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局当差一年胜过一个州官

　　厘金局这个议事大厅内供着财神，重要节日和重要会议前，由“局长”带全局人员拜祭财神。

□记者 盛夏 文图

引子

清代河南行政区划为九州、八府、103县，军事上另设两镇，卫辉为北镇，南阳为南镇。行政上依序为省道州府县，还有专业道，如盐道、粮道、河道等，属省直派出机构，官员一般为从三品、正四品衔。

赊旗店行政上为南阳府下属南阳县所辖，赊旗店厘金局是专业道，按理长官是从三品或正四品衔，而事实上是正三品委员，“低职高配”。

为什么呢？

一是首任委员桑宝是“中央下派干部”，天子近臣，为正三品，继任者沾桑宝光，都成了正三品；二是因赊旗店太重要，“高配干部”，更能节制地方官员干涉厘务，令其配合收税工作。

赊旗店厘金局，于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二十六挂牌办公。挂牌时，河南巡抚英桂及府县官员均来志贺，一时远近轰动。　

“高配干部”有成效，南阳知府很配合，指派镇衙协助厘金局“理事”，还拨出专款修整厘金局。南阳总兵邱联恩还曾拨出五十名士兵，由百长带领，专司护卫“厘金局长”。这个局属省派总局，统管南阳、裕州（方城）、唐河、桐柏、泌阳周边五县厘金的征收，还在五地设20余处分局分卡，官员及税吏达200余名，是个大单位。

赊旗店能有这个大衙门，概因这里太有钱了。

赊旗店号称“九省要冲”，清乾嘉年间，全镇有72道街，人口13万，有21家骡马店和48家过载行。500多家商号总集百货，“无日不集”。镇内商号货堆如山，日进斗金，人喧马嘶，“十里有声”。

既如此繁华，小地方设大衙门，且实行高配置，是情理之中的事。

赊旗店厘金局设置后，很快有了丰厚回报。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八年三月开征厘金，九个月后，河南三局（另两局是陕州、开封）共上缴厘金6万余两，赊旗店厘金局占了半数3万余两。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其市岁税常巨万”，不是夸张语。

重要节日，厘金局首长带头拜财神

当年的赊旗店厘金局，是啥模样？

社旗县一高退休教师、82岁的杨竣生已在此居住五代，他说：“老辈人讲，厘金局设在中骡店路东，高踞于三尺多高土台上，门口左侧高台立一木旗杆，上挂一条形龙旗，书‘奉旨抽厘’四个字，每日早升旗晚落旗。道台正衙临街门朝西开，面街一排十三间高大楼房，从衙门正门进去，后头是深达五进院落。五进院落后门，开在古镇北瓷器街上。官员们出门骑马坐轿，威风凛凛。”

因时日久远，厘金局五进大院多有毁弃。“社旗县近年修复了中宅院，新开的正门距山陕会馆仅有30米。”社旗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杨银鹏道。

部分修复的厘金局坐西朝东，现有房舍29间，建筑面积380平方米。

厘金局由正院、陪院、侧院组成，内部设文牍处、会计处、庶务处、书记处、巡士处、监印处、开票处等，还有明德堂即财神殿。

赊旗店厘金局人事序列是：一、委员，二、文牍，三、会计，四、庶务，五、书记，六、稽查，七、队长，八、巡士，九、监印，十、写票员。

厘金局一把手叫“委员”，是三品道台；老二文牍（文案）是常务副局长兼秘书长，从五品候补知府衔；老三会计是厘金局财务主管，也是从五品候补知府衔；老四庶务是后勤主管，从六品衔，主管银库及厘银押解及后勤事务。

有收税的就有逃税的，赊旗店厘金局实行逃税五倍重罚，罚款六成归公，四成充赏。“但罚款分配时，委员拿大头，占七成，直接查罚者仅得小头，导致查罚者勾结逃税者，私罚私放，屡禁不止。”赊店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东道。

厘金局官员政绩体现在多收税收好税上，对他们最大的奖励不是发财，而是“转正”。

由于长期卖官，清代各省储备了大批候补官员，厘金局创办后，候补官员都塞进来办差，最多干三年就得走人。“后备干部”们最大的愿望是优先转正任实职。至于对他们的惩罚，有撤差、记过、停委和罚赔等法。

清政府对厘金局有相应的监督体制，比如局里设“税务稽查队”即巡士，头头为从七品衔，他们的职责是盘查来往客商货物，开具验货单，对逃厘客商追罚。但巡士们从验货到放行，十几道手续中，到处都有漏子可钻。

为监督巡士，厘金局里还设有稽查室，负责纪检监察。

作为行政机关，厘金局特殊之处，是它的议事大厅内供着财神。每逢重要节日和重要会议前，由“局长”带全局人员拜祭财神，祈求财神保佑百姓富裕、赋税充足。这个财神殿，悬匾“明德堂”，至今犹存。它议事、供神，也管廉政职业教化。

要钱名目繁多，商民怒砸厘金局

赊旗店厘金局政绩不错，“市岁税常巨万”，但其背后，是镇上商户民怨沸腾，设厘金局的第二年，就酿成商民“怒砸厘金局”事件。

这一事件，史志记载并不详细，只清光绪《南阳县志》有记录：“咸丰九年，赊旗镇委官苛税，商民怒毁厘局，逐委员而置市，知县曹敬生去职。”

当地老百姓说法很多，至今还有歌谣：“啥年月，暴政苛，要钱名目牛毛多。官逼民反不能活，百姓一起吐唾沫。唾沫吐进厘金局，淹死税官一鳖窝。”

老百姓相传，当年商民（其中有许多山陕商人）抬起大圆木，先撞断“奉旨抽厘”大旗，又抬起圆木向大门撞击，大门上两个碗口粗细的门闩都被撞折了，大门洞开。厘金局办事人员被捉住的，都是一顿暴打。暴怒商民还砸烂了很多东西。

事件后果出人意料。“按常规，这种民变都会招来屠杀，可朝廷以保税保饷为重，安抚商民，驱逐了知县与委员，并对厘金征收制度进行改革，采用包税制，由山陕同乡会总代理，向各商户按定额征收后，将一部分按厘金局所定额度交付厘局，盈余部分逐年积存，投入山陕会馆建设。”杨银鹏道。

社旗山陕会馆内，有一通《重兴山陕会馆碑记》，记载了自咸丰九年到民国十二年64年间，厘金局在上交朝廷包税厘金外，盈余厘金还有“七万二千八百五十八两”。这笔钱数不算小，都捐给会馆的重修工程。

民国初年，赊旗店厘金局改称“南泌方统税征收局”，山西望族宋万青任局长。1931年，民国政府裁撤厘金，改征统税和营业税，赊旗店厘金局走完了它74年历程。

“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

清代厘金制虽暂缓了清政府财政军事危机，但厘捐过于繁重，既阻碍商品流通，又抑制生产发展，最终也未能挽救清代灭亡命运。

厘捐到底多繁重？近代学者王振先在《中国厘金问题》举例道：“……江苏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运河上流宿迁县至镇江，其间距离仅六百里，厘局及常关之数，达十有九。又由河南省卫辉府经卫河输送货物于天津，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沿途纳税须十余次。其烦苛可想……所谓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

近代学者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中分析，厘金推广后，列强为利于洋货在内地销售，在《天津条约》中规定了子口税制度，洋货进入内地交纳子口税后，不再另纳厘金，这使中国工商业处于十分不利地位。厘金制度不但殃民，而且也是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项恶政。

厘金作为“恶税”，主要有两方面弊端，一是税收本身的弊端，二是征收中的弊端。

税收本身弊端是厘金过重，增加了商品成本，使物价过高，阻断本国商品销路，使外国货物乘虚而入。征收中的弊端是，征收中关卡留难，虚耗商本，“商人不能预料厘金的多寡，绝不敢避熟就生，开辟新市场，造成了本国产业衰败”。

厘金征收中的弊端，还表现在这一机构贪贿盛行，大小官吏都像厘金局大门匾额上的“贪”一般，欲火熊熊。

清末，各省厘金征收人员待遇并不丰厚，“CPI”高时，甚至难维持生活。据《中国厘金史》记载：“委员最高月薪为50~60两，司事最高月薪难超15两，巡丁难超6两。”

待遇不高，但它仍是“美差”、“肥差”，为什么呢？

因为厘金“水太深”，工资不高福利好，灰色收入数倍于正俸。据说清代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三五千金至万金不等，当时正七品知县年俸银仅36两。因此，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厘金自诞生之初便饱受诟病，后被专家称为中国“三大恶税”之一（另两税是盐税、资本税）。但从大历史观来看，正如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中所讲：“厘金的推广和延续，不仅是清朝财政需要，还有重农抑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支撑，它对于近代财政结构和税制演变影响深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