的小街，公司、住宅、酒店、医院、学校、餐饮娱乐，倒也一应俱全，可是到了第四第五大街，就见不到多少住宅和办公楼，只是稀落的几间低矮厂房，天热时连个背阴的地方都很难找。如今，从第一大街一直向北，直通到十五大街，连绵不断的厂房、洋房和高档别墅区在路两边崛起。开发区百强企业旗帜飘扬在高架桥上方，工厂大门前悬挂着各色国旗，一时间，恍若置身联合国会议之地（事实上，200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就选择了位于开发区第五大街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作为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1995年，滨海新区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开发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已有33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落户，投资总额超过150亿美元。以摩托罗拉、雀巢、SEW、诺和诺德等跨国企业为代表，形成了电子通讯、食品、机械、生物医药四大支柱产业。这些企业为居住在滨海新区甚至外省市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服务于开发区，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实现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外资企业需求量最大的岗位之一就是流水线操作工，也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工种。冯萌（化名）就曾经是一个操作女工，只是这个女工身上多少有些传奇色彩。
拜访冯萌，是在大年初八，那天早晨降下了2011年京津地区的第一场雪。冯萌的家位于塘沽老城区一个普通居民区中，开门的是她母亲，一位六十出头的老人。一进门就听到婴儿的咿呀声，寻声而去，看到一位身穿紫红色家居服的女人正抱着婴儿站在窗前赏雪。见我进来，女人微笑地点点头，顺势在孩子脸上亲了一下，然后把孩子交给母亲，招呼我到客厅坐。
坐定，我仔细端详了眼前的这个女人——高大、相貌平平、素颜、蓬松短发、宽松的家居服、略显臃肿的身材。如果不是随后利落干脆的措辞和亲切热情的语气，很难想像她是一位外企白领、三八红旗手、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
选了一个舒服的姿势靠在沙发上，这位“家庭主妇”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初中毕业后放弃就读重点高中的机会，19岁中专毕业，应聘一家法资电力公司的流水线操作工，一干就是5年，业余时间完成了英语大专和本科的课程，并拿到大学英语四级证书。2000年因在公司派对上的英文演说引起了老板注意，擢升为领班，并被派到匈牙利培训。2004年，公司成立了“精益生产”项目小组，她被任命为负责人。在连续经手几个项目后，2008年，32岁的冯萌被提升为主管，率领技术部门进行新生产线的国产化制造，屡次为公司创造佳绩。
冯萌说自己年轻时是个缺乏人生规划的人。如果当初没来外企，不知道现在会做什么。她很感谢命运，感谢发现她潜质的两任法国老板。
其实，这种从操作工到技术部门主管的经历，在外企中也并不多见。冯萌作为项目负责人在法国出差时，她的法国同事听说了她的经历，都很惊讶。法国也有专门的技术学校，但那里毕业的人再努力和卓越也就是在技术方面发展，不太可能进入管理层。
冯萌可能并不是女工的典型代表，但是有她这样实实在在的存在，无数年轻的工人们看到了机械操作外的可能，外国老板们也真正认识了中国工人的另一面。
原先荒芜一片的滩涂如今建起成套的园区设施，而随着各地精英和外国商家专家汇集于此，房地产市场也顺势蓬勃发展起来。
卢晴是一家知名装饰公司的设计师。如果说“干一行爱一行”是工作的最佳状态，那“爱一行干一行”就是享受工作了。卢晴就是后者。春节相聚，互相问候后，她便津津乐道起刚刚接待的一个印度尼西亚客户。为外国客户设计房子，卢晴已不是第一次，可这个印尼客户却让她吃了不少苦头。
客户是被某央企聘请到开发区的印尼专家，卢晴受委托为其设计装修位于开发区的一套150平米的房子。这个印尼人中文说得不错，两人初次沟通很顺利，卢晴根据其要求，设计了一套东南亚风格的家居效果图。可是之后的麻烦就越来越多。先是这个印尼人对类似接线板、电路板等中文名词不理解。后来就经常出差见不到人。工期不能耽误，卢晴就利用晚上时间，通过网络和他沟通。但这个印尼人只会说不会写中文。两人只能用英文书写聊天。英文基础一般的卢晴为了把每一个细节都沟通到位，就不停地翻查词典，耐心解释，经常到凌晨两三点。除此，类似交水电费这样的杂事，她也都为客户代劳了。所幸最后终于一切顺利完成，客户也很满意。
经受了这一番折腾，卢晴觉得语言太重要了，决定过完年就报个外教班，学英语去。她说不管以后会不会再有外国客户上门，不管外国人会不会说中文，她都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流利地用英文与老外沟通。
外国超市、外国服装品牌、老外执教的双语幼儿园和中小学，在滨海新区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即便如此，能有机会和老外直接接触的人还是少数。
一份2008年底的数据显示，滨海新区常住人口达202.88万人，其中大多生活居住在老城区。但全球化的春风在这个海滨小城可是挡也挡不住的，不经意间，它就吹红了你的脸颊。
孙阿姨是我家的邻居，旧房子拆迁，新居仍搬到一起，迄今比邻十余年。印象中孙阿姨是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素颜、干净、利落，清晨会起大早去菜市场，晚上按时回家做饭，闲时也会做做针线，串串门子。循规蹈矩，节俭朴素。她的家也是，从客厅到卧室都是暗沉的褐色调，除了必备的生活用品，找不到任何有情调的装饰品，甚至鲜艳一点的色彩都很少。
春节到孙阿姨家拜年，真是新年新气象。家中不仅添了很多漂亮的小装饰品，还有处处可见颜色艳丽的杯皿器具。问其缘由，才知原来阿姨最近在迷恋韩剧，坐在电脑前一看就是一天。原以为只有少男少女才迷恋的情节竟也还暗藏着中老年拥趸。阿姨滔滔不绝地讲着韩剧中出现的韩国美食和美丽女孩们，幸福的样子不逊于十八九岁的少女。阿姨说她经常照着里面的食品，自制韩国美食，拌饭、大酱汤，也不知道味道正不正宗，好在家人都还喜欢，她就很开心。
孙阿姨说，自己初看韩剧只是因为退休在家无聊，后来越看越入迷：“你看人家韩国家庭里，老人慈祥，子女孝顺，小孩可爱。尤其那些女孩，漂亮温柔，对老人有礼貌，还聪明能干，知书达理的。要是我儿子能找个韩剧里那样的媳妇，那我得多有福气呀，呵呵。”
看到阿姨的笑容，我心里也觉得暖暖的。启程返京，看着车窗外，冬雪还未消融，但阳光却已暖暖地照耀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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