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死爷”钟吉章：我怕什么 现在是法治社会
在接受采访时，钟吉章不断拿出证据
钟吉章收到“被失踪”的威胁短信
“冒死爷”生于革命家庭，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受到或大或小的“压制”。一生抗争，磨练了他强健的体魄。
1948年，他为游击队送信，途中不幸中枪，子弹在腿里钳了十多年后才被取出。1965年，大学毕业，家庭成分被划成地主，于是他从上海被发配边疆，一路北上到黑龙江哈尔滨工作。
文化大革命暴发，家人遭到不公正待遇。在哈尔滨五年间，他坚持申请回广州，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的哥哥伸冤，被人冠以“图谋不轨”。文革结束后，20多年的时光里，他为要回自家的祖屋，再次开始漫漫征程，找遍了各个衙门，直到今天还没有成功。
直到2010年10月10日，他发布博客，揭发广州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时，因为这一“冒死”行为，一鸣惊人，成了红人。
他就是被网友起名“冒死爷”的老工程师钟吉章。
一生讲原则 从不接受请客吃饭送红包
一头稀疏但又显得苍劲矍铄的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旧的有些发黄的老式眼镜，背着买凉茶时赠送的紫色无纺布袋，迎上来握手时，钟吉章一直说“自己只是个非常普通的平凡人” 。
到了古稀之年，他说，他已经完全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但他不喜欢别人称他“钟老”，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别看你年轻，掰手腕不一定赢我”。经历过文革对家庭的迫害、拨乱反正后平反，他要用自己养生之道锻造出来的强壮身体，“一刻也不闲着地工作，学习”。
即便是提前退休，他也四处打工，继续做着“钟工”。2008年，他还拿到了广州安全鉴定员资格证，2009年考取了全检测中心唯一的中国交通运输部桥梁、隧道检测工程师证书。
他一生都在讲原则，从不接受别人请吃饭，也不接受工地送的红包，连记者递上一瓶矿泉水时，他都不接受，因为他走到哪里都自带白开水。对于溜须拍马，他更是不屑，有时还会嗤之以鼻，就像革命因子灌在他的骨子里。
他很“潮”，七十多岁了学习发微博，讲话时老会蹦出“被黑”、“有猫腻”以及“superhaker”这些流行网络术语，甚至至今还在攻读中国政法大学的诉讼法硕士学位。
而今，摇身一变，他从“钟工”成了网友公认的“冒死爷”，仅有7条微博的空间中吸引了超过3400名的粉丝，创建时间不长的个人博客访问量逾22.6万，各大网站的跟帖更是络绎不绝。
他的“冒死”揭黑搅沸了广州的各大媒体，搅动了地铁公司、设计公司、监理方以及检测中心等各个相关者。
这位“一只脚在人间、一只脚在鬼门关”的古稀老人，“为了广州市民安全乘地铁迎亚运，为了对得起自己作为检测工程师的良心”，他被激发起了红色革命时的斗志，“天不怕，地不怕”地讲事实，揭发施工方串通检测方，在检测报告中作假，将“不合格”工程验收竣工……
句句见血，字字入骨，在博客中，他几乎毫无保留的发出了自己掌握的信息，以此来抗争着社会的各种不公正。向来不会上网的他，在国庆七天假期里，专门学习了上网发帖子。从注册到缓慢的输入每个字，他都用心做着。
一时间，网友顶他，媒体编辑帮他，很多人打电话关心他，感谢他冒死揭发，视他为英雄。
因发贴揭黑 已被调离原职
事件热起来的时候，地铁三号线的当事者，在广州媒体围攻下，也一一做以回应，广州市建委工作人员，他们已经开始对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工程质量问题展开调查。据前期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初步调查结果，施工单位瞒报了部分混凝土强度检测达不到设计强度的事实，属于违规行为。
政府讲责任归结为建设方的瞒报和程序不合法。而另外的当事方的回复更是饶有兴味。
本月10日，广州地铁总公司安全部门一名副经理私下对钟吉章说，地铁公司“被建设方欺骗了”，他们对这两份报告并不知情。
地铁方称，他们直至该联络通道作为子工程验收时，仍未见到过施工方委托检测机构做出的检测报告。
然而，新快报11日大篇幅披露此事后，地铁公司说法陡然改变。 广州地铁方称，地铁公司在2009年8月和9月份两次检测后都知道这一联络通道混凝土强度与设计要求存在偏差的情况，并非验收时才得知。
2009年11月18日，在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监督下，地铁公司组织了该工程的子单位质量验收，参会单位包括工程设计、设计总体、设计咨询、工程勘察、工程监理、施工单位等。
设计院的口径与地铁方出奇一致。他们表示“在设计时要达到C30的强度等级，但随后又向媒体宣称工程是安全的。”
钟吉章所在的检测中心则表示“确有两个检测点未达到设计强度”，但其也否认帮施工方做假。施工单位北京长城贝尔芬格伯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也理直气壮地说“未达设计标准，但安全没问题” 。
而钟吉章觉得设计院是“自己扇自己嘴巴”。他还大批地铁部门所谓的“偏差不影响安全”之说，认为检测只有合不合格之说，没有偏差这种伪科学的说法，“作为检测师，就应该根据国家规范检测，要实事求是”。
让钟工比较纳闷的是，对于这场安全隐患的争议，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关的行政部门出面解决。面对这些当事者的各种推卸责任与排解，还有一些工程师发布“即便强度不达指标，也不一定有安全隐患”的做法，钟工认为这些只排解了人们当下忧患，“几十年后就很难说了”。
甚至有人指责他大惊小怪，“搞得人心惶惶”，这让他添了几番惆怅。
因为发贴揭黑，他已经被调离原职，还收到了“小心被失踪”的短信。如今，他已接触不到核心资料与数据。他也不知道，各个单位的“统一口径”，会不会给他来个“秋后算账”。
可钟吉章还是拒绝了儿子要求上下班接送的要求。他说他会坚持，在这样的法治社会里，“只要不是公权力来搞我，我都会冒死揭发”。
但他不甘心。见记者前，在随身携带的无纺布袋里，他装满了关于国外地铁工程设计强度等级的资料。“都是C50以上，甚至级别更高的数据。”
提起英国地铁可以安全使用150多年的话题，他更不后悔自己的“冒死行为”。因为他知道，在全中国范围内，我们很多地方没有达到C30的强度等级设计标准，而离达标耐久性安全的要求之路还很遥远。
“地铁、桥梁等设施是百年大计，不是几十年的事情。”
在采访的最后，钟吉章说，即便这件事发生在他年轻时，发生在他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时，他也不会退缩。他认为家族式的红色革命经历，给了他太多的启发和深远的影响，也正是这些经历，不仅让他坚持揭黑，更是相信，公正正义会给他一个交待。
短时安全 但没有考虑工程耐久性
记者：为什么通过微博，博客这些方式，而不是直接给媒体报料？
钟吉章：我是不会上网的，博客是同事帮忙开的，第一篇博文也是他们传上去的。当时在发博之前给媒体打电话报料了。随后在国庆期间写了几百份邮件寄出去了，包括全国人大代表的信箱。可最后会收到就像“中国民主将来需要你”等这样的自动回复。
记者：检测报告有没有被修改？
钟吉章：当时我们公司来了新领导，大家在一个酒家一起迎接新领导。正在吃饭时，施工方给他打电话提出退还不合格检测报告的事，他们当时问我，我拒绝了，他们便把我撇开了，单位自己修改了检测报告，最后交了合格的，不合格的就没交。
记者：你当初为什么拒绝修改检测报告？
钟吉章：我从不做亏心事。作为检测师，不能够弄虚作假。不合格就是不合格，要我修改检测报告，那要我们检测单位干嘛？
记者：在刚开始你说是工程存在安全隐患，但现在他们都在排解这种隐患，你怎么看？
钟吉章：其实我的初衷就是揭发这种安全耐久性问题，但博文中没有表达出这层意思。现在看来，他们主要是在讲一起短暂性的安全隐患。
可关键是，这种工程并不是要看短期内安不安全，而是要看有没有考虑一个耐久性问题，100年呢，他们是推卸责任，装傻。就目前看，广州的连C30都达不到，耐久性就更不用说了，而人家发达国家都在C50以上，英国的地铁甚至会有150多年的安全期限。
普通混凝土并不总象当初应用时所认为的那样耐久，许多国家早期修建的一些混凝土基础设施工程已相继步入老化期。以美国为例，美国现有桥梁约57.5万座，据1991年提交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的数据，这些桥梁中不少已经老化损坏，为修复和更新，在以后20年内每年需耗资60～85亿美元，每年需修复更新的桥梁达1.6万座，这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
普通混凝土因耐久性不良造成的问题在我国也相当突出。现代高性能混凝土技术为解决混凝土的耐久性提供了出路，对于桥梁、道路、港口、海洋工程等许多设施来说，混凝土的耐久性比其强度显得更为重要。
家族革命 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您到底是多少岁？有人怀疑你那个年龄不可能参加游击。
钟吉章：我身份证年龄应该比实际年龄小了。不过说实话，因为父母亲都没有什么文化，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哪一年生的，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我确实参加游击了，网上我还发了那些证明的。
记者：1948年底，你为革命受伤是怎么回事？
钟吉章：那时候我很小，应该是6、7岁，虚岁不到10岁的样子吧。可那时我已经很懂事了，我就开始送信了。当时去送信的时候，子弹打进腿了。（说着便弯身准备指腿上的伤疤）
记者：你觉得当时家族式的参加革命形式，对你有影响吗？
钟吉章：当时我们家的邻居是延安来的干部，上世纪二十年代年就参加革命了。他对我父亲影响很大。那时候，我父亲就觉得只有跟着共产党才可以翻身。因为我们家是做五金加工的，那时家中就暗中帮共产党维修枪械。后来被国民党抄家，我们便开始打游击。
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文革中被判无期徒刑，后来虽然出狱了但都活得不长。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很多，也受过很多挫折。但后来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我现在觉得最终会有公正一样，我还是比较乐观。
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院子，都始终拿不到，我一直不断地去各个部门找，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应该拿回来。我喜欢打抱不平，就是要对抗这种不公正。
私人对付我不怕 只担心会秋后算账
记者：你现在还担心有人报复你吗？
钟吉章：（不举报）我的良心过不去，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再加上我先前的经历，所以也就不怕了。但现在他们统一口径，我也担心过秋后算账，现在走路也会“横”着走，看两头是不是正常。你看，我手袋里装着水，就是自卫的。
记者：如果是在年轻时候，如果有沉重的经济负担，你还会这样冒死揭发吗？
钟吉章：会，不管是什么条件，我都会揭发的。
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光明磊落，我把事实摆出来，让人看，让人分析，这样可信度高。那时候第一个记者采访，我敢说，可那记者不敢发，说是要等到亚运会以后。
记者：现在的状况你满意吗？打算以后怎么办？
钟吉章：我比较满意，市长很快出来说话了，这是广州开明、包容的一点。我当然是希望促进质量检测达标了，赶快把这件事落实好。也没什么可担心的，私人对付我不怕，但怕就怕有公权力的人介入，给我秋后算账。
再说，有人监督这个社会是很重要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会揭发我有证据的东西。
当时我把材料发给了很多上海的同学，其他人都是不敢揭发的。但我选择了揭发，就是被调离原职后，我还是找机会拿到了一些证据。
其实经历了很多，连文化大革命都熬过来了，现在都好了，更何况现在还是在法治社会呢！（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