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体制主导下的中国改革

中国的改革如果从1978年算起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它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确乎可说是举世瞩目。中国是人口世界第一、领土世界第三的大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又是最大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她不仅在地缘政治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际事务、世界前景也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国改革不仅具有中国意义，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换句话说，中国改革的前景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的命运。因此，每一次改革历程伴随着中国高层人事变动所可能出现的新走向，都不能不引起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三月八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时交谈。中新社发毛建军摄

中共十六大与十届全国人大确立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胡温体制以来，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胡温体制从执政理念、执政作风都鲜明地体现了改革深入带来的新变化、新要求。与江朱体制中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执政风格与公众形象迥然相异形成鲜明对照，胡锦涛与温家宝从执政风格到公众形象都相当接近。作为中共领导人中较为年轻的一代技术出身的领导者，胡温两人都更加稳健、务实，亲切。从一年前十六大刚刚落下帷幕，胡北上内蒙，温西出三晋，直到今天的为民工讨工钱等等，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意义，传达出胡温体制政策关注向弱势群体、贫困阶层、特别是“三农”倾斜的强烈信号。执政一年来胡温的一系列亲民举措应该说是真诚的、切实的，高效的，“亲民秀”的说法刻薄而不负责任。

胡温二人的公众形象十分温和，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政治家应具的魄力。实际上，在很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的决策上，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上，他们都相当地从容、果断，如面对SARS肆虐从高官责任的追究到应急体系的建立，如取消农业税，改变千年定制，如面对台独势力，明确地发出“台独就是战争”的信号，等等，都表明了胡温体制在处理关系国计民生和民族命运重大问题时的气魄与决心。具体的政策、举措、行动之外，胡温体制建立以来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和根本治国方略的出台，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如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外再加上“政治文明”的“三个文明”建设、如保障人权与私产入宪，如倡导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提出与强调“以人为本”，将其奉为政治哲学等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朴素、独特而深刻的体系，具有不寻常的意义。胡温的执政理念与风格，应说是适应了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改革、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其间充满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曲折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残酷的冲突，但整个地说，中国改革的历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渐进的、成功的历程，是一个根据改革实践不断地设计、调整与实现目标模式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正在逼近深层问题，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的历程。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又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在整个改革历程中、在改革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在党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社会势力每一次发生严重冲突之时都反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底线决定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动做更大，变化更多，成就更加引人注目。26年来，经济领域的改革从理论到实践都越来越大胆，力度越来越大，已经基本没有禁区（当然这经历了一个各种社会势力或利益集团反复较量的过程，到今天也不是完全没有禁区，如公有制与私有制孰为主体的问题），相较之下，政治领域的改革则是有条件、有限度、有范围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配合经济改革的需要而做出的政策调适或行政选择。

有关中国改革评价的最大分歧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形成和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计划为主，调节为辅”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都鲜明地体现了经济改革的坚定、深入、彻底，甚至淡化了主义之争，超越了制度之别，但从具体的阐释和实践来看，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底线，为改革前提。“三个代表”作为江朱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改革思想与宗旨的新表述，一方面在目标模式上明确地强化了对中共的改革要求，另方面，又是对中共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道义性的论证与强调，显然，“三个代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代表。

非主流看法则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跛足改革：只搞经济改革，拒绝政治改革。非主流看法认为这样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带有根本的局限性，拒绝政治制度的改革最终将阻碍甚至葬送中国的经济改革。

从对改革实践的具体评价来看，主流看法往往强调改革取得的成就，进而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现行政治架构的另一种表述），非主流看法则往往着眼于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将中国经济发展潜伏的问题、危机归结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

主流看法当然不承认中国的改革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如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①

二、狭义改革与广义改革

狭义改革与广义改革的提出，来自我们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历史性”理解。概言之，所谓狭义改革，专指中共为克服毛泽东时代极左路线直到“文革”浩劫所造成的毁灭性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从“文革”后邓小平复出开始，至今仍在进行。广义改革则指的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需不断进行的调适与改变发展战略与方向的改革运动。胡温体制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完成狭义改革，结束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非常过渡时期，推动广义改革，进入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正常发展时期。

从邓小平主导的胡（耀邦）赵体制开始，中经江朱体制，直到今天胡温体制的确立，26年的改革有其非常具体的历史任务，有其鲜明的时代性。改革起于“文革”结束之时（它的前奏则可以推到“文革”末期邓小平开展的一系列“整顿”运动），它的直接的迫切的时代任务是克服“文革”给中国造成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挽救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这种局面确乎非常严峻，用邓小平当年经常慨叹的的话说就是“积重难返”。“四人帮”被擒，“文革”结束，接着经历了它的余波（华国锋时期），都还处于危机的震荡期。以1977年邓小平正式复出为标志，由于他的巨大威望以及他和他最得力的助手们（胡耀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思想举措（“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等），基本顺利地、相当迅速地消弭了“文革”造成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相比较，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千疮百孔，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状况。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成为首要任务，并且在维护现体制的情况下仍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原因，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精英不负众望、克服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酿成的中共合法性危机，重新收拾民心、迅速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途径。换言之，邓小平之所以在民众心目中拥有那么崇高的地位，成为文革末期乃至文革结束后克服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的象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救星”，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务实的领导人（著名的“猫论”传颂多年，“文革”的批判却使之越批越香），一直是个卓有成效的“经济派”。由他来提出和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事业，顺理成章，十分自然，非常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和政治信念。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江泽民参照邓小平模式以普通党员身份执掌中央军委，固然是一种维护政治稳定、保持政策连续性的非常举措，但从邓到江采用这种做法，恰好意味着中国的（狭义）改革态势还没有进入最后完成阶段，意味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仍任重道远，意味着江朱体制必然要将完成改革大业的重任交付胡温体制。③

中共十六大召开，确立胡温体制，标志着狭义的中国改革进入了它的第四个、也即最后一个阶段，是为改革的攻坚阶段与完成阶段。一方面，“文革”后由于特定时代需要而掀起的改革运动——克服建国以来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直到“文革”使国家陷于崩溃状态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狭义改革，以市场化取向的成功、法治社会的初步建立、翻两番的跨越式发展、人均收入突破一千美元大关与加入WTO为标志，已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另方面，正因为狭义改革进入最后完成阶段，也就面临着具有总决战意味的更加艰巨的攻坚任务。我们说改革已到攻坚阶段，有这样互相联系的两层意思：其一，改革的课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入体制核心；其二，改革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样化。胡温体制固然继承了改革的巨大成果，但他们也担负了改革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所带来的更加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三、“以人为本”的改革前景

胡温体制面临的狭义改革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其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所暴露的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政企难分、官本位严重、市场化取向不彻底、粗放型增长模式、肆无忌惮的地方保护主义、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新危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日益恶化的就业问题、愈演愈烈的腐败、犯罪率特别是恶性犯罪率上升、法治的严重缺失、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等等。这些问题或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并逐渐恶化，或为新近暴露的问题，显然大都来自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协调、不配套。胡温体制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发展速度问题，胡温体制确立伊始，2003年在SARS肆虐的严重干扰下，GDP仍获得了惊人的增幅，达到了9.1%。但胡温体制没有陶醉于高增长率，他们更加关注确乎是更根本、更重要的增长方式问题。支持高增长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引起了胡温体制的忧虑。适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的那样：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十多倍，但是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四十多倍，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投资高达五亿元。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五十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①为了解决粗放型高增长隐含的资源浪费危机、环境生态危机、短期效应危机等，胡温体制毅然决然地将2004年GDP增长率降至7%。这种不盲目崇拜增长率的务实精神和清醒态度，是胡温体制值得称道的政治风范，也是改革最后完成攻坚阶段艰巨任务的政治保证。

胡温体制对发展速度的大胆调整显然出自对“科学发展观”的倡导。“科学发展观”由胡锦涛在2003年8、9月间视察江西时提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它的正式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公平的发展观、人性化的发展观。胡温体制提出这一治国方略，是将市场化的效率与人道的诉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改革的新的时代基础上重新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这自然是总结了改革全部经验和教训的健康的、合理的发展要求，是改革走向成熟期、完成期的政治纲领。

在科学发展观的表述中，我们觉得更具有突出意义的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或政治哲学的提出。“以人为本”作为根本的治国理念、政治哲学，更深刻地包含了胡温体制站在时代高度，顺应历史潮流，冀图建立民主化的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意义甚至超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它应该成为改革结束狭义阶段迈入广义阶段的思想旗帜、文化旗帜。“以人为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亲民”，更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简单继承，它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共治国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果必须用“三个代表”的提法来表述，那么“以人为本”是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先进生产力的保障，更是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它是对“三个代表”的最积极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对“三个代表”的进一步表述、提炼与发展。不用说与“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相比，就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初期相比，“以人为本”的提出都具有全新的意义，都是改革深化、改革升华的产物，它朴素却又精炼地表明了改革的根本目的、最终目的，是胡温体制提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旨归。（“三个文明”可以理解为“三个代表”的更宏大的表述）

胡温体制任重道远。但用中共文件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面临的是前进中的问题。胡温体制只要坚定不移地秉持“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高扬“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那么完成中华民族艰难而伟大的“改革时代”，实现当代中国由狭义改革向广义改革的历史性跨越，庶几有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