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7：从干部的游戏到穷人的高考

连平知青罗建中、民办教师吴娟容的高考故事

当年，罗建中和吴娟容等人都把高考当成自己改变人生命运的一次机遇。在连平，参加了1977年高考的大概有1000人。最终如愿以偿获得“跳龙门”机会的，只有20人。这个数字，如果折算为时下颇为流行的录取率，就是50：1。竞争如此残酷，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仍然觉得，这是一场最具有公平意义的比赛，它至少为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性。

1977年恢复高考后，罗建中家里走出了4位大学生：1977年，身为老二的他考进广东矿冶学院；1980年，老四罗伟中考进惠阳师范专科学院；1985年，老五罗丽香考进肇庆师范专科学校；1990年，老六罗育中考进同济大学。

现在已经是广东著名选矿专家、广东工业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的罗建中教授，经常跟同一年参加高考的同乡吴娟容谈起过去的时光，感叹自己因高考而改变的人生。

久旱逢甘露

1977年10月12日，还在连平县陂头林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罗建中，突然从广播中获知了一条让他终生难忘的消息。

播音员以缓慢的语速，且以一种振奋人心的声音宣告：全国要恢复高考了。当天晚上，整个连平县几乎都炸开了锅。罗建中的好朋友、连平县油溪乡大塘大队的农村民办老师吴娟容，至今还在她的日记本上记录着当时的心情：欣喜若狂。

农村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视。广播“吹风”后的第三天，他们才从报纸上找到了那份专门解释这次高考的文件。上面说，凡是1966年后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人，不管年龄，不管婚否，不管出身，都可以参加考试。

这样的规定，使一些因为文革而跟高考失之交臂达十年的“老三届”们，获得了一次“跳龙门”的机会。

罗建中出身于连平县陂头镇镇圩的一个8口之家，兄妹6人，他排行老二。父亲是一家集体照相馆里边的服务员，母亲则是一个摆地摊的小贩。收入微薄，使得这户表面光鲜的家庭，实际过着跟农民一样穷困的生活。

陂头离县城几十公里。罗建中1974年认识吴娟容。那年他上高二，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有幸参加了县里在忠信镇举办的一个团干培训班。这是他平生，也是高考前第一次乘坐汽车。

那时的吴娟容，高中毕业后，已经在大塘小学做了一年的农村民办教师。吴娟容也有5个弟妹，不过，和罗建中不同的是，吴姐妹6人拿的都是农业户口。吴娟容读中学时，“全社会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作为家里的老大，她每个学期开学前，都得到炭场当“挑夫”，每挑一天挣一块多钱，连挑十天才能把学费挣齐。

1973年，吴娟容高中毕业，由于父辈曾被评为右派，丧失了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不过，因为成绩和表现出众，她和班里的一些关系户(即干部亲戚)被公社推荐到大队的小学工作。户口虽然还在农村，但每月可拿到18元的工资。1977年，她的工资涨到了26元。但是，因为粮食严重不足，当时她和那些公社干部一样，每天还只能吃两顿饭，中午饿肚子。

民办教师只当了一年，她就被派到县里的团干培训班，专门负责讲解雷锋事迹，由此和罗建中结识。

1977年，恢复高考。罗建中和吴娟容同时报了名，从此两人走上了一条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

劳动能手进考场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和城市的区别“简直就跟吃谷和吃米的区别一样”。恢复高考，无疑让许多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士，重新找到了一条“脱壳”和“跳龙门”的机会。

高考时间安排在当年的12月11日和12日，离考生获得复考消息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到两个月。此前，他们生活和工作在农村，长期只跟农业生产打交道——特别是“老三届”，有的离开书本已经近十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激活脑袋里那些“尘封已久”的知识，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要命的是，书店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和高考有关的书本和资料。”罗建中回忆这段难忘的历史，“幸好到了10月底，县里要求每个镇举办培训班，用钢板刻印为我们印发了一些复习资料。”

就是靠着这些粗糙的资料，他们熬过了一个半月紧张而兴奋的复习期。

1977年12月11日。罗建中他们魂牵梦萦的高考终于到来了。

坐在考场里边，望着窗外那些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和长长的警戒线，这些平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劳动能手们，“突然感到一股无名的紧张”。

当年，陂头镇有100人参加了考试，最终，从考试、体检和政审中过关斩将的只有2人。其中一个是罗建中。在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和化学五科中，罗建中总共考了320分，由于第一志愿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没有录取上，他被选进了广东矿冶学院(现为广东工业大学)的选矿专业。另一个是比罗建中大10岁的“老三届”，以农村考生的身份进入了广州中医学院。

吴娟容是在忠信镇赴考的。当年，对她来说，必胜的信心远远高于罗建中，然而，她的结果却远不似罗建中那么甜蜜。

中学毕业后，吴娟容就没有再从事过农业劳动，而是在大塘小学教书，天天跟书本打交道。她的一些同学和亲友，就是因为离开书本太久，而最终放弃了高考。1978年1月中旬，吴娟容接到通知，说她的分数踏过了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入围线”。

接着，按照通知的要求，吴娟容经历了体检和政审“两重关”，“都没有任何问题，教育部门让我只管放心在家等通知吧！”拿着这份“有点烫手”的通知，吴娟容迎来了一个让她毕生难忘的春节——所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亲友都拿着礼物到她家来祝贺，“用当年和我一起接到通知的一位同学老张的话来说，这个年过得简直是莺歌燕舞。”在当时那个饥一顿饱一顿的年代，就像上了天堂一样。

可是，这样的兴奋并没有维持太久。过了不到一个月，与她隔壁镇的好友、报考政治专业的赖美琴都接到了华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唯独她，还要在等待中继续煎熬。

“当时有点奇怪，”她赶紧跑到教办，问这是怎么回事。教办的人告诉她，录取通知书正在陆续发放，再等等吧。

回到学校，吴娟容“坐卧不安”地又等了一段时间，教办的人好歹给她捎话来了。接到消息后，吴娟容“飞一般地”地向教办跑去。然而，从教办那些人的手里，她拿的却不是一张录取通知书，而是一张志愿表。

教办的人转述了华南师范学院的通知：鉴于教学设施、师资等方面均严重紧张，无法容纳过多的在校生，不过，还余有一部分走读生的指标。教办的人问她，是否同意走读。

吴娟容想，自家世代为农，哪有什么亲戚在广州。在脑里掏了半天，才想起以前开会曾认识过一个广州的女知青，二话没说，便执笔给她写了一封信，并告知原委，问对方能否帮忙。

半个月后，吴娟容收到回信，说可以。

她立马去教办，在志愿表填写了同意，并且在表述自己与女知青的关系中，写了“朋友”两字。

又是一阵“苦苦的等待”，当她以为录取通知书就要来的时候，教办的人却告诉她，“你的录取资格被取消了，原因不明。上面给你保留了申请读中专的权利，你要去吗？”

当时，考中专跟考大学一样，录取者都是班里成绩最为拔尖的学生。对农村考生来说，考进了这两样之中的任何一样，都意味着获得了一个农转非的指标，从而成为“国家干部”。

回到家里，和父母一商量，都说好，“反正读书不用钱，还有奖学金。”尽管有些失落，但是，当年，吴娟容还是被录取到了当时广东有名的中师——老隆师范学校。

山鸡变凤凰

当年，罗建中和吴娟容等人都把高考当成自己改变人生命运的一次机遇。尽管，因为当时的大学招生指标有限，这条路对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走起来并不平坦。

在连平，参加了1977年高考的大概有1000人左右。最终和罗建中一样，如愿以偿地获得“跳龙门”机会的，只有20人。这个数字，如果折算为时下颇为流行的录取率，就是50：1。“在现在看来，这有点像千军万马挤一座独木桥。”

不过，就算竞争如此残酷，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仍然觉得，这是一场最具有公平意义的比赛，它至少为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性。

以前的人才选拔，权力和机会都牢牢掌握在公社干部手里，常常是暗箱操作，“谁也讲不清楚公不公平”。对他们这些没关系、又没钱的底层劳动家庭的子女来说，无疑是一场可望不可及的“干部的游戏”。“唯有高考，让他们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公平，而且考上了大学，不但不用交学费，还有生活补助、奖学金，这样的制度简直就像为穷人的孩子量身订做的。”

罗家兄弟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在当地被传为美谈。罗建中的胞兄罗冠中当年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1973年以特优生“意外”被推荐到工农兵大学，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他被暨南大学录取。1979年，老三罗梅香考取了省重点中专龙川卫校。目前，兄妹6人，已经有3人成为博士，其中2人被聘为高校的博导。就是通过读书考试这根独木桥，他们实现了祖祖辈辈想都没有想过的“山鸡变凤凰”的美梦。

和吴娟容一起在大塘小学教书的10多名民办老师，有一半后来都陆续通过高考而洗脚上田，“今天，那些考上大学的，几乎所有都非官则贵。”而没有考上大学的，许多都在后来的教育制度改革中自我淘汰，远离了他们熟悉的课堂，重新回到农村，“弃教鞭而操牛鞭。”有的现在生活还有些落泊。

吴娟容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当时大学能为中学提供的教师相对紧张，所以，中师毕业后，她就被分配回县里的附城中学，成了一名中学老师。20多年后的今天，她已经成为河源市老干局的一名副局长，回想起幼时终日与泥田打交道的苦日子，自然“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