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枪击无辜青年案10年难定 公诉人自己做证人

谭贝公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丈夫死了，像狗一样没人管。”1999年8月22日，她丈夫王文安被人打死，该案至今未破。本报记者 刘万永摄

一波三折的“警察枪击无辜青年案”

本报记者 刘万永

这是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却由于案外因素的影响变得离奇曲折。

2000年7月24日，海南省东方市大田乡（后更名为大田镇）派出所民警文瑞强开枪击伤新宁坡村民邢亚盖。近6年后，开枪民警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此后，与此案有关的东方市公安局原局长李国和等3名警察也被判刑。

200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原审判决确有错误”，指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李国和案。

被警察击伤的邢亚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开枪警察则认为邢亚盖是“8-22”案在逃犯罪嫌疑人，自己在追逃时将其击伤。

1999年8月22日，在大田乡零公里处，新宁坡村多名村民将保丁村村民符亚红打伤，将其哥哥王文安（出生后被送给同村王家）打死。

邢亚盖是不是“无辜青年”，破获“8-22”案便可水落石出。然而，由于某些原因，这起1999年发生的案件，虽经公安部两次挂牌督办，至今未破。

邢亚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2000年7月24日下午5点多，我骑摩托车到大田乡零公里处买菜，看到税务所的人在设卡收税。此时，文瑞强让我靠边停车，我知道他在配合收税，但害怕被罚款，没敢停车，随后就被文瑞强一枪打中背部，一枪打中腰部。

文瑞强否认击伤邢亚盖时自己是在协助收税。他强调，自己是按照所长章生贵的要求抓捕自己管区发生的“99-8-22”杀人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而邢亚盖是自己在打人现场看到的犯罪嫌疑人。

文瑞强说，符亚红曾两次遭到新宁坡村村民的殴打。第一次打架时有群众报案，我赶到现场看到很多新宁坡村村民，有的拿刀，有的拿木棍，也看到符亚红嘴角流血。邢亚盖拿着木棍大喊“打死！打死！”，冲来冲去，还险些打到我，虽然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对他印象特别深。

文瑞强说，中午1时左右，新宁坡的这些村民又跑到另一条路上，我们拦不住，打110请求市公安局援助。我亲眼看到邢亚盖拿着木棍，喊着“打死！打死！”往北走。不久，有人报案称北边打死人了。在离此处不远的地方，王文安被打死了。

文瑞强称，“8-22”命案发生后，同年10月7日，新宁坡村村民又将马龙村村民吴亚成打死。追逃工作第二年仍在进行。公安局开会布置追逃任务落实到派出所后，所长章生贵在周一（2000年7月24日）例会上要求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当天下午，自己去卡点执行任务。

邢亚盖向记者否认参与了“8-22”案件，称当时岳母病重，自己在家照顾病人，晚上睡在工地。证明人是其岳父。

2000年7月26日，公安局局长李国和请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介入调查，同时要求公安局纪委书记陈文吉等调查枪击案。当天中午，公安局刑警队队长杨泽波等到医院对邢亚盖进行审查。

同年8月2日，东方市公安局作出《调查报告》，认定邢亚盖是“8·22”案在逃人员，文瑞强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开枪并无不当。

2006年4月10日，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出具证明说，检察院未向公安机关发出文瑞强涉枪案《要求说明不予立案理由通知书》或《立案通知书》。

“8-22”和“10-7”案件发生后，东方市公安局抓捕了新宁坡村几名犯罪嫌疑人。

1999年10月22日，在接受东方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讯问时，新宁坡村村民邢刚承认自己参与了“8·22”案件，并看到邢亚盖打了保丁村人（指符亚红）几巴掌。

同年12月15日，东方市公安局刑警队讯问了参与“8-22”案的新宁坡村村民吉怕月。笔录显示，吉怕月看见邢亚盖、吉亚良等人“围打两个保丁村人，我们见状也追了上去，动手打。当时很多人都打，打后我看见他们好像死了，我们所有人就一起回村了”。

2000年4月14日，东方市公安局呈请东方市人民检察院批捕新宁坡村涉案人员。检方批捕了吉亚平、邢诗华等5人。

2000年8月28日，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对邢刚进行了讯问。笔录显示，邢刚再次承认自己参与了“8-22”案，且指证邢亚盖参与打人，并说明了邢亚盖的基本情况，如，5队人，20多岁，有老婆，三个孩子，岳父当村主任。

2000年9月5日，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出具报告，认定邢亚盖没有参与“8-22”案。主要证据有：邢亚盖本人否认，其岳父证明邢亚盖当天在家照顾病人；对“8-22”案参与人邢刚、吉阳青、唐金龙、吉亚平、邢诗华的调查；文瑞强本人没有邢亚盖涉案的证据材料；东方市公安局呈捕名单中没有邢亚盖。报告认定，文瑞强在没有认定邢亚盖为批捕在逃人员或负案在逃犯的情况下，开枪造成邢亚盖重伤。

2010年6月22日，东方市公安局政委潘树光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无需事先得到公安局的指令，也无需根据此人是否列入批捕名单。只要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警察就有权力有义务进行抓捕。

2000年8月26日，李国和脱产学习三个半月，2001年6月，调公安部工作。

不久，被批捕的“8-22”和“10-7”案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取保候审，后释放。

关于释放的原因，东方市公安局在2007年5月8日向海南省公安厅信访处的《报告》称，由于吴亚青、吴亚全在逃，被抓获的吉亚平等翻供导致证据不足，经公检两家讨论，“8-22”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对吉亚平等人取保候审。

《报告》称，在侦办“8-22”案中，吉亚平、邢诗华、唐进龙、吴亚雄均没交代邢亚盖涉案。在侦办“10-7”案中，犯罪嫌疑人邢刚说当天上午看到邢亚盖参与殴打两个保丁村人。经查，王文安、符亚红是在中午被打死打伤的；邢刚交代涉案的邢亚盖父亲叫“邢东明”，而被警察击伤的邢亚盖父亲叫“邢国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吉阳青说到邢亚盖参与殴打，但没有说明邢亚盖的基本情况。

受害人符亚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东方市公安局、检察院释放犯罪嫌疑人前，从未安排他前去辨认。

对此，《报告》的解释是，符亚红此前没有向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控告邢亚盖涉案。

2010年6月22日，东方市公安局政委潘树光对记者说，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后，肯定会让受害人辨认。没辨认，程序就是违法的，这个案件就是违法的。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认定，文瑞强在协助税务机关征税，维持秩序时违法使用枪支，致邢亚盖重伤，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案件发生后，李国和一边安排陈文吉等进行调查，一边到医院控制邢亚盖，后组织警力到新宁坡村包围吉平汉等两户人家，电视台随后播放虚假的抓捕现场。章生贵、陈文吉未对枪击案深入调查。三人均构成玩忽职守罪。

“8-22”案犯罪嫌疑人邢刚的调查笔录显示，吉平汉是“8-22”事件的组织者。

文瑞强案二审中，东方市地税局称，该局及其所属大田税务所当天没有邀请文瑞强协助征税，但未被法庭采信。

邢亚盖及其岳父符光华曾控告警官文瑞强杀人没人管。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调查笔录显示，这份材料由符光华和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干部黄宗山撰写。黄宗山向符光华提供了东方市公安局关于枪击事件的调查报告、《今日东方》的报道。报告及报道都明确说明“警察开枪击伤了‘8-22’案在逃犯罪嫌疑人”。

记者注意到，在这份21页的控告信中，邢亚盖多次提及“10-7”案，并坚称东方市公安局诬陷他是“10-7”伤人致死案的在逃杀人犯，但却只字未提“8-22”案。

本报北京7月6日电

李国和案再审四大焦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决定书》，2010年5月26日，原东方市公安局局长李国和案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2007年1月24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李国和等3人缓刑。2007年4月17日，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辩论焦点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时，李国和及律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两名检察员参加庭审。

申诉人李国和提出：原审认定邢亚盖无辜违背事实，邢至今不能排除犯罪嫌疑，更不能认定无辜；“委员长批示”系恶意虚构；自己正常履行了公安局长职责；本案侦查、公诉和审理程序违法。双方就此展开辩论。

庭审中，“8-22”案受害人符亚红作为证人出庭，讲述了邢亚盖两次殴打自己、打死王文安的过程。

符亚红说，2006年4月9日在凤凰卫视播出的节目中，他认出电视中的“无辜青年”邢亚盖就是凶手。

检察员问符亚红：“2001年到2005年,不知道邢亚盖的名字不去告。2006年知道了他的名字，为什么不去告？”

符亚红回答：“2001年到2005年，我告了没人去查。2006年4、5月知道名字后一直在告。”

检察员再问：“为什么知道邢亚盖名字半年多，你还没有告？”

符亚红气愤地说：“我都不会写字，你让我怎么告？”

检察员认为符亚红说谎，如在王文安致死凶器问题上，他以前说是木棍，现在说是山刀。

符亚红对此予以否认，称自己“一直说有些人拿木棍，有些人拿刀”。

检察员认为，符亚红的证言真实性存在问题，不应采信。

因开枪击伤邢亚盖被判刑的民警文瑞强作为证人出庭，陈述了击伤邢亚盖的过程，强调自己当时是按照公安局部署执行抓捕任务，邢亚盖是自己目击的犯罪嫌疑人。

检察员称，没有证据证明邢亚盖是在逃犯罪嫌疑人。

关于李国和是否认真履行局长职责的问题，辩护律师认为，李国和带领民警到新宁坡村包围犯罪嫌疑人吉平汉家，既没有搜查，更不是制造虚假宣传。犯罪嫌疑人邢刚调查笔录中明确记载，新宁坡村保安队长吉平汉组织了打架，最终造成符亚红被打伤、王文安被打死。

2000年8月2日，东方市公安局作出《调查报告》，认定邢亚盖是“8·22”案在逃人员，文瑞强在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开枪并无不当。

辩护律师认为，李国和对这一调查结果没有干预，也没有修改。枪击案发生后，李国和没有接到相关信访和申诉文件，也没有拖延审查。

检察员认为，李国和听信派出所所长章生贵的汇报，先入为主将邢亚盖当作在逃犯罪嫌疑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查报告的错误。

关于海南特区报《警察枪击无辜青年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一文是否失实，该报道与李国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否有因果关系问题，申诉人和检察员也进行了辩论。

辩护律师提出，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人王昌泽在《海南特区报》署名发表的报道中，捏造吴邦国委员长的批示，引起广泛转载，然后将报道作为“社会影响恶劣”的证据。这说明检察院利用报纸恶意制造舆论。

检察员称，报道中“吴邦国批示”是王昌泽还是记者提供的需要调查清楚。同时，有没有吴邦国的批示与李国和行为是否造成社会影响没有关系，李国和没有及时正确处理枪击案，导致邢亚盖多次上访。

李国和说，原案卷中多份邢亚盖涉案证据被掩盖。符亚红一直遭受压制。

琼山区人民检察院被指违反程序办案

李国和的辩护律师认为，在办理李国和、章生贵和陈文吉案件中，王昌泽既是公诉人，又是案件侦查人员，同时还处在证人的位置，程序违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21日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修正）》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规定设置内部机构，在刑事诉讼中实行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业务分工，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保证办案质量。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6）琼山刑初字第229号显示，在审理李国和、章生贵和陈文吉案件中，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徐伟、王昌泽、罗昭霞出庭支持公诉。

刑事卷宗显示，王昌泽、罗昭霞作为询问人共同询问了文瑞强等21名证人。审查起诉卷记载，两人共同讯问了被告人李国和、章生贵和陈文吉。

律师认为，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将媒体发表的《警察枪击无辜青年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而公诉人王昌泽正是本文作者之一。因此，王昌泽已经成为本案证人。作为公诉人，王昌泽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还包括另外三种情况），应当自行回避。

为了解公诉人同时是案件侦查人员是否违反相关规定，2010年6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前往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采访。办公室工作人员称领导正在开会，请记者留下问题，检察院会和记者联系。

记者将问题写好交给办公室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问记者是否就这一问题询问过其他检察院。

记者回答：“这个问题和你们有关，而且也很简单。”

工作人员说：“你们有备而来，越是简单的问题越难回答。”

截至记者发稿时，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始终没有回应记者的问题。

该案尚未宣判。

本报北京7月6日电

“被死亡”的受害人

1999年8月22日，海南省东方市大田乡（现大田镇）新宁坡村多人打死王文安，打伤符亚红。

符亚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新宁坡村和马龙村有过械斗，新宁坡人经常在村路口附近拦截殴打马龙村人。他们以为我是马龙村的，就来殴打我。”

殴打进行了两次。9点左右符亚红被打伤，王文安送符亚红治疗后返回路上两人再遭殴打，一死一伤。

案发后，东方市公安局抓获4名涉案人员。唐进龙等被批捕，后全部释放。

符亚红说，由于不知道凶手的名字，他一直向大田乡政府等部门控告“新宁坡村”，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2006年4月9日，凤凰卫视播出《无辜青年遭枪击，六年上访终昭雪》节目。符亚红称，节目中的“无辜青年”邢亚盖就是打伤自己、打死王文安的凶手。

符亚红对记者说：“他一天打了我两次，我对他印象特别深。”

2007年2月，符亚红开始控告邢亚盖。

2007年4月25日，中央电视台播出《被遗漏的证人》，报道了法院认定邢亚盖为无辜青年并将开枪警察判刑，但从未有人找符亚红辨认犯罪嫌疑人。

符亚红对记者说，节目播出后，检察院的人让我说接受采访时说的是假话，恐吓我不要再告状。

符亚红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录音，录音中，一名男子大声告诫符亚红不要乱告状，否则会被判刑。符亚红则坚称，如果说假话情愿坐牢。

2008年4月初，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到东方市调查符亚红案。让她错愕的是，在大田派出所，已经找不到符亚红这个名字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弄袜”——保丁村一个去世10多年的老人的名字。

符亚红对记者说，用死人名字代替他的名字，是有人阻止他上访，上级部门调查时找不到人。

为了解符亚红“被死亡”的具体原因，2010年6月2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到东方市公安局采访时任大田派出所所长的符夏清，政委潘树光以“警察不得私自接受采访”为由拒绝安排采访。

2007年2月10日，符亚红及王文安妻子谭贝公等人在《海南检察机关保护的是谁》的控告信上签字，并寄送给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曾浩荣。

正是这封控告信，引来另一名青年被判缓刑。

2008年4月15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春节前，东方市人章生和找到符亚红和王文安的家人，称要控告邢亚盖，告赢了他们可以得到赔偿，分得一些钱。随后，章生和拿出打印好的控告信，让符亚红等5人签字。章生和以收买的方式指使他人作伪证，干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犯妨害作证罪。

庭审中，章生和否认曾让符亚红等人在控告信上签名，签字人符亚红、符合查、符冲否也否认控告信是章生和给的。

庭审后，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王昌泽、罗昭霞对符合查、符冲否制作了询问笔录。两人改口称在法庭上说了假话。

2006年，公安部挂牌督办“8-22”和“10-7”案。

2007年，公安部督察局督办“8-22”案。

2008年7月30日，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林捷召开会议，要求对“8-22”命案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轻易放过，同时采取一切办法追捕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同年10月9日，林捷再次召开会议研究“8-22”和“10-7”案。

2010年3月16日，海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于建华召开会议，研究“8-22”案件的侦破工作。

两案至今未破。2007年4月14日，新宁坡多名村民将马龙村青年吉求良打死。该案也未破。

与10年前相比，大田镇零公里处更加繁华。但对符亚红和王文安妻子谭贝公来说岁月依旧，王文安的死至今没有任何说法。

在破败的家中，谭贝公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丈夫死了，像狗一样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