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无情检察官为死犯求情 变身“牧师”救赎心灵

核心提示：辛苦工作大半年，年过半百的农民工却连回家给老父亲送葬的钱都拿不到。绝望之下，他采取了最极端的做法--抱住包工头点燃汽油，欲同归于尽。广州女检察官杨斌再次为犯人求情。她认为，虽然高玉山的行为构成犯罪，应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他讨薪无果，投诉无门，只能用躯体去抗争厄运，这才是本案的悲剧所在。而这位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曾多次为犯人求情卷入舆论漩涡。

凤凰卫视4月19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2010年3月3日，广州某工地发生一起恶性伤人案件，53岁的民工高玉山用汽油将自己点燃随即死死抱住包工头黄某，导致黄某全身百分之八十的面积二度烧伤。负责本案的广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杨斌在医院提审了高玉山。

杨斌：他说我活不下去了，工头的命比我值钱我跟他同归于尽。这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沉重和悲哀。

解说：提审结束后杨斌再一次仔细阅读了卷宗，案发前黄某已拖欠高玉山八个月的工钱，高玉山多次讨要未果，向相关部门多次投诉依然未果。2010年的春节高玉山两手空空老父病故都无钱返乡发送，在3月3日的最后一次讨要中，绝望的高玉山已经事先准备好了汽油，在黄某再一次拒绝并对其辱骂殴打时实施了抱住对方自焚的犯罪行为。

杨斌：这个案子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纠结，从法律层面上来说53岁的这个老头，他肯定是被告人，他肯定是构成了犯罪，这个被害人他肯定是一个弱者，他被差一点剥夺了生命。但是从社会层面来说，大家可能都普通认为这个老头才是真正的弱者。就是说我是一个最底层的人，然后我辛辛苦苦的我的劳动所得都得不到，他当时的这种愤怒，用他的这种躯体来抗争，就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就说我是被忽略的这一个人，那么我就以死来证明我的存在。

所以我当时发表意见我就说这才是本案的悲剧所在，3月1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高玉山提起公诉，但在法庭上检察官的杨斌的一翻公诉词却震惊四座。

农民工：工头的命比我值钱我跟他同归于尽

杨斌：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犯罪，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被害人的这种无故拖欠工钱的行为他是有明显过错的，他对引发本案是负有直接责任的，所以我当时也是提请法庭对这个被告人酌情从轻判决。

陈晓楠：2010年3月“女检察官为被告求情”、“女检察官再为被告求情”这样的一类新闻标题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蔓延开来。因为在我们既往的印象当中，检察官是肩负国家公器，因其庄严使命而颇具神秘感的一群人，除了个别的先进典型，他们很少以个人形象见诸报端。而他们的一言一行会见诸神圣的法律公文，但是却很少能够成为坊间热议甚至是大大争议的焦点话题。而恰就是这个杨斌却一而再在而三的献身于舆论的漩涡当中。

其实早在2005年杨斌就出了名，她曾经当庭为一名溺死自己女儿引起很大公愤的女犯“求情”，从而引发了舆论哗然。因为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当中，检察官的职责就是起诉罪犯，他们和被告之间应该是一种视同水火的天敌关系，为被告求情，应该是辩护律师才应该做的事吗。所以有人担忧杨斌是人情介入法律，这会影响法律的公正。还有人指出说杨斌的行为是越俎代庖，颠覆了法律的程序，一时间众说纷纭。

男：你头顶着国徽代表着国家，对于有罪的人行使公诉权的时候你却对他求情，这是不是有违职业道德？

男：她作为一个检察官她居然在法庭上替罪犯去求情，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辩护律师就已经可以取消的了。

杨斌：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懂法，我认为，包括哪天辩论的那些观点我认为是很浅薄的，它只看到法律的表象，没看到法律的本质。

陈晓楠：就是实际上替被告“求情”也是公诉人的（职责）？

杨斌：其实我觉得这是媒体用的一个词，使用了这个字眼，然后上人们觉得好像就是说有失公正。公诉人在法庭他要发表对被告人量刑的建议，这个量刑的建议不仅仅包括从重的，也包括从轻的，这个完全就是公诉人的职责，只是他们感到害怕的是我使用的太感性的语言而已。

检察官为溺女母亲求情引发轩然大波

解说：2005年7月20日，在广州闷热的夏夜里，一个名叫周模英的母亲将自己九个月大的女儿溺死在这条河中。作案后，周模英并没有逃跑，警察第二天到来时她便投案认罪。时任广州检察院公诉人的杨斌接手这个案件。

杨斌：周模英的溺婴的这种行为，应该说是违反了人伦天理，全世界的人都是被害人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骂她，痛恨她，所以这也是我本能的第一的本能的知觉的反应。

陈晓楠：就很愤怒。

杨斌：愤怒，就没人性，禽兽不如。

解说：随后杨斌来的看守所提审周模英，在心理，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堆质问甚至咒骂的话语。

杨斌：当时我就抱着这个心态，我说我一定要去狠狠地骂她一顿，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提审的过程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我并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这么一个丧失人性的歹毒的然后满脸横肉的，就是我想象她应该是这样一个悍妇，但是我没有看到想象中的这样一个人，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身上蕴含着深切的痛苦、苦难和绝望还有非常深的忏悔的这样一个母亲。

我就问她，我说你女儿乖不乖，她说乖。我说你女儿漂不漂亮，漂亮。我说你女儿这么漂亮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她就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不配做母亲，我没有脸见我的孩子，判我死刑吧，她就这样说。

陈晓楠：已经悔恨得不行，已经不想活的一个人了。

杨斌：对对，我们都会很愤怒，然后都会说没人性禽兽不如，虎毒不食子。但是那一次提审使我意识到她也是一个人，她跟我一样是一个母亲，她也是爱自己孩子的。

陈晓楠：就是这背后一定有一些原因，有一些故事。

杨斌：对，每一位母亲都不会去伤害自己的孩子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必须去问，问自己为什么，也要问她为什么，我必须去探究这个案子背后的原因和背景，我必须走进她的内心。

解说：杨斌试图走进周模英的内心，试图去了解在犯罪之前这位母亲都经历了些什么。她跳开卷宗，亲身来到天河区的城中村，在狭小的出租房里感受生存在这里的人们的艰辛。周模英和丈夫都来自江西农村，为承担家中的贫穷和债务一家五口来广州打工。丈夫早出晚归，周模英一人照料三个儿女。沉重的生活和木讷的个性使丈夫对她没有任何交流和关爱。

这时小女儿又生病了花掉了很多钱，几次医治却都不见好转，整夜苦闹，渐渐衰弱。杨斌想象着7月20日那个凌晨，整夜不眠的周模英抱着女儿来到河边时那无尽的彷徨无助直至冰冷绝望。

陈晓楠：你能够理解她最后那一刻的那种绝望感，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那种特别不理性的那种冲动？

杨斌：我刚开始不理解，但是后来我理解了。

陈晓楠：人有的时候就是在某一刻可能就是。

杨斌：一念之间，真的是这样的，一念之间使得她在瞬间丧失了人性。然后呢，悔恨，撕咬着她这种天性尚存的心灵。我办很多案子的时候我都经常会问自己，如果我像他们一样不幸出生在中国一个边远的农村，然后我不幸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然后我有一对愚昧的父母，我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城市，我是不是会比他们更幸运更坚强更理性。当我面临和他们一样困境的时候，我是不是会比他们作出更好的选择，我经常会问自己，但是我永远都不能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鄙视他们。

解说：在此期间杨斌又走访了周模英的家人，见到了她的丈夫和两岁的儿子。

杨斌：我觉得他丈夫确实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而且非常木讷的，太疏于表达情感了，感觉到从他那里得不到温暖的那种感觉。所以印证了我的这种感受，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抱着她这个孩子，就母性的本能吧，就觉得这孩子没有妈妈了，心里面有一种本能的非常的怜爱他。这个孩子他就是说任你抱，他也不说话，然后你怎么逗他他都没有表情，这个孩子让我心里面感到有一种哀伤的感觉。

没有母亲照料的孩子他才会这样，所以当时我见到他们之后，应该就是那一天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下定了决心我在法庭上应该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倾向性。

解说：2005年12月7日周模英杀女案正式开庭，作为检察官杨斌在公诉词中提请法官，在法律范围内对被告从轻判决。当时的杨斌绝想不到正是这份公诉词，却在法庭之外引起了轩然大波。

解说：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原因和背景。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挣扎在社会地层，为整存而苦苦呻吟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和命运，这也是法律应有的良知。

2005年末轰动广州的亲母杀女案正式开庭，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杨斌却在公诉词的结尾说出以上一段话，并提请法官酌情轻判被告。庭审第二天各大媒体便纷纷报道，其中多为质疑反对之声。

杨斌：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愤怒的发泄，我觉得那个时候所有的报道和评论。

陈晓楠：就是说周模英罪不可恕，但是还有人，尤其是公诉人的身份来替她讲情。你当时会对自己有一些怀疑吗？

杨斌：困惑过，然后痛苦过，我只是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质疑。

解说：庭审结束，周模英最终被定罪为有期徒刑6年。就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杨斌为被告陈情超越了职责范围之时，她却作出了更令人惊讶的举动。周模英入狱后，杨斌不但给她写信，并且亲自前往探视。

杨斌：鼓励她好好的改造，然后争取早日的出来，因为她文盲来的，我说你在里面你一天一个字你都不得了，你出来，你要给我读报纸听。

陈晓楠：就是你当时觉得去监狱去看她，包括后面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是一个额外的好心人去做的事情。

杨斌：对。

陈晓楠：而是依然是作为一个公诉人。

杨斌：对，还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刚说了，我的身份对于我来说它意味着两个字责任。她遇见了我，我看见了她，我看见了我就能视而不见。我的内心它有一个声音，它在催促我，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我的经历决定了我的内心，它会有这种情感，而我跳动的这颗心它会告诉我，你要去多做一点。

解说：杨斌原本是一个与法律毫无关联的人，1992年大学政治理论专业毕业后，她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只身南下，想在广东寻找创业的天地。

杨斌：九十年代初所有的车都像那个运货车一样，就是你要爬窗子，跳窗子上下车，包括晚上，就是半夜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广场，蹲在那儿睡，合一眼，然后第二天上午去找工作这样，这种经历我也有过。

解说：费尽周折，杨斌终于在广州附近的花都市找到一家工厂，她马上返回老家和母校办理各种转派手续。从湖南到广东这样来回奔波了很多次，然后终于到广东的时候那个厂就突然说不要我了，我记得我当时就在那个经委的办公室在那里哭，然后当时一个扫地的，就是经委扫地的阿姨，她看见我就觉得特别同情，然后领着我到她家里去吃了一顿饭。

陈晓楠：你现在还记得她。

杨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顿饭。

“最冷酷无情”的检察官

解说：在年轻的杨斌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有两个善良的人帮助了她，一位是那位扫地的阿姨，另一位是华都市人事局的局长。他安慰杨斌，并把她介绍到正在招聘文字抄写员的花都市检察院，杨斌的工作得以解决，她也至此与法律结缘。在花都市检察院杨斌格外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工作，作为法律门外汉的她刻苦研读法律书籍，终于在1998年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公诉人。此后，杨斌更是玩命工作连年都是起诉人数最多，结案率最高的先进典型，很多被告家属和同事私下里都说她是“最冷酷无情”的检察官。

杨斌：那个时候觉得世界好像就是非善即恶，非此即彼，觉得这种犯罪分子特别可恶，觉得自己特别正义特别正气，就是这样的。

陈晓楠：那时候的职业成就感来自于什么？

杨斌：我们那个时候的总结都是说我今年起诉了多少宗多少人，某某某某案，被告人怎么怎么样，经过我的那个，然后让他绳之于法，让他接受法律的惩罚。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写工作总结，或者说让自己感到骄傲的都是这些东西。

解说：就在杨斌像一个“正义”的检察官，大步迈进的时候，大概10年前的一个夏天，一件小事的发生却触动了她的内心，让前方的道路悄悄发生了改变。

杨斌：我记得天天气特别炎热，下午的时候，这个老头他就敲门进来，衬衣也都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然后他从皱巴巴的包里面拿了两张小学生作业纸写的诉状递给我。我当时看了一下，我就跟他说我们这里只收复印件，我们不收原件的。哎呀，这么热的天上哪儿去复印啊，这附近有没有复印店。当时正午过后太阳特别特别烈，广东这个夏天的阳光确实是很毒的，我也觉得挺为难他的，但是我也没有多想，我就说你要复印的话要回老城区复印，这里没有复印店的。

然后他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我感觉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他走了之后我就老觉得有点不对头，我觉得不知道心里难受还是怎么样，时间好像在那一刻好像是停止了，这种感受很独特。然后我就猛然想起什么一样，我就跑出去追他，他当时已经准备下楼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人家你等一下我帮你复印，他当时就立马在那里哭的啊，就是说，几十岁的老人他在那里哭的像个孩子一样。

他就说他儿子在这边打工突然就给出车祸死了，他从山东老家过来料理儿子的后事，要求肇事者赔钱，托人写这份诉状，反正我当时特别特别震撼，他的这种无助和这种悲伤，为了两张纸，他要往返的这样奔波。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我不能够去感受这些东西，忽略了这个老人的这种感受，为什么我在之前会那么冷漠。

陈晓楠：十年前的杨斌是业界工人的女强人，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检察官新星，在干净利落的解决一个又一个案子的同时，她的心理充满了成就感，充满了正义感。可是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位老人在走廊当中哭泣的那一刻，杨斌说她一下子好像看到了年轻的自己，那个同样也曾经在走廊的尽头无助哭泣的女大学生。当然，他还看到了那个绝望当中给过她温暖的扫地的阿姨。

杨斌说好像是在那一时刻，她才深切的体会到了一个人尤其是自己这样一个肩负权力的公职人员有时候一份轻微的举手之劳或许就能改变一个无助者整个的人生。杨斌说她是从那一时刻开始反思的，她在反思自己过许所秉承的那种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正义背后，是不是忽视了一些东西呢，忽视了一些无奈而惨痛的一个个鲜活具体而微的个体命运呢？而这一个个个体，不仅仅包括了原告，同样也包括了被告。

解说：2010年的一天，一位刚从某监狱公干归来的同事向杨斌转达了一个犯人的问候。

杨斌：这个被告人就说杨检察官我还记得她，就是说非常感谢她，他说她非常的正直，而且提审的时候抽了她很多烟，非常平等的来对待我。

陈晓楠：你还给他准备了烟？

杨斌：我的提审包里面从来都有烟和打火机，我办案这么多年我每次去提审，我的包里面一直到现在都有，我的被告人要抽烟的话，这个要求从来都是满足他的。

解说：仔细回想杨斌才回忆起这名犯人，那只是她经办的很普通的一起贩毒案。被告最终被判处死缓，但对于这位亲手将自己送进监狱的检察官却丝毫没有怨恨。

杨斌：这儿多年，这个被告人他还能够惦记着我，我觉得我也挺高兴的，我也希望我的案子都能够有这种效果，尽量的让这个被告人在认罪伏法的时候能够减少与家庭与社会与政府与法律的对抗。

解说：这份来自多年前的一个被告的问候，让杨斌回味了很久，但同时她又回忆起令一个被告的眼神，那眼神里却满是仇恨。几年前杨斌经办了一起杀人案，犯罪事实简单清楚，但被告却始终拒不认罪。他就一直狡辩，他说他拿刀出来他并不是想杀这个被害人，只是想吓唬他，然后双方在抢刀的过程当中，他的刀不小心碰到了这个被害人，很无聊的这样的。

这种认罪态度的被告人我就很不喜欢，提审完了他就朝我跪下了，他说检察官请你开庭的时候帮我说说好话这样的，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而周模英跟他相比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就是说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担当，他后来是判了死刑，去到现场给他验明正身，然后他突然盯着我，他说我记住你了。我当时我也是没遇到这种事情，我愣了一下，然后我跟他说，我也记住你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我想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但是我事后过了好久我再回想起这个画面，更多的还是感受到一种悲悯，就是说上刑场了，他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和救赎，他是带着仇恨去走像刑场的。

杨斌：惩罚只是一个手段 挽救才是作用

陈晓楠：所谓灵魂的救赎在他最后这样的一刻的灵魂救赎，其实有的人觉得，这是应该牧师做的事，神父去做的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要由公诉人去做的事情。

杨斌：怎么会不是我的事，我只是做的更深入一点而已，如果没有真正的打动他的话，他甚至会恨你，会恨这个法律他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陈晓楠：在惩罚之外，法律还应该有拯救的作用。

杨斌：惩罚只是一个手段，挽救才是作用，惩处他的时候同时要让他看到希望，不是让他看到这种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是看到走向重生的这种道路。

解说：十二年的检察官生涯，杨斌的办案风格渐渐由初期的雷厉风行铁面无私转化为注重细节，关注案件的社会背景以及当事人的情感与命运。2004年，在基层工作出色的杨斌由花都上调至广州市检察院，到任不久她就接手了周模英溺女案，而她在本案中为被告陈情的做法，马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男：那我们就得出一个很怪的逻辑。

男：杨检察官，她的选择。

男：她更适合去当一个牧师，而不适合当检察官。

男：这种做法是在挑战现有的诉讼制度。

杨斌：我觉得法律人在审判别人的时候首先要审判自己，你去苛求别人，你去要求他有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应该问自己你能不能做到。在35岁那一年，我是办了周模英这个案子之后，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律人，让我明白这个法律它终极的价值和意义。

陈晓楠：你现在觉得法律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杨斌：为了人，如果我们离开了人之生存人之发展人之幸福，我们怎么去奢谈法律存在的价值，我们又如何得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解说：面对争议杨斌显现出她强硬的一面，毫不动摇并继续深入到本案中去，她不但鼓励狱中的周模英早日出狱，还多次远赴江西，前往周模英的家乡解决其家庭的实际困难。每年暑假她都把周模英的一双儿女接到广州在自己家中度过。

杨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是回来的比较晚，我在外面敲门，他（周模英儿子）就从房间里面主动的跑过来，就抢着来给我开门。当时三个孩子嘛，我儿子也在。非常高兴的，兴高采烈的，他说阿姨我们在吹泡泡这样的。当时我觉得特别欣慰，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惊喜。

陈晓楠：他终于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的样子了。

杨斌：对，慢慢慢慢地他打开了自己的心扉，我不希望他像他父亲一样，不要把自己的内心太封闭了。

解说：2010年末服刑期满的周模英出狱，她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广州看望杨斌。

杨斌：你已经是赎了罪了，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你了，真的是那样的。

解说：12月25日圣诞节杨斌把周模英带到六年前她自己溺死自己小女儿的那条河边。

陈晓楠：杨斌最初和我们见面的时候穿着一身的检察官制服，身材高挑特别干练。虽然她很热情很随和，可是我们总还是觉得有点怒自威风的架式，让人总会觉得有点肃然起敬。而当她脱下制服，换上便装的时候，其实眼前就是一个特别时尚特别爱美的女孩，好像是个邻家的姑娘。几个小时的聊天，在杨斌的回忆当中，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而是一个迷茫青涩的女大学生，时而是一个雷厉风行被称作是“最冷酷无情”的检察官，时而又是一个因为工作压力大每天下班会在自家楼下哭一阵才上楼的那个平凡而脆弱的女人。

了解杨斌其实我们也更明白了她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符号，没办法用“正义”或“罪恶”这样简单的词来概括，不管他是个检察官还是个被告。

杨斌：我们为什么在信仰法律的时候还要信仰爱，在恪守法律准则的时候还要恪守爱的准则。是因为法律它不是万能的，法律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作为法律人经常会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沉重，因为我们的责任太重大，我们能力太卑微。好在如果我们心中还有爱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使这个法律表象背后的这种热的本质把它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