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长堤刺杀案系列
□ 朱江
1911年“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遭到清廷血腥镇压，大批被捕。革命党人继续以暗杀作为武器。
当时只有１７岁的李沛基（广东海丰人）及其兄李应生参加了“东方暗杀团”，并被派到广州筹设暗杀机关。李沛基和李应生是黄兴的姨甥。
暗杀团最初计划袭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后获知清廷将调派凤山来粤出任广州将军，遂改而谋炸凤山。
凤山曾任新编陆军第一镇统制，清廷对他一向十分器重，曾令其出访欧洲，考察德、奥新式陆军，回国后任军咨府参谋。
1911年3月，广州将军孚琦被温生才以手枪击毙于广州，清廷素知广东是革命党之大本营，便想倚重凤山的军事能力坐镇南疆。
暗杀凤山的任务由李沛基、李应生作刺客，另一成员周之桢协助。暗杀团首先在南关仓前街（今北京南路东侧）９号顶手租下了一间旧铺屋，改名“成记”洋货店，挂起招牌佯装做生意，实质是活动据点。
此地靠近官用的天字码头，街头是水师公所，街尾是警察区署，是满清要员出入必经之地。而凤山来广州，将首先在天字码头登岸，所以选择在这一带设伏暗杀，不失为上乘之策。
之前，暗杀团员采购了大批原料，躲到香港九龙、新界和广州东郊幽僻之地，在天地会炸弹大王俞培伦的指导下，秘密制造了一批大炸弹。
他们甚至还在弹体上淬上剧毒，加强其威力。为了检验这种炸弹的杀伤力，暗杀团成员曾在广州郊外使用一头牛及两只狗做了一次试验，结果两只狗即死，牛虽只是腿伤两小孔，但由于炸弹带有剧毒，药性发作之后，挣扎不到半个小时便倒毙。
于是，革命党人在广州河南所开办的机器铸造店里，铸出了三枚生铁弹壳，再由李应生和李沛基两人，在店铺后面装填炸药和安置引信。李应生在装填炸药时因防范不够，被气体熏晕，配置炸弹的任务最终由李沛基一人完成。
此时，广东局势风声鹤唳，凤山害怕重蹈前任覆辙，迟迟不敢前来履职，经两广总督张鸣岐再三催促，才轻车简从悄悄起行，只带一妾、一婢、二仆、一老妇，且严格保密，甚至连广州官员都不知其行程。
但凤山启程的消息还是被无孔不入的革命党的线眼在北京打听到了，１０月２２日即密报传到香港革命党首领黄兴处。按线报，１０月２４日凤山将抵港，当晚乘“宝璧”号军舰赴广州，１０月２５日早上抵达天字码头，于是，黄兴迅速发电报通知广州方面作好准备。
刺杀凤山的行动方案很严密：以仓前街的“成记”为第一关，双门底为第二关，惠爱中路为第三关，沿今北京路自南至北布置了一套三重刺杀狙击线。
另外，万一凤山临时改变路线，暗杀团也准备了两组应急人马：陈其尤和周惠普（女）被安排在归德门附近的李仁轩医馆进行守候，一旦凤山改行归德门一线，便可相机截而击之；赵寿和张树则是一组机动人马。
李沛基得到通知后，即按计划潜伏“成记”楼上，装置好三颗大炸弹，其他人员迅速撤离店铺。爆炸装置的设计堪称巧妙，在店铺楼面临街的檐口设一木板，用绳索牵住，把炸弹固定在板上，瞅准时机拉动绳索，木板一松，炸弹便会滑下落地爆炸。
为凤山准备的这三枚大炸弹，一枚装１５磅（6公斤）炸药，另两枚各装７.５磅（3.3公斤）炸药，连同弹壳，总重约3０公斤。
凤山从天字码头登岸后，故意避开长堤、归德门、四牌楼等大路，走稍为偏僻的仓前街。
李沛基见众多护卫簇拥着凤山的绿呢大轿已来到洋货店门口，遂不失时机拉动绳索，三颗炸弹正好落在队伍中间，把凤山炸得血肉横飞，随从卫队及仆役被炸死炸伤２０余人，路人亦有伤亡。
李沛基得手后，从容从屋后逃逸。其实，当天早上，另一组投弹手赵寿也出动了，他将炸弹装在竹箩内，扮成补鞋匠，尾随跟踪凤山轿乘队列，一旦李沛基等人行刺落空，他即寻机投弹。当听到仓前街一声巨响后，知道已得手，遂调头离去。
后来一段时期，因“炸弹”与“炸蛋”同音，广州不少餐馆曾把这道菜叫做“凤山入城”。
胡汉民在其自传中说：“论革命党行暗杀之成绩，无有过于此举者：受党令而行一也，歼敌而我无伤二也，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三也“。
清末发生的近50起刺杀清廷高官事件中，李沛基是效率最高的刺客。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以有功于民国的名义，派李沛基和李应生赴美留学。李沛基在美国病逝，李应生学成后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
朱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