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国会”与“野百合学运”

于是，蒋介石祭出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他的独裁权力，于1953年9月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全部留任，继续行使职权，作为拥有大陆地区统治权的象征，“国大”的代表、立委、监委便一直不改选。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第一届“国民大会”得以维持下去， 先后于1954年5月、1960年3月、1966年3月、1972年3月、1978年3月、1984年3月、1990年3月召开了“国民大会” 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至第八次会议。 各次会议主要内容是选举 “总统”和“副总统”，制定或修改“临时条款”。

由于“动员戡乱时期”一直维持了近40多年，蒋介石以及后来的蒋经国也就不断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留任，只在有的老“国代”随着年龄增长实在熬不住了，撒手人寰，才象征性地进行增补。直到九十年代初，台湾当局的“国民大会”代表仍是第一届“国代”。于是，每当“国民大会”开会，人们都能看到柱拐杖的、被人搀扶的、座轮椅的、甚至被担架抬着的“国代”们聚到一起开会的人间奇景。看到他们，更容易联想到的是这里正在举行重阳敬老会，而不是商议“国家大事”。台湾人民形象地称之为“万年国代”。

由于长期不改选失去“民意”监督，加之年老体迈等原因，这些“民意机构”基本上仅充当当局的“表决机器”和“民主摆设”，引来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台湾民主化已经启动后，1990年“国民大会”又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增额代表的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争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

野百合学运，发生自1990年3月16日起至1990年3月22日结束，又称台北学运或三月学运。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南北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现被民进党政府改名“台湾民主纪念馆”)广场上静坐抗议，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事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这是国民党当局迁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1990年3月16日，在新一次“国民大会”要“选举”李登辉为“总统”的前夜，9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广场静坐抗议，拉出写著“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三月学运”揭开了序幕。由于媒体的报道，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

17日深夜，突然有两队镇暴警察出现在广场，抗议学子表达强烈不满，当时“总统”李登辉紧急下令撤回，并立即召开应变会议，18日凌晨，当时的“教育部长”毛高文带来李登辉的亲笔函，李登辉释出善意，下令警方不得驱离静坐学生。

3月18日，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台性的学生运动串连活动，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当天下午，民进党动员数万群众发起造势大会，在广场大门旁边声讨“国大”。静坐广场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在

也是在这一天，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三月学运的四大民主宪政诉求：

1、解散老“国民大会”，重建新的“国民大会”制度。2、废除“戡乱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3、召开“国是会议”，全民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4、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呼应民意的潮流。

这四条要求集中反应了当时台湾民间社会对国民党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3月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李登辉与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11点，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

在一份由学生广场文宣组所发出之〈野百合的春天〉传单中，学生们对选择野百合作为该次运动之精神象征的原因，有如下的说明：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湾固有物种，象征著自主性。

草根性：野百合从高山到海边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生命力强：她在恶劣的生长环境下，依旧坚韧地绽放。

春天盛开：她在春天盛开，就是这个时刻！

纯洁：她白色的纯洁正如学生们一般。

崇高：在鲁凯族里，她更是一生最崇高荣耀的象征。

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全台湾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被允许上台发言。

这一天，“总统府”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制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三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呼吁学生尽速返校上课。

3月21日，“国民大会”选举同意李登辉连任“总统”六年，这也是“国民大会”所选出的最后一届“总统”。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李登辉会面的要求共识：必须讨论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并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如李登辉明确同意以上要求，即结束静坐活动，学生将对政治大事的发展继续保持高度关切。若不能对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复，将坚持原则、持续抗争。

学生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在看过双方会面的录像带后分校讨论。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广场。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学运。

在这次学生运动后，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推行“宪政改革”，在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所谓“万年国会”的运作，台湾的民主化工程进入新的时代。

1990年6月台“大法官会议”决定，在国民大会、立法院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内所有的无限期留任代表必须从1991年12月起退休。新的国民大会在1991年选举产生，共有325名国大代表。大部分代表是直接民选产生，100人则是根据政党得票率按比例分配。这届国大在1994年修改了宪法，通过修宪案允许总统直接民选，为1996年3月举行的总统、副总统直选铺路。国民大会依然拥有修宪、弹劾总统、副总统等权力。

1994年，“国民大会”通过“总统”直选方案后，“立法院”也在同一年通过“省县自治法与直辖市自治法”，允许“台湾省省长”以及台北、高雄“直辖市市长”直选（“福建省主席”仍然维持官派）。

2000年4月，“国大代表”投票决定，这届“国大”结束后不再举行选举，仅在需要时才会选举并重新开会。修宪后“国大”的大部分职责已经转交“立法院”，其中也包括了“弹劾总统”的权力。2004年“立法院”通过修宪提案拟将“国民大会”废除，此提案经2005年“国民大会”决议通过后，“国民大会”已完全走入历史。

野百合学运对于台湾的政治发展而言，逐渐内化成台湾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诉求，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陆续在十年中完成民主化的初步改革。

很多现在属于民进党阵营的新生代政治精英，都和野百合学运前后的校园运动以及社会运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前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前客家委员会主委罗文嘉、前青年委员会主委郑丽文、前“新闻局长”郑文灿等，都是“学运世代”的重要成员。但很多人批评他们：“野百合变成（民进党）新政权消费的符号，却忘了三月学运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