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常情”与“官之常情”不同当认清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要有正确的人情观，不能为亲情所累、为私情所累、为人情所累。”日前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在省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上，这样告诫他的同僚们。他进一步说，讲人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但讲什么情、怎么讲情？人情的表达都要合法合规合纪，情不可越法、情不可越规、情不可越纪、情不可越德。（12月21日《人民日报》）

诚如栗战书所说，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但鉴于领导干部的官员身份，我更愿意把官员的“人之常情”称为“官之常情”。做出这种类型划分之后，有一个问题呼之欲出：“人之常情”与“官之常情”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两者有着怎样的不同？

通常，“人之常情”就是普通人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及人际交往中的情感表达。比如一个人工作中挣钱想挣得多一些，生活中能享受一些，亲戚朋友乃至熟人之间的关系紧密一些，这些都可归入“人之常情”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的社会可能就是由这些“人之常情”维系着。

但如果用“人之常情”代替“官之常情”，模糊“人之常情”与“官之常情”的界限，可能就会有问题：它把社会普通人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转化成了官员个人对物质和享受的追求；它把社会普通人之间的情感表达带进公共权力的行使与运作中，从而带来权力施政的偏差甚至不正当。就在这样的转化和模糊中，前者导致官员的欲壑难平，走向贪腐的深渊；后者导致权力运行漠视人民的意愿、违背人民的意志。

如果用数学上的集合概念来审视，“人之常情”与“官之常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集合。它们之间确有“交集”——相同的部分，这也是官员一直强调的“领导干部也是人”。但在我看来，社会转型时期，一种全新的官场伦理尚未真正成型，我们更应该关注和强调两者之间的不同——个人需求的不同，情感表达的不同，地位责任的不同。这些不同，源于官员执掌公共权力的行使，掌控公共资源的分配。

从不断爆出的落马官员的人生轨迹看，正是他们有意无意忽略了这种不同，注定了他们为亲情所累、为私情所累、为人情所累，甚至为亲情所害、为私情所害、为人情所害的结局。而要做到“官之常情”不越法、不越规、不越纪、不越德，官员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对“人之常情”与“官之常情”不同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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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