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村民 我的地我做主

　　村民贾素清在自家草莓地里给采摘的游客称重量。瓦窑村村民土地是否流转，村民自己说了算。本报记者 秦斌 摄

　　瓦窑村村民集中居住的田园诗驿小区，土地流转的村民从老屋搬入等面积的楼房，还可拿到相应补偿。本报记者 秦斌 摄

【规划摘要】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认真总结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验，积极探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新途径。

●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调整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一个村

住了一辈子泥坯房的冯思江，在64岁这年住进三室两厅的楼房。

他用几间泥坯房，换了3套共200多平米的新房。家里8亩田地，租给了一家投资乡村旅游的企业。如今，全家不用种地，每年坐收等价于8000斤大米的租金……

成都双流县瓦窑村，有700多户人遭遇了跟老冯一样的“幸福穿越”。

一场旨在还权于民的改革，正以“统筹城乡”之名在成都大范围展开。

【村庄档案】

瓦窑村

隶属成都双流县兴隆镇，地处丘区的普通小村。全村700多户村民，曾是双流县贫困村。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成都市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2008年3月，瓦窑村率先开始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早上7点，老冯就起床。

搬进楼房两年，他还是保持着过去住在山里的习惯。

山里的老屋，墙都是土坯堆起来的。他家三代八口人挤在几间土坯房里，进门不低头就会撞上。

“草房、泥坯房，不仅低矮潮湿，甚至人畜同住。”

2月26日，瓦窑村村支书唐朝阳说，过去的瓦窑村是双流县的贫困村。

农村改革“听农民的”

2008年，冯家老屋所在的土地，被一家企业征走。按照协议，对方按老屋面积给冯家4套楼房。

土地被征或被租走的农民统一安置居住进小区，是双流县城乡统筹“三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之一。

冯家的8亩土地，也租给该企业。双方约定，每亩地每年的租金要能买回1000斤大米。

在以前，冯家的8亩地种水稻、玉米等，一年收成几千元。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剩下老冯夫妇种地，“种一年地，只能混个肚子饱。”老冯说。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成都市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当时成都从中央获得的政策口径是：可以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难题探路。何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怎么综合配套？怎么改？当时并不清楚。

2月27日，双流县统筹委副主任余让华回忆，最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机关办公室想几天几夜，我们都想不明白的事情，农民一袋烟的工夫就搞好了。没办法，问农民，你们最想从哪里改。”余让华说，农民想怎么改，最有效。

承包权限“长久不变”

刚从地里干活归来的瓦窑村村民，面对“你们最想改什么”一点也不含糊：要确认我种的这块地归我处置，别人不能代我决定。

确权是迈出的第一步。

按成都官方的总结，所谓确权是指明确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对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房屋、林权等的物权关系。确权后，相关土地的权证会发给村、组等集体经济组织，而使用权证要发到每一家农户。

“红本”在手，村民们觉得自己成了“地主”：土地或租或种，都随自己。

很快，“玫瑰天堂”、“锦绣城”等投资乡村旅游的企业来租地。

企业老板担忧：国家上一轮的土地承包是1998年开始的，经营权只有30年，2028年到期。企业总投资额15亿，第16年才进入赢利期，剩下只两三年赚钱时间。

农民也担心，“跟别人签了合同，但政府要是把土地收走了怎么办？”

2009年5月，瓦窑村一组的村民以按手印的方式，决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由以前规定的30年改为“长久不变”。

如今，那张盖满红手印的纸条，和当年小岗村的那张一样，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合同顺利签下来，2010年，瓦窑村一组的村民们拿到当年租金60万元。

在双流县统筹委副主任余让华看来，瓦窑村首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是双流城乡统筹改革试验中最大创新。

村民可自由租地，如何保护耕地？成都实行“耕地保护基金制度”，靠补贴农民鼓励保护耕地、不抛荒、不用于非农用途。

“我的地盘我做主”

2008年，名叫“玫瑰花园”的企业租下瓦窑村近2000亩地（包括宅基地），村民们相继搬离老屋，住进安置小区。

村民刘政不愿意。

他认为乡村游一旦形成规模，用自家房屋和土地开农家乐，赚钱要比把地出租多。

村干部做工作，刘政的父亲也出面，“我都70多岁了，听了一辈子组织上的话，到老整成顽固派，简直要不得。”

2010年12月，手持大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指着上面的国徽，刘政对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说：“这个就是我的，你来找我，我拿这个给你看，你不要打倒我，你打倒的是这个。”

“我的地盘我做主”，在瓦窑村并不是特例。

徐万良是现在瓦窑村为数不多的种地村民。

他家原有3.5亩地，留下1亩好地自种，剩下的2.5亩地都租给企业，收取租金。

一亩好地在直通成都的东山快速公路边，从成都市区开车到草莓园，只要一小时。

瓦窑村像这样的草莓地有近80亩，企业很想租下来。

村民们不同意，企业和村干部都没办法，只能把村民愿意出租的地租走。

对此，成都市统筹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屈松曾总结出一副对联：“确权颁证是政府责任，必须；产权流转是市场行为，自愿。横批：还权赋能。”

议事会“村民说了算”

瓦窑村村委会，除村两委的牌子，还挂了一块村民议事会的牌子。

“过去，村里的事都是村干部当家，现在不行了。”唐朝阳说，土地和房产确权后，农民自己说了算。

瓦窑村各组以15户为一个单位，推举出一个代表，组成议事会决定各组事情。每组推荐两三人组成村议事会决定村里的事，村干部不能担任议事员，只是召集人。

“开始我们叫议会，负责人叫议长。后来上面的领导说不能这么叫，这是西方的叫法，于是改叫议事会。”议事会成员牟洪忠说。

“每个议事员，都代表自己那15户的利益，当然会尽力为自己争利益。”牟洪忠说，讨论激烈时就是对骂。

与企业租地谈判，也是村议事员去，各级政府只做服务工作。

村议事员牟洪忠回忆，谈判前村民已测算过，“但谈判肯定争取多要一点”。

最开始，议事员提出的租金是每年一千四五百斤大米。

企业嫌租金太高，不答应。议事员们商量决定让步，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意见：1000斤大米。

每年的米价如何确定？

2010年9月，租地企业负责人和议事员们考察3家市场米价，取中间价1.7元作为标准，定下当年租金是每人1700元。

米价每年波动怎么办？

再次与企业谈判的结果是：租金金额不固定，随着米价的涨跌而浮动。

“和城里人还有差距”

手里有了钱，搬进楼房后，村民们买了冰箱、电视等新家电，小区也通了水电气，“这种生活跟城里没什么两样。”村民冯思江说，不少村民还购买了社保。

2月25日，瓦窑村集中安置的田园诗驿小区里的茶馆和麻将馆，十分热闹。

看到记者拍照，喝茶打牌的村民笑着说，“不要拍，登出去上头的人会说我们懒。”

这些村民大多是五六十岁，土地流转出去后，他们无地可种了，“过去种地种到七八十岁，现在五六十岁就没地种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只能混时间。”

该小区里的麻将馆有20多家，都很红火。

村支书唐朝阳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不是有了钱就什么都有了。”在他看来，瓦窑村还没有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在瓦窑村村民养老保险、医疗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和城里人还是有差距”。

【幸福观】

幸福是什么？

以前我们家住的是草坯房，现在住进了楼房，家里有冰箱、有电视、有洗衣机，小区里水电气也都通了，我们衣食无忧，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大的幸福。生活好、收入增加、居住生活条件改善，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愿望。

未来五年的幸福愿景和规划？

现在那些拆迁占地村民的养老问题都已经在企业、政府的帮助下解决了，但我们土地流转的村民养老问题还没有解决，能不能通过政府出一点儿，我们自己添补一点儿把养老的问题解决了，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瓦窑村村民冯思江

【专家解读】

着力破解“三农难题”

解读人：张红宇（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

张红宇认为，成都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通过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和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着力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和“三农”难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2002年的2.66∶1，缩小到2.62∶1。

张红宇结合成都实践，对各地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建议，应当高度关注四大问题：一是充分发挥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二是应当顺应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三是充分考虑统筹城乡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四是一定要重视区域性。　

统筹城乡防大拆大建

解读人：陈锡文（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的前一天，陈锡文还带领着中农办调研组到成都市调研，他们关注的对象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成都和重庆是城乡统筹的试点，陆续出台的政策很多，其中不乏“社保换户口、宅基地换房”等政策。

陈锡文认为，目前中国已有很多农民在城里，不用出台政策让农民到城里去，而是城市首先要做好准备。城市需要算清一笔账，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有多少房子、社会保障能否享受平等待遇等等，“不能不算账就拍脑袋，那怎么行？”

“我赞成农民进城，就怕利用这个机会，地方政府去收农民的地，收农民的房子，那当然也会变成大拆大建。”陈锡文说，让农民进城，他就去拆人家的房子，这种行为明显与政策违背。　

10-11版采写/本报记者 褚朝新 涂重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