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大陆上存在了44年的陆军大学,曾是国民党的最高军事学府。视军如命的蒋介石对这所学校非常重视。他兼任陆军大学校长21年,在这里培训了许多高级指挥官和高级参谋人员。蒋军中有一条规定:陆大毕业的,才能任军参谋长。因此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参谋人员绝大多数是这所学校毕业的。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上奏清廷,提出“体察今日中国情形,参考西洋各国章制,谨将学堂分成三等,曰小学堂,曰中学堂,曰大学堂”,袁世凯的这一奏折提出的建议开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正规学制的先声,也是创办陆军大学的肇始。
1904年,清政府采用外国学制,由练兵处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这一办法规定:陆军学堂分为正课学堂、速成学堂和速成师范学堂三类,其正课学堂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分为小学、中学、兵官学堂和大学四级。《陆军学堂办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比较完备的军事教育学制的形成,同时也为陆军大学的创办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由此,北洋军官学堂(又称陆军行营军官学堂),也就成为陆军大学的前身。
北洋军官学堂从1906-1909年共招生三期。第一期仅从北洋各镇的下级军官中招选,以后招生范围不断扩大,到1909年第三次招生时已遍及全国各新军部队以及陆军中学堂的毕业生了。1910年清政府成立军咨府,学校由隶属直隶省改隶军咨府,因而该校又被称为军咨府军官学堂,正式成为全国性的军事学堂。1910年7月学校更名“陆军预备大学堂”。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学员多回部队,至1912年冬,第三期始返校复课。总计前三期毕业学员约有240余名。
民国建立后,1912年陆军预备大学堂的校址由保定迁往北京,改属参谋本部。1913年10月该校正式更名为“陆军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为曾任参谋本部第三局局长的胡龙骧。从民国元年到1927年,学校共招生5期。其中1923年由于军阀混战,学校经费过于困难不得不停办一年,到1924年始招第七期,总计这5期共毕业学员510余名。
1928年6月北伐军攻克北京,此时由奉系主持的陆大校务也随之终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遣刘光接收了该校的校务。当年8月第八期返校复课,同时第九期也开始招生,由此则改变了陆大毕业一期再招收一期的定规,基本上每年都招生,同时有两三个班期在校学习。1931年10月学校由北平迁往了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南迁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又有较为充足的经费保证,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学校的各种机构设置和设施也日趋完善,到抗战全面爆发时学校已毕业了近千名学员。抗战爆发后,由于受战争的影响,陆大屡次搬迁,从长沙到遵义再到重庆,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始返回南京直至1949年分崩离析。这一时期,由于战争对高等军事人才的需要,陆大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并开设了多种层次的培训班,毕业学员2700多人。
总计而言,陆大自1906年创立至1949年一部分迁往台湾,一部分起义,历44年。毕业各类学员,包括正则班、特别班、将官班以及参谋补习班、兵学研究会和兵学研究院等约六七千人(其中正则班次学员三千余人)。
陆军大学在旧中国,可以等同于清华、北大、交大以及教会在我国办的协和、湘雅等医学院这样的学府。入校非常困难,称为“铁门槛”,极言难以考入。但这些学校,考入之后,等于端上了“铁饭碗”。而陆大则又极重同学关系,旧军队派系颇多,如果同在陆大学习3年,毕业之后,同学彼此之间基本上一视同仁。每期约百名同学中总有些“飞黄腾达”的,经其提携一下,总能谋个一官半职。退一步,也可以作个高参之类的官。假使不愿在官场应付,回到母校作教官,也可糊口。因此在陆大流行谚语中,有“金学员、银教官、破破烂烂是职员”之说。
陆军大学在筹建之时预定的培养目标是为培养参谋及要职武官,但在其创建初期更主要是为满足新军军官不足。袁世凯将军官学堂学员分成速成和深造两种,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深造科则为三年。
南京政府接管该校后,蒋介石即亲自兼任陆大校长。适值蒋介石整军开始,为获得更多的高等军事人才,在培养规格上也有所更新,于1928年创设了特别班。主要招收军队中校以上、中将以下,年龄在45岁以内的军官。学校原有的班次也改称为正则班。特别班的设立是陆大在培养规格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使许多按原来单一的军事教育模式不能接受高等军事教育的部队中高级指挥人员有了深造的机会,也有利于先进的军事学术在中国军队的传播。
陆军大学在培养规格上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则在于兵学教官班和将官班的设立。1931年8月陆大将1913年就已经建立了的兵学研究会扩充为兵学研究院,以培养兵学教官。
将官班的始设则是在1936年6月,为适应全国整军的需要,陆大又奉命召集编余的各旅旅长在遵义入校,设立将官班。藉以统一军事学术并提高各将领的军事才能。期限为一年,结业后另行安排职务,称之为将官乙级班(或旅级将官班)。该班共办了4期。1944年10月,对日战争转入攻势作战,为使各高级将领加强统帅能力及作战水平,陆大又增设了将官甲级班,召集军长、师长和集团军司令等高级将领入校学习,该班每期3到6个月,共办了2期。
陆军大学的招考主要指的是正则班,其次是特别班。将官班不考试,由部队机关保送,批准后召集入校。兵学研究院不招考,在正则班和特别班毕业时择优选留。正则班和特别班考生的区别是:一、中尉至少校军官报考正则班,中校以上军官报考特别班。二、在养成教育两年以上的军官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历的军事学校毕业的,报考正则班。特别班不如正则班严格。三、连任军职两年以上的中尉至少校的军官,品学兼优,堪资深造者,才可报考正则班。正则班各期招考,均由参谋本部先将有关规定事项通知各应保送单位,自行初试。初试先笔试后口试。口试时考试官分若干组,每组五六人。分别口试军事知识、政治和科学知识等。在口试过程中观察军容、仪表、语言、举动、机警等素质。笔试及口试两项平均分数满60分者为及格。但其中如有战术不及格者仍不录取。
从初试及格中,按照分配的名额报参谋本部审核。尔后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复试。
进入复试的考生,同初试不一样,要先行口试。而这是进入最后笔试的一个颇为难过的关卡。据当年的陆大学生回忆,考官由9位中将组成,试场为半月形。主任委员居中,两旁各为4位口试官。气氛十分森严。主试官不问具体问题,如初试一样,端详一番。再从他桌上笔筒内抽签,签上写的是考生应到某口试官面前应试。每位口试官桌上均有签筒,筒中签上卷有纸条,题目写在上面。一个学员应试,其他考官均集中精力聆听,互打分数,最后平均。一位试毕,又抽签去另一口试官前应试。一般要经过二至三位考官口试,快的约十分钟,慢的约一刻钟。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经历过此阵势的考生都说,比在战场上打冲锋时的精神还要集中、还要紧张若干倍。因此当年陆大的口试被戏称为“九堂会审”。
笔试的关防更严。文武教官早已“入闱”,与外界断绝来往。每次进入试场,总要等一二十分钟或更长,才能等到题目(考试时间是由发题时计算)。后始了解,是主管官员临时把考的某一教程书籍在出试题的考官面前随意翻到某页,就出一道题,再翻到某页又出一道题。然后油印送到考场。正则班的笔试项目多达14种:一、国文,三民主义;二、基本战术;三、应用战术;四、军制学;五、兵器学;六、地形学;七、筑城学;八、交通学;九、数学;十、物理;十一、化学;十二、中外历史;十三、中外地理;十四、外语(英、法、德、日、俄任一种)。其中,国文和应用战术两项最为重要。这两项不达标,则绝无希望。
复试后按及格者成绩顺序发榜。参谋本部通知各单位,被录取的学员按期入校报到。并按期汇寄学员薪金。未录取的学员仍回原单位工作。
陆大的教育是根据参谋本部(抗战时是军令部)的规定,以培养具有国防知识的高级军事人才,使能胜任高级指挥官和高级幕僚的方针。教育方针和课程安排依此方针拟定。报参谋本部核准实施。其原则是以战术为中心。其他各课适当配合,按年度进行。循序渐进,逐步加深。正则班按三年度进行,特别班按两年度进行。
陆大的教学以1940年为例,正则班第一年度兵科战术、师战术——攻、防、追、退、遭遇战,搜索敌情,侦察地形,判断情况,拟定决心,拟制作战命令和作战计划,战斗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参谋业务,后方勤务的研究。特别班第一年度先到各兵科学校见习,以充实各兵科知识。尔后回校进行兵科战术、师战术等。第二年度军战术、大兵团运用、陆海空协同作战、高等司令部参谋勤务作业等。所有课程都以两年度战术战略进度作中心,相互适应,妥善安排。教学方法,分为课堂讲授和现地作业。
课堂讲授以战术最为重要,尤其是应用战术(包括图上作业,室内兵棋推演)。为了便于教学,分为若干小班,每班10余人。其余各课,在大讲堂统一讲授。讲授课目有:1.兵科、师、军战术原则。战略学,大军统帅学。2.参谋业务。3.战史。4.后防勤务。5.军制学兵役法。6.总动员。7.兵器学。8.筑城学。9.三民主义、政治学、经济学。10.外语。现地作业第一年度就各种地形,先兵科,后师战术。第二年度实施现地战术及参谋旅行。课目是军战术,大兵团运用。
陆军大学的创办使中国军队中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中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人数大为增加,从而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指挥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它培养的六七千毕业生不断进入军队,逐渐充实到高级参谋和指挥岗位上,成为中国军队中的主导。另外,作为一个军事教育机构,陆军大学在风云变幻的旧中国存在了四十余年,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它在办学的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为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特别是高等军事教育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但是在兵连祸结,政局混乱的旧中国,近代军事院校的建立发展始终都为新旧军阀所把持控制,陆军大学也不例外。军校为各军阀派系提供军事人才,成为派系形成的工具。比如陆大第八期,入学时正值奉系入关,所以这一期学员基本上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陆大则由替各派旧军阀服务改为替蒋介石这位新军阀培养人才。陆大对于蒋介石而言不仅是为其军队提供高等军事教育,更重要的还在于为其笼络人心。正因为蒋介石的重视,蒋军将领才将“穿黄马褂(黄埔)、戴绿帽子(陆大)”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但是,与此同时陆大对蒋介石建军还有另一功用,就是削除杂牌部队指挥官的指挥权——特别班及将官班即有此作用,因此许多杂牌部队的指挥官因害怕指挥权被剥夺就拼命地逃避离职受训。这不能不说是陆大的一大怪现象。
陆大的校址几经迁移,创办时在保定,后迁北京,二迁遵义,三迁重庆山洞。抗战胜利后,除特八期留重庆外,余迁回南京,继迁广州。1949年,大部分教职学员随教育长徐培根迁到台湾,后改为三军大学;其余一部分由研究院主任杭鸿志带回重庆,于重庆解放时起义,并将留在重庆的学校的一切设备及人员完整地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西南军事大学高研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改造,绝大部分教职学员均调至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