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G20之路：新兴市场的诉求

编者按:

从G7到G20，显示的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更大的影响力。而在G20会议之前，除了发掘美国、欧洲的巨大分歧之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歧也在凸显。这次危机肇始美欧发达市场，发展中国家普遍成为危机的被打击方，以“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为代表，新兴市场国家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上达成了深刻的共识。

在G20国家中，有来自东亚的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有南亚大国印度，有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沙特阿拉伯，有来自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有来自非洲的南非，以及在欧亚大陆上占据重要地理位置的俄罗斯、土耳其。

来自新兴市场的G20成员无一不受到全球危机的冲击，在即将开幕的G20伦敦峰会上,它们自然也有着自己的利益关切。

市场对欧美在G20会议上准备采取何种立场比较熟悉，而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立场和诉求了解得尚不全面。本期《环球经济评论》遍访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专家、学者，为您呈现正在上演的世界大博弈之原动力。

印度:希望G20协同进行财政扩张

帕塔·森（Partha Sen）(翻译:马俊)

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尚未经历过如当前一般严重的萧条。在当年大萧条时代，尽管人人都意识到出了问题，但在如何解决问题方面却莫衷一是，结果耽搁了结束萧条的时间。在1933年，欧洲希望重返金本位，而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拒不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甚至出言不逊，令当时的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颇感难堪。

如今也有种种迹象表明，各大国之间并非没有意见分歧。美国和英国青睐扩张性财政政策，颇不愿收紧金融规管（而且美国肯定不乐意对银行实施国有化）。其他欧洲国家则不欢迎扩张性财政政策——它们宁可收紧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规管。中国一方面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要求引入一种新的世界货币（尽管这只是一种改革世界金融架构的思路，不太可能立即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尽管与会各方的表态刻意掩饰观点的分歧，看来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仍将以失败告终。如果是这样，肯定会导致世界经济衰退进一步深化，延长我们大家受苦的时间。

就像全球变暖一样，当前危机的根源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计后果的行为，如今它们却反过来责怪别人，比如有人就说如果不是中国维持这么高的经常项目盈余，美国的利率就不会被压得那么低，次贷危机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了。这种观点根本无视美国在规管上的松懈乃至政府当局经常与金融机构沆瀣一气的关系。

那么印度的立场在哪里？我们记得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起，印度已在很大程度上放开了它的贸易和资本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它还采取了其他步骤以维护本国的产业竞争力，比如大规模调整税收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现代化、允许私人（包括外资）开设银行等等。服务业占印度GDP的比重如今已高达50%左右，而工业和农业则差不多各占四分之一。但是印度劳动力的60%仍在农业部门就业。

和中国不同，在此期间印度并没有维持经常项目盈余，也没能扩大蓝领工人的队伍。融入世界经济对印度就业形势的影响是扩大了软件和外包行业的就业（由此也造成了服务业在GDP中的高比重）。印度未能扩大工业部门就业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过度地允许（金融）资本流入，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过去20年来，印度在贸易项下一直是赤字，之所以能把经常账户赤字维持在合理水平，是因为来自海外侨民的汇款和其他不见于统计的项目对贸易赤字有所抵消。

正在持续的全球危机对印度的打击固然很大，但并不像其他一些出口驱动型经济体那么严重。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都经历了出口下滑，印度也不例外。但与此同时，进口石油价格下降也改善了它的贸易条件。印度的银行大多躲过了次贷危机的传染风险。不过它的外贸部门仍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世界金融流动性继续枯竭一段时间，即便是目前的温和经常项目赤字也会面临融资难题。何况油价下跌的同时，在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工作的印度工人，也会减少他们的汇款。

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面。单方面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是说没有其他国家协同出台刺激计划的话，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使现有的经常项目赤字恶化。印度的公债和政府赤字规模也令人担忧，如果再算上政府的或有负债，问题就更严重了。因此印度出台的一些财政刺激计划相当节制，而且常常是以削减间接税的形式来实施的。印度的危机政策，重点是印度央行激进下调利率。可惜这没能带动商业银行的信贷发放（credit offtake），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没有把减息的利好传递给客户。在产品与服务需求减弱的时期，通常很难让银行多放贷，因为它们不想惹上不良资产的麻烦。流动性问题和偿付能力问题搅在一起，于是稳妥的办法是谨慎放贷。如果危机持续下去，难保印度政府不会考虑预算赤字货币化这一招儿——尤其是在目前通胀及通胀预期都很低的情况下。

基于上述分析，我可以来推测一下印度在G20峰会上可能采取的立场。不用说也知道，世界经济尽快复苏，最符合印度的利益。虽然印度的经常项目还能勉强维持平衡，但它的出口已经萎缩了，海外汇款也面临枯竭，资本流入则已经断绝。但是印度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扩张需求，因为长期的挥霍已把财政搞得筋疲力尽。货币政策这根弦则已是放松到极点，基本失去作用了。因此对印度来说，最有利的情况就是G20各国领导人排除万难，一致采取支持财政扩张的立场，而这些财政政策又能尽快见效，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这一结果没有多少把握，因为除了英国以外的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根本不想要扩张性财政政策。就算美国、英国联手中国、日本，采取支持财政扩张的立场，可能都还不够。因为美国和英国的银行体系已经是一团糟，而财政扩张则意味着继续借钱（例如发行国债），等于雪上加霜。世界各国已经没有胃口再吸纳更多的美国国债了。如果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彻底崩溃，我们真的要考虑是不是该找一种新的国际结算单位，来取代美元了。

从印度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角度来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美国把宝全部押在购买“有毒资产”以激活银行业这一招儿上。就算那套方案能够行得通，也肯定是旷日持久，几乎不可能迅速见效，要是光靠它，世界将会陷入一场漫长的萧条和社会动荡。如果我不幸言中，今年的伦敦峰会将会难逃1933年伦敦峰会的命运——人人都知道危机是大家的事，但都只顾着自己的小算盘或拘泥于某种意识形态。悲剧最终沦为一场闹剧。

（帕塔·森，印度德里经济学院[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印度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都曾任教于该学院。本文是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撰写的评论。翻译:马俊）

专访韩国前财政部副部长郑德龟:

要避免“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

陈晓晨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韩国应该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发挥什么作用？

郑德龟: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第一，韩国将大力促进世界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韩国是个依赖出口的经济体，不过贸易将不仅促进韩国的恢复，而且避免“大萧条式”的“以邻为壑”局面。

第二，我们必须避免任何有可能造成冲突的汇率政策。在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下，一国政府都有操纵本国汇率贬值促进出口的动机。我认为，应该避免“与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保持各国汇率政策协调。首先，应该保证东亚各国汇率政策的协调。

第三，我们还要促进G20机制本身的良好运行。有学者指出，韩国应该扮演G20的新领导者角色。我认为，韩国有能力通过举办G20财政、央行行长乃至首脑峰会，加强各国应对危机的合作。另外，在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方面，我们有过与IMF共同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我们相信韩国能与IMF等机构展开良好合作。此外，韩国还要加强东亚各国的联系，特别是东北亚三国的协调合作。

第四，韩国自身将从危机中逐渐恢复。韩国在去年年末经历了一次经济震荡，伴随着韩元汇率大跌、GDP骤减、失业率上升；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目前逐渐摆脱危机。我认为，韩国经济减速将放缓，甚至在下个季度停止下跌，尽管时局仍然艰难。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评价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将特别提款权（SDR）作为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

郑德龟:这个提议是认真的，值得G20讨论。不过，实话说，美元即使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其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仍然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因此我们需要现实视角。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美元处在一种微妙的情势:一方面，美国在盖特纳和伯南克的领导下进行财政和货币扩张；另一方面，美元却在大幅度升值后持续坚挺。在这种微妙情势下，美元仍然具有很强的市场号召力。

不过，我们可以从周边区域入手。目前我们要加强东亚各国之间货币当局的协调。我们未来的长远目标可能是东亚共同货币。不过，“亚元”的领导者到底是谁？中国，日本，还是中日共同主导？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将发挥什么作用？这还是未知数。目前，东亚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意愿和能力获得领导地位。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时间。

《第一财经日报》:危机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先后与周边经济体货币当局建立了总计5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其中，主要是东亚地区。请问怎样评价区域内国际金融合作？

郑德龟:这是积极的信息。在过去的四五年里，东亚受到美元主导的深刻影响。现在，可以改变过去的模式了。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让东亚“同乘一条船”的新机制。现在是东亚资本市场合作的新契机。亚洲开发银行(ADB)可以发行一些债券，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日本等大国可以购买。此外，我一直主张推进“亚洲债券基金”（ABF）。危机显示出地区合作是多么重要。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人认为，应该发挥清迈协议（CMI）的作用，使用本币进行双边货币互换。这样，能提高东亚各国联合应对危机的能力。

郑德龟:总体上说这有助于东亚联合。但是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使用本币进行互换需要考虑可操作性的问题。比如，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可兑换，因此对于周边国家来说，比如韩国，借入人民币的作用受到限制——人民币流动性不强。

我要强调我不否定CMI的作用，但是可操作性也很重要，需要一步一步加强东亚地区合作。

除了货币政策以外，我还呼吁东亚各国要重视协调的财政政策。这将使东亚各国的财政政策更有效率且互惠。

东亚，G20和全球经济治理

哈迪·苏萨斯特洛（Hadi Soesastro）(翻译:盛媛)

东亚的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必须带着战略性眼光参加这个新兴的全球论坛。他们需要确信G20能制定出尽快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当前窘境的政策和措施。现存的国际机构对目前世界面临的难题已无能为力，改革迫在眉睫。而当前没有比G20更好的替代组织。从本质上讲，G20会是“世界经济指导委员会”，且该论坛从现在开始应该永久性取代七国集团（G7）和八国集团（G8）。

当然，G20仍很脆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特性决定的。它还面临着其成员国的相关决定合法性的问题。该问题会随着其他与会国的参加而在伦敦峰会上进一步深化:为什么是它们而不是其他国家？尽管欧盟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但在该问题上，欧洲G20成员国仍会面临欧洲其他非成员国的挑战。

东亚G20成员国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策略，为东亚地区关注的问题发声，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个大好机会，那就是在华盛顿G20峰会约三周前于北京召开的亚欧会议（ASEM）间隙。当时东亚领导人们将注意力都集中在建立于双边货币互换机制清迈协议（CMI）基础上的地区紧急基金问题。

这种来自东亚的单一聚焦远远不够。对东亚G20成员国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为全球经济整体复苏作出贡献，即在一个持续有效的复苏过程中，东亚地区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及G20能怎样行动以重塑全球经济。

危机为新成员们创造另一个机会，让它们得以表达自己的困境、利益所在及愿望，通过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努力解决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这对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很重要，但发展中国家能否胜任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胜任尚不清楚。

地区或者次地区协调或许是一个替代方法，因为这有利于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以及为一些小国争取权利。地区协调还包括发达、新兴市场以及次发展中国家的混合。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需建立在有代表性的国际机构上。

现存国际机构被要求改革以反映正在改变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还有人提出，这些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应该被一个整体和包容的全球性机构监督，比如像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的“全球经济理事会”。但这样的全球机构很可能会变得笨拙。

更好的选择或许应该是地区合作的网络融入全球论坛。比如，东亚的紧急基金，多边的CMI如果也成为货币基金网络一部分的话会更有意义。

东亚需要更好的协作，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地区议程，为解决全球危机作出贡献。东亚领导人会议（东盟10+3）将会在4月于伦敦峰会后举行。东亚领导人们会派出财政部长参加定期“战略会议”，加强东亚国家参与G20政策制定、全球经济复苏的行动和塑造全球经济秩序。

东亚战略性参与G20的目标不仅仅是寻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还在于加强地区战略努力，提高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效率。

通过G20提出目标有利于明确地区焦点问题，即开展有利于刺激地区经济、循环该地区庞大的储备、促进结构调整和纠正全球财政失衡的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项目。

在贸易方面，该地区还能更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全球市场的开放，也是在G20中优先需要提出的议题。其他议题还包括:确保足够的发展资金流、有目的地协调经济刺激计划。

［哈迪·苏萨斯特洛，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本文最初发表于东亚论坛。翻译:盛媛］

俄罗斯专家:“超国家储备货币”成算几何？

臧文茜

在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美元的垄断地位也遭到了新兴国家的强劲挑战。俄罗斯还于3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网站刊发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改革一揽子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呼吁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构想。该大胆设想引发了众多专家、学者广泛的讨论和浓厚的兴趣。

在俄罗斯看来，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就可以成为这样的货币，因为它在一些国家已经起到了储备资产的作用。这项提议获得了“金砖四国”中其他国家的支持。“金砖四国”纷纷呼吁，改革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分配特别提款权配额，从而终结美元的独霸地位。

那么，究竟俄罗斯提议能够被采纳的成算几何？被调查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和分析家们意外对其泼了冷水。他们一致认为，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的构想理论上成立，但实际操作起来将面临重重障碍。俄罗斯智库后工业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Inozemtsev）甚至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方案能够实现。

Kalita-Finance公司分析师德米特里·戈卢博夫斯基（Dmitry Golubovsky）26日在接受俄罗斯金融市场新闻社调查时指出，尽管目前进入SDR的货币出现了问题，但欧元还是要优于美元、日元和英镑这些货币。而且，如果仅仅把特别提款权看作是一个多功能货币篮子，它就不具备成为储备货币的可能。为此必须使特别提款权像黄金曾经在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类似。此外，SDR解决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防止通货膨胀。

“很显然，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认真的改革。”戈卢博夫斯基建议说，“而且组成SDR的货币篮子中，今天至少应当囊括进去印度和中国的货币，但最好是能包括‘金砖四国’所有成员国的货币，包括多少，则根据他们对世界贸易的贡献。”

此外，戈卢博夫斯基还提醒说，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在经济体系中还存在一系列不可战胜的阻力。最显著的分歧存在于欧洲和美国之间——尽管他们在克服危机中能够在语言上达成“共识”，但实际上做起来却往往相反。实质上，至今他们也没能在克服危机和国际贸易问题上达成任何一项共识:一方面大谈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转过身便公然施行保护主义措施。他认为，在克服危机中没有国际合作，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很孤单——大家只能各自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危机。

TRUST公司分析师保罗·皮库耶夫（Paul Picuev）赞同上述观点。他强调说，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已经得到不少国家的追捧。这表明，新兴经济体已经越来越明确地彰显了对话语权的渴望。不过，这个对话将非常不简单。因为首先，该设想在许多技术问题上困难重重（这其实也是欧元未竟的梦想）；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根本不想放弃自身的主要经济优势。

TRUST另一分析师尤金·那多申（Eugene Nadorshin）也指出，建立单一储备货币的问题是一个微妙的政治问题。这是向夺取外汇空间和拒绝浮动汇率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世界政治版图应当发生改变。

实际上，在上述建议刊发的当天，俄罗斯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在接受俄罗斯新闻网等媒体调查时就已经明确指出，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是很遥远的事情，这样的问题近年内无法得到解决。而为了摆脱全球经济危机，目前要做的是，应当建立严格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标准。诸如，建立国际金融监控秩序、地区金融中心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基金会，这些变革短时间就可成型。而且，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和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援助的建议，也有助于克服全球危机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危机预警。

专家们还预言说，未来数十年内都不会出现一个新的货币。而且专家们还一致认为，为了克服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并不是当务之急。

俄罗斯智库“三对话”的高级经济师尤金·斯特鲁切涅夫斯基（Eugene Struchenevsky）也认为，G20目前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那些宏观经济政策上。比如，建立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尽管这些措施也不见得有更多成效，但没有这些基础的东西，其他的一切，只能是空谈。

在经济学博士玛丽亚·科尼亚金娜（Maria Konyagina）女士看来，俄罗斯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已晚，如果能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之前提出就好了。她解释说，在当前局势下，想统一标准相当困难。如果对这些建议进行投票表决，前景不容乐观，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成员不会赞成这一决定。她认为，唯一能够得到正面回应的建议只有一个——即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但究竟哪种货币能够成为这种资源的来源——这暂时还是个疑问。

需要指出的是，就连俄罗斯官方自己对上述提议的前景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杰尼索夫2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言，创立国际统一货币是个长远方案，应该分阶段进行，这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一系列连续步骤，首先成立多个国际金融中心，并建立地区货币。此外，可以建立汇率落差保险体系，以便一种货币贬值时可以通过其他稳固资源来进行弥补。杰尼索夫承认，俄罗斯提出这一建议，其最终目的是意欲实质性推动新结算单位的实施，比如“超国家储备货币”构想。不过，这个需要讨论并达成一致的问题，必须要征得所有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交流的各方同意，也只有这样，该构想才可能得到实现。

（臧文茜，本报驻莫斯科特约记者）

非洲的担忧与诉求

彼得·德雷珀（Peter Draper）（翻译:马俊）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日益加深，各国高层加强了遏止危机扩散的努力，各方对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的关切也随之高涨。尽管峰会的议程范围广泛，但那些既不是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也不是其规管者的国家，很难真正窥其堂奥。

除了身为G20财长会议成员国的南非、非洲开发新伙伴计划的主席和非盟委员会的主席以外，整个非洲大陆就再也没有别的代表，出席这一对未来数十年来说至关重要的经济治理论坛了。但对非洲国家——其中一些刚刚摆脱长年背负外债的宏观经济困境——而言，正在加剧的经济危机会导致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一些改革初见成效的国家正眼看着自己重新滑向深渊，而这一切都不是它们的错。

非洲所受影响将达到何种程度，确实跟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危机走向，以及它们清理金融业坏账所花的时间长短息息相关。这场危机已由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危机演变为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困境，同时还伴随着世界贸易的历史性大滑坡。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已丧失了增长动力，这驱散了人们对所谓新兴市场同发达经济体“脱钩”的幻想。其中，非洲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发生的:

一是直接的金融传染，尤其是包括贸易融资在内的资本外逃，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宏观经济恶化（汇率走弱、国内利率上升、债务支出增加）。之前有所增加的官方发展援助难以为继，因为许多发达国家已在重组银行资产和刺激国内经济上用尽全力。私人资本的流入也有所减少，则是雪上加霜。许多非洲国家原本就很脆弱的财政这下就更吃紧了。

二是侨居发达世界的非洲人向非洲的汇款减少了。近几十年来，此类资金流入曾多次缓解了由宏观经济管理失误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或成为积极结构改革的有力支持，它们的减少将加剧非洲国家的外汇短缺，削弱其国内消费，增大企业营收压力，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三是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和出口量下跌。这将打击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尽管少数国家可由此缓解通胀和加息压力。此外，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财政相当依赖进口关税，世界范围内贸易的急剧下滑对它们的影响很大。

其他一些影响视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及财政状况而定。非洲在这些方面的处境不容乐观。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着手削减消费以增加储蓄，由此而来的全球需求下降也对非洲影响颇大。

完全有理由问一问，G20华盛顿峰会宣言所确定的中期优先任务是否偏离了稳定金融系统这一主题，问一问规管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那些中期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同样也完全有理由担心，在一场如此严重的危机期间收紧金融规管，是否具有潜在的顺周期效应，是否合宜。

鉴于这场危机将直接影响新兴市场和非洲经济体，G20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必须通过多边贷款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充足的资源以非惩罚性的条件调度给管理良好的经济体，使其能够灵活调整，以此来遏制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和扩散。然而，很难讲这一点认识在多大程度上会被应用于非洲经济体。一些媒体报道暗示，只有那些“具有系统性意义的”（是不是指入围G20的？）发展中国家才会获得这种融资。在一个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世界，许多国家都暴露于并非它们造成的风险之下，极易受到危机扩散的打击，设定这样的门槛似乎有欠公平。紧急贷款不向所谓“管理不善”的经济体开放会放大这种不公平的感觉。一些非洲国家于是提议，向地区性开发银行再注资以弥合这一鸿沟。然而，由于非洲地区的金融资源非常有限，由谁来注资目前尚不明朗，也不清楚这些银行是否都像非洲开发银行那样有权救助陷入流动性短缺的国家。世界银行分配项目资金通常需耗时近两年，所以分配资金手续更简便的IMF更适宜出手救助流动性短缺的国家。那些需要帮助的非洲国家可能必须乞援于IMF，除非中国向它们敞开信贷闸门。

这样看来，这场危机也许将（具有讽刺意味地）成为一个历史性机遇，有助于推进华盛顿峰会所一直认可的中期改革目标。从非洲的视角来看，IMF和世界银行现行的投票机制亟须变革，以更准确地反映全球经济现实格局。不过在这种形势下，非洲必须拜托中国、印度和其他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替它说话，因为机制改革肯定会以经济比重为基础，而非洲所占比重实在有限。在这方面，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IMF握有较大发言权的那些国家反而不需要它的资金援助。

本就须看别人脸色的非洲经济处境可能变得更恶劣，如果保护主义抬头的话。而保护主义是否抬头又取决于两个相关的问题:衰退会有多深，持续多久；以及各国对此如何反应？

华盛顿宣言和后续进程并未建立一个有关贸易的工作小组，这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希望G20伦敦峰会能够讨论如下建议:

1.与会各国首脑重申华盛顿宣言所承诺的不实行保护主义措施；

2.加强保护主义监督体系，尤其是在WTO内部；

3.各主要贸易国应考虑引入对保护主义行为的惩戒机制。

综上所述，即将参加G20伦敦峰会的南非和非洲代表们有下面几个关键使命:

第一，维持非洲的融资渠道，包括短期流动性和项目性的融资。

第二，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争取扩大多边开发银行、IMF以及地区性开发银行的资源。

第三，请求援助国将其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维持在当前水平。

第四，要求重审种种救助条件，强调危机给非洲经济体造成的困境并不是非洲国家的过错。

第五，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强烈呼吁发达国家以及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要搞保护主义。要求G20领导人建立一个贸易问题工作小组。

第六，承诺大幅加强非洲的经济改革力度。应建立能有效促进贸易和调配资源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机制，而不是满足于目前司空见惯的无章法状态。

最后一点将是非洲代表团需要作出的一项关键承诺。搞了几十年痛苦的结构改革，直到最近才尝到点甜头，这样的非洲国家真的很多。我担心这仅有的一点果实，会在抨击“北方”经济模式的集体狂热中被糟蹋了。

（彼得·德雷珀，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供稿:www.voxeu.org；翻译:马俊）

土耳其:发挥“桥梁”作用

陈晓晨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上，土耳其是个“边缘者”。不过，土耳其海峡大学（Bogazici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菲克雷特·阿达曼（Fikret Adaman）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认为，土耳其应发挥其独特的“桥梁”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能不能为中国读者介绍一下土耳其最近的经济情况？

阿达曼:最近半年来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第一，全球经济下滑使土耳其出口受到巨大影响；第二，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两波撤资使土耳其的外资回流西欧，目前在融资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第三，原油价格回落对我国财政的效用是好的，但是却影响了俄罗斯和中东——提到中东，那里的政治局势也使我们的经济形势更复杂。

因此，我们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非常糟糕。当然，一些人特别是官方认为，有逐渐恢复的趋势。土耳其最近一些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快。目前我们的经济实力允许我们应对危机，并且做更多长远规划。

《第一财经日报》:土耳其采取了哪些措施恢复经济？

阿达曼:现在政府已经开始做一些事情，虽然还需要更多。几个月前我们没有准备，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现在我们有了准备。最近政府出台了一项50亿里拉的财政刺激方案和一项5亿里拉的银行注资计划。财政方案包括减税、为出口提供支持、改善中小企业短期资产负债表等。幸运的是，赤字情况还允许我们这么做。我认为，下一步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改善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得更多。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我们进行贷款。IMF刚刚出台了新规定，给土耳其这样有增长潜力但短期负债表困难的国家提供了方便。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土耳其在G20上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阿达曼:我们和欧洲的融合度正在提高——副作用是感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我们正在努力争取IMF能够在改善中小国家收支平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IMF现在面临一些挑战，比如资金瓶颈。我认为，在短期内，各国有必要对IMF进行注资。但是，长期来看，IMF的治理结构仍然需要重新审视。

土耳其要发挥“桥梁”作用，无论是在西方与东方之间，还是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传统上，土耳其就是连接欧洲与中东、中亚的“桥梁”。当然，我所说的“桥梁”的新涵义是，土耳其应该与非洲有更紧密的接触。在G20和其他事务上，土耳其应该与非洲联盟有更多协调。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土耳其和非洲的经贸关系。在G20上也应该有更多非洲的声音。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看待中国在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问题上的一系列倡议？你认为G20是否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阿达曼:我认为需要对改革与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加以探讨。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社会福利的问题——如何让老百姓的口袋不要因为汇率风险变瘪。但是，讨论也要审慎而具有实践性。

此外，土耳其还应倡导一些更长远的提议。比如气候变化、新能源、保护地球水资源等重要议题。G20应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在这些长期问题上发出声音。

世行:为发展中国家“代言”

陈晓晨

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上，东道主英国、“危机发源地”美国、最大新兴经济体中国，被视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似乎注定会成为“明星成员”。不过，世界银行（下称“世行”）也似乎不甘居人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发表各种报告、声明和讲话，世行也在力图争取在G20上的话语权，尤其是力图表现出符合其宗旨的独特性——为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言”。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世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请他就世行在G20的作用、世行改革和危机下世行与中国关系等问题回答本报提问。

世行角色:为贫困国家鼓与呼

《第一财经日报》:世行在即将到来的G20伦敦峰会上将发挥什么作用？

杜大伟:世行多位高级官员将参加此次G20峰会。世行在此次峰会中最核心的角色是为贫困国家鼓与呼。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些国家。在危机下，贫困国家的出口受到打击，不仅因为订单减少，而且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这些国家很多是资源出口国家。如果失去最贫困国家的代表，将不是真正的G20。

因此，为贫困国家计，世行已经呼吁保持自由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危机朝着更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恶化。我们注意到，尽管G20华盛顿峰会宣布避免保护主义，但是G20中还是有17个成员国涉及各种保护主义的行为。世行认为，G20应在此次峰会上重申反对保护主义。世行还会采取各种贷款和援助手段促进低收入国家开展贸易。

《第一财经日报》:世行有何具体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国家渡过当前的难关？

杜大伟:世行已经在向一些国家进行贷款，帮助他们度过危机。我们加快了一些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项目。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资金支持下，世行现在有一些款项。世行现在有一个将贷款三倍的计划。我需要提到的是，中国现在是世行贷款项目的借贷国之一。世行用这些钱帮助那些低收入国家和群体不仅平衡收支，促进贸易，而且实现长期发展。

世行改革应反映新兴国家崛起现实

《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世行自身应如何改革？一些人呼吁，发展中国家在世行中的代表权应该得到更多表达。

杜大伟: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抱怨”。世行的份额确实公正地反映了“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的现实。不过，六十年过去了，世界已经改变，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已经崛起成为国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世行连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都需要改变份额和治理结构，以反映最新的现实。我认为，改革世行、IMF的投票权、治理结构与行为是明智之举。这也更符合世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宗旨。

《第一财经日报》:您怎样评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将特别提款权（SDR）作为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

杜大伟:这是非常严肃的建议，需要谨慎研究。周行长自己在文章中也表示，“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监管者，乃至“全球中央银行”。IMF已经有全球中央银行的一定功能；SDR也貌似一种全球货币；但是IMF的功能是不完善的，SDR的使用也有很多限制，比如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结算。不过，我注意到，周小川在文章中也提到“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我认为，这个提议需要得到G20的严肃而正式的讨论。

《第一财经日报》:世行在周小川提议上的立场是什么？

杜大伟:G20国家加起来占了世行份额的绝大多数。因此，我认为世行作为为这些“股东们”服务的机构，不适合在这一问题上发表自己的立场。各国可以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世行的作用是促进各方对改革的讨论。

中国与世行“双赢”

《第一财经日报》:在G20上，中国与世行会在立场和议题上保持协调吗？

杜大伟:我想是的。世行支持低收入国家，倡导自由贸易。中国必定赞同这些世行的立场。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出口国家之一。中国的出口因为危机的原因已经下降了不少；如果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境况将会恶化。此外，中国已经多次表示，将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您对中国计划对世行国际金融公司IFC注资有何评论？

杜大伟:去年的G20华盛顿峰会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将积极参与IFC的贸易融资计划。经过世行与中国双方的努力，已经就中国购买IFC债券用于贸易融资问题初步达成一致。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没有大的分歧了。我相信具体细节也将会敲定。我相信，注资对解决一些低收入国家的贸易融资困境、促进危机下的国际贸易大有帮助。

中国的这一决定是明智的。这不仅是中国帮助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中国抓住机会，使其资金获得回报的途径。不仅是世行，中国还可以考虑购买IMF发行的债券。我想，这是中国获取比美国国债更丰厚收益的机会。中国领导人最近的一些表态说明，中国非常担心其在美国的巨额资产。而且，与其帮助美国，不如将这些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世行保证来自中国的资金将用于解决贫困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模式。中国帮助世行，帮助世界，但并非恩赐，而是中国自身也有回报。至少，IFC债券利率肯定比美国国债高。

《第一财经日报》:3月18日，世行发表了最新的《中国经济季报》。您对中国经济今年的前景怎么看？

杜大伟:当前，危机还在继续，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不确定性很大，期待中国经济立刻恢复并不现实。虽然在中国财政措施的刺激下，最近中国的消费有上升趋势，储蓄率则有所下降，但是储蓄率偏高的情况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

在长期，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推动。中国的金融机构需要进行全面改革，服务这部分经济部门。

声音

“全球化的雪崩摧垮了那些曾经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偶像和图腾。我们将讨论如何应对这场雪崩。”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

“在伦敦峰会期间，我将支持建立一个金融业国际监管体系。”

——巴西总统卢拉

“我们认定，经济竞争和预算纪律必须得到坚守，我们确实担心保护主义政策。但要达到共识，还有许多协调工作要做。”

——捷克前总理托波拉内克的发言人

“G20是一个主要平台，印度期待扮演一个主要角色……辛格总理正在广泛听取业界领袖和专家的意见。”

——印度总理办公室

“世界需要出台GDP占比至少达到2%的财政刺激，才能使全球经济在2010年前复苏。”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财政政策司司长Anggito Abimanyu

“保护主义是错误的回答！”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

“韩国的绿色增长战略和出席G20峰会将有助于韩国成为国际社会更有影响力的一员。”

——韩国总理韩升洙

“需要一个稳固、透明而道德的国际金融新体系。”

——西班牙总理萨帕特罗

“现在，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已知道，当前的问题只有在全球层面上才能得到解决。因此，他们已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立场，可以把G7的权力转移给G20。”

——土耳其总统居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