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南方日报从光复中路48号出发
61年前的一个拂晓,在南下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一份新生的报纸,从广州光复中路48号出发,迎着黎明走向新生广东的城乡,明天,这份报纸将迎来61岁生日———它就是先后作为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
在光复中路48号,南方报人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正是在这里,南方日报发出最初的激荡新声:“本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华南人民意志的传达者。除了中国人民和华南人民的利益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利益……”
南方故事
三路大军会师广州创办南方日报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热血澎湃的年代。经过百余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一时间,南国沸腾。但稍有遗憾的是,在广东还没有一份主流报纸来记录这一伟大时刻。
《暂别了,亲爱的读者!》,1949年10月15日,《华商报》代总编辑、27岁的杨奇用这篇终刊词告别香港,奔向广州创办《南方日报》。与杨奇等《华商报》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广州创办南方日报的还有游击区新闻工作者及南下新闻干部。
1949年10月20日,会集在光复中路48号的南方日报创办人员商定:“广州解放已经6天了,南方日报必须在23日创刊。”经过两天紧张的筹备,10月23日拂晓,新生的南方日报带着油墨纸香,进入新生的广东城乡。
报名差点定为《珠海日报》
在《粤港飞鸿踏雪泥》的回忆文章中,杨奇对创办《南方日报》的那段激情岁月依然历历在目。
1949年7月,中共香港工委给当时香港的《华商报》党总支下达了一个任务,要求迅速了解广州国民党报纸和民营报纸的情况,并提交一份关于广州解放后如何协助南下新闻干部创办一份华南分局机关报的报告。杨奇开始对干部进行思想上的准备工作,秘密动员职工到解放后的广州办报。事实上,很多干部都乐意回到解放区工作。
根据安排,由杨奇执笔,草拟一份关于创办机关报的方案。据杨奇回忆,报纸的名称最初并不是叫南方日报,“考虑到它将是华南分局的机关报,不只是一个省的,不好叫《广东日报》,所以建议称为《珠海日报》”。
9月中旬,杨奇等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指示:一俟广州解放,《华商报》即行停刊,把全体干部职工送到广州,尽快创办《南方日报》。“那些一边坚持出报、一边准备随时到广州办报的干部职工,工作很紧张,心情也不平静”。
10月14日,南下大军即将进入广州,杨奇等立即通知所有干部职工次日离开香港,上夜班的则通知他们把简单的日用行李带到报社来,第二天坐船赴广州。
当晚12时左右,“我便通知关上铁门,同时把事先写好的社论《暂别了,亲爱的读者!》发到排字房去”。15日上午9时,港英政府的人上班了,这才如梦初醒,立即派人到报社了解情况。18日,杨奇等人离开香港,21日到达广州。此时,华南分局已任命饶彰风为南方日报社社长,杨奇为副社长,曾彦修为总编辑。23日,充满革命激情的《新的中国,新的广东》发刊词出炉,《南方日报》呱呱坠地。
毛主席题写多个报名备选
与广大读者相伴了60年的“南方日报”这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是由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0月13日亲笔书写的。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从1949年10月23日创刊到1949年11月12日这21期报纸的报头,却不是毛主席所写。
那么,这21期报纸的报头是何人所写?为何不是一开始就采用毛主席题写的报头呢?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
《南方日报》创刊时编辑部的秘书周方旸曾回忆说,叶剑英、方方同志早在广州解放前,即致电在北京的张云逸同志,请他转请毛主席题写《南方日报》的报头,由他带回广州。张云逸在回京前写信给叶子龙说明此事,并说他拟于第二天离京南下,请他转请毛主席题字。
10月13日,毛主席题写了《南方日报》的报头,并在张云逸给叶子龙的信上批示:“照写如另纸。送张云逸同志。毛泽东十月十三日早”。
但1949年10月23日《南方日报》创刊时,张云逸仍在途中,赶不上在创刊前将毛主席题写的报头字送到。经肖向荣请示叶剑英同意,报头字由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同志先写暂用,因此从10月23日到11月12日这21期报纸的报头字,是李凡夫同志写的。
1949年11月12日,由张云逸带回来的毛主席题字送到报社了。周方旸对当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翻开一看,毛主席写了好多个字,‘南’‘方’‘日’‘报’每一个字都有好几个,有几个横写,还有竖写的,都写在一张宣纸上。”原来,毛主席是写了供大家挑选的。
见到题字,大家都很兴奋,连日马不停蹄的工作疲劳似乎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经杨奇、曾彦修等社领导共同研究,从各个题字中选出四个字剪下来再安排好,然后送去制电版。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3日,读者们看到的第22期《南方日报》报头,便是毛主席的题字了。
创刊之初就设立广告科
当时,报社的主要收入除了发行之外,就靠广告。主要有政府、银行等部门的通告、证件遗失声明,还有商业广告。
据当时的广告科科长莫广智回忆,1949年12月,南方日报就成立广告科,他们把在香港办华商报的经验带过来,制定了《广告刊登条例》等一系列制度,使得南方日报这份党报在创办初期就孕育着市场意识。
广州解放初期,国民党飞机常来骚扰,有时还投炸弹。有一段时间,广告科是上午休息避过空袭,下午、晚上上班。每到下午一开门,客户就汹涌进门争先订位刊登。要求刊登的多是遗失、寻人、悔过等启事,商业性广告则以成药、中医和戏院广告为多,他们每日派人送稿来,每月结账一次。
1950年5月1日,报社从光复中路搬迁到沙面复兴路原美国万国宝通银行大楼办公。一进门,就是一张曲型大柜台,广告科就在柜台内围,人员扩充到9人。
解放初期,不少工商业户有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有关部门除了对他们进行处罚之外,还要他们在南方日报刊登悔过启事3至5天,刊登后还要购买当天报纸交给有关部门存档。报社的一位领导说,在党报上刊登这类悔过启事太多不好。于是他们就和有关部门商量,尽量减少刊登次数,以后减少到只刊一天。
路标
■光复中路48号
敌机炸弹
在报社附近炸开
报社诞生地位于光复中路48号,是原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后《中央日报》的临时报址。那时,从工作到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大家斗志高昂。办公楼破旧、狭窄且不说,电话也时时不通,且经常停水停电,这给靠晚上编辑、排版等出报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为了保证出报,经营部门的同志每天都要“陪”编辑上夜班。停电了,点上蜡烛和煤油灯；稿纸、墨水不够用,立即补充。
当时百废待兴,报社工作人员过着清贫生活。有时晚上听到街上叫卖云吞面的竹板声,记者编辑们垂涎欲滴,便两人合买一碗云吞面来解馋。由于大家多是从香港等地回来,只能在办公室打地铺。部分工人则用报纸或卷筒纸皮铺地,蜷缩在楼梯底下打盹。
由于印刷设备落后,而且每天的报纸大样要送中共华南分局审查,因此每天报纸要到早上七八点后才可以分发。报纸一部分送给领导干部,一部分零售,最大一部分是订阅。报童们多靠走路来派送,但因为订户不多,所以上午基本都可以送到。
记者采访也是靠两条腿走路,偶然坐一回车就算是一种享受了。1949年11月11日,广州市举行庆祝胜利大游行,年轻的女记者岑荔丹,步行往会场采访,边走路边做笔记,被中央新闻记录片的摄影师摄入镜头。后来,南方日报原副总编辑何继宁观看《解放了的中国》一片时,看到她的身影不禁惊叫起来:“这不是岑荔丹吗!”她可能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上电影的南方报人了。
解放初期形势是严峻的,曾经有敌特分子朝记者开枪。当时晚上要戒严,有的记者采访晚了,在路上被解放军扣查。1950年3月3日,报社诞生刚好130天,国民党派飞机对黄沙码头一带进行轰炸时,隐蔽在城里的特务不断发射信号弹为敌机指引轰炸目标,一些信号弹就在报社上空爆炸。当日下午,何继宁正好外出送信回来,离报社虽然只有几百米,在一处骑楼底目睹惊心动魄的一幕:敌机从空中俯冲下来,我防空机关炮在敌机尾巴开花,敌机扔下的炸弹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1949年11月,从香港运回一台有“纸老虎”之称的美国司高脱铅印轮转机———这是经朱德总司令批准,由报社借用中央党费购买的。由于美国封锁新中国,连机器图纸也不给我们。但经过广州重型机器厂师傅的支援,“纸老虎”终于发起威来。
那时经典
在广州光复中路48号,办报条件虽然异常艰苦,但南方报人依旧斗志高昂,写就了一篇篇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好文章。
《新的中国,新的南方—————本报的发刊词》
《新的中国,新的南方—————本报的发刊词》就是一例,这篇文章是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曾彦修精心撰写的。
自1840年硝烟从虎门升起,此后的漫漫一百余年,神州大地战乱频仍,鲜有宁日。广州解放后,20万军民走上街头欢庆广州解放,国旗飞扬,歌声动地,口号震天,全市欢腾。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发刊词用气势恢宏的语言昭告世人:“广州解放了,中国最后的一个头等大城市解放了,国民党匪帮在中国大陆上最后的一个巢穴倾覆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庄严的国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扬子江口,北起黑龙江,南到珠江口(除了少数地方人民解放军还来不及去的以外),都全部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土地了。”
南方日报没有一味陶醉于解放的喜悦,而是用清醒的笔触为广东人民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广东人民今后长远的任务,就是大力开展建设工作,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大步前进,建设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广东。”
回忆起创刊号出版的那几天,曾彦修说:“我是随着南下干部坐大卡车于广州解放的两三天后进城的,等了几天,杨奇同志来了,这才真正动起手来。”
曾彦修没有具体介绍过他写创刊词的经历,但记得的人都说,整篇创刊词都是创刊总编辑曾彦修精心撰写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激情,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这篇发刊词的最后一段,可以说是南方日报人的“宣言”:“本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的机关报；也是华南人民意志的传达者,除了中国人民和华南人民的利益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利益……”
《黄秀珍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
1955年3月25日,一篇名为《黄秀珍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的批评报道,出现在南方日报“党的生活”专版。
黄秀珍,其时为阳江县第二区沙岗乡的工作组组长、第二区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报道借黄秀珍的言行反映她对群众疾苦的漠不关心———
当沙岗乡遭受旱灾出现历史性春荒,有农民靠吃椰菜过日子的时候,黄秀珍说:“沙岗乡地瘠民贫,向来收成不好,年年都闹春荒。农民本来就不够吃,有什么相干呀!”“农民没有吃,卖些衣物换米是平常事。”
省委机关报发表长篇文章,批评一个乡的工作组组长,震动之大可以想见。南方日报的批评力度为何如此之大?报道作者丁辛人认为,这与当时全国、广东的政治气候密不可分。
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的陶铸,曾在华南分局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报纸要加强批评,要敢于与一些违法乱纪和各种落后倾向作斗争。南方日报响应这一指示,确定了开展批评工作的指导方针,并结合1955年春夏间广东出现的严重的春旱和春荒,不失时机地推出了这篇批评报道。
文章见报后,社会反响强烈。南方日报又在“党的生活”专版开辟了《学习龙首乡精神,批判黄秀珍思想》专栏。华南分局组织部向各地组织部发出了关于组织党员踊跃参加南方日报《学习龙首乡精神,批判黄秀珍思想》讨论的通知。一场广泛的群众性讨论就这样展开,讨论延续了3个月之久,对推动当时全省的抗旱斗争和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民日报专门约请南方日报写了一篇《南方日报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为战胜自然灾害而斗争》的经验文章,在1955年6月下旬的人民日报上登出。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雷辉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