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台军高官日记揭戒严岁月 价值媲美蒋介石日记
国民党新败来台初期，一直扬言要反攻大陆，但缺乏美国的全力配合，只是有一些小规模战役，直至金门炮战双方暂时停火后，反攻都未能实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通过“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法令，配合党、当局、军队、特务的结合掌控，持续政治与社会上的强势压制，巩固一党专政、独裁的体制，造成许多人因实际或是指称的反对言论或行动，甚至无故受到非法迫害的案件（即白色恐怖）。图为 1988年“五二零运动”农民走上街头，小羊也被牵上街头，披上标语作为表达不满的工具。
人民网8月9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有一套从未公开的台湾要人日记，记载台湾“戒严时期”官方侦办每一大案、重案的细节。史料价值不逊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
这些台湾要人日记的作者，是已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李立柏中将。《蒋介石日记》被海内外研究台湾现代史以及中美、中日与两岸关系的专家认为具有重大史料价值；而根据李立柏日记迄今唯一的读者、两岸知名哲学教授陈鼓应认为，李立柏日记是堪与蒋介石日记媲美的历史文献。
1950年起，台湾实行地方自治，县以下民意代表与行政首长及省议会由公民直选产生。1950年代起雷震等知识分子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批评时政，要求“民主”。1960年，雷震等人士筹组中国民主党，但很快就被镇压。在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之前，台湾的“党外”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的政论杂志，酝酿对国民党当局进行大规模抗争，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1979年12月在高雄市所发生的美丽岛事件，可算是对二十世纪后期台湾“民主”化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民主”抗争事件，随之而来的对被逮捕相关人士的军事审判更是引起广泛注目。图为1987年7月15日解严，次年5月20日台北市忠孝东路“行政院”门前，台湾警方与民众对峙，520事件成为台湾解严后最为人熟知的群众抗争活动。
全本20余册 内幕触目惊心
报道引述陈鼓应的话指，李立柏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台湾后，长期担任台湾警总副司令，是台湾最高情治首长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的吴石案、孙立人案到60年代的雷震案、柏杨“大力水手”案，无不参与调查处理，对情况的掌握可说无人能及。
1987年台湾解严。随著蒋经国在1988年1月去世，蒋家父子两代的统治也随之结束，开始“民主”政治。图为戒严时期警备总部在台北县土城清水设立“台湾仁爱教育试验所”，又名“仁爱庄”，吕秀莲、张温鹰、陈婉真、卢修一等、都曾在仁教所受训，营舍现为台北县团管区司令部官兵使用。
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教授的陈鼓应，与李立柏后人的关系非比寻常，所以得以一星期时间借阅这位将军的20多册日记。因为卷帙浩繁，陈鼓应以各大事件为纲，精读事发前后各一个月的部分，果然看到许多触目惊心的内幕。如1960年的雷震案，在雷震被捕前一个月的李立柏日记中，就有蒋经国授意警总惩办其人、成立“田雨项目组”(“田雨”即“雷”字)等记载，还有蒋介石“殷殷垂询”的过程。
云林“农权会”发起农民街头抗议活动，在“立法院”前与警方发生冲突。
对照蒋介石日记 印证台湾历史
与蒋介石日记全是毛笔小楷不同，李立柏日记系以钢笔写成。所用的日记簿除最初两、三本外，均是大小、厚薄完全一致的32开标准本。早年留学日本的李立柏虽然毕生戎马，却写得一手好字，二十多年一丝不苟。陈鼓应说，读罢李立柏的日记，他对当代台湾诸般大事的记忆得到印证或澄清，片段的印象终能透过权威数据予以连缀。
1988年1月1日解严，云林“农权会”于同年5月20日发起“五二零”农民街头抗议活动，农民争取农民福利，保障权益抗议游行。
陈鼓应认为，蒋介石日记反映的是台湾当局的决策经过与宏观战略考虑，记载较为简略；李立柏日记则详述每宗个案的侦办始末，折射出台湾“威权时代”的刀光剑影，彷佛每一页都印上了台湾从风雨飘摇走向稳定安全的足迹。两套日记关注的事项层级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与可读性。
1987年7月7日，当时的“立法院长”倪文亚宣告通过解严法，击槌宣告通过台湾地区解严案。
李立柏之子保管 至今不敢翻
据悉，李立柏日记目前由作者之子、美国圣地亚哥中华会馆前主席李本唐保管。对父亲留下的这套文献，李本唐常怀敬畏之心，虽曾借与陈鼓应浏览，但他自己却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册。
台湾报禁于1988年1月1日正式解除。
李本唐表示，不太敢翻开日记“沉重的封面”。但他也承认，历史真相终须面对，待他近期忙完搬家事宜，应会坐下来认真捧读。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正式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绿岛，对台湾绝大多数走过戒严岁月的人来说，是个神秘而具有各种复杂意涵的地方， 既有禁忌与恐惧的阴影，又有犯罪与惩罚的色彩。等到政治“解严”后，许多曾在绿岛被关过 的政治犯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又仿佛代表了一种人权与自由的象征。这多变的意涵与色彩， 正也代表了台湾战后所走过的复杂岁月。图为绿岛集中营正门。
绿岛，距台东十八海里，与兰屿相隔四十海里。冬春季节，西北风强烈，海面上的波浪 被强风刮起，变成小雨点，降落在岛上的草木上，使之受盐分的侵袭而干枯。站在台东远眺，像是火灾过后，寸草不留，故称“火烧岛”。日据时代这里专门用来放逐重大流氓犯。图为绿岛管训学员在听教官教课。
台湾光复后，当局更其名为“绿岛”，因夏初咸雨过去，其草木重生，漫山遍野又成绿色 之故。绿岛岛民多以捕鱼为生，人口有数千人。1951年，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新生训导处”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故称为“新生”。当时实施戒严，压抑异议，不少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或以莫须有的罪名 遭致陷构，也被送到绿岛来。图为绿岛集中营由被训者组成的乐队。
高峰时期，新生训导处共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二个分队，此 外还有一女生分队，最多时有一千七百多人，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犯人依其被认定案情的 轻重，刑期不一。1951年初来绿岛的犯人多在十年内被释放，送回台湾本岛谋生。由于送到 这里来的都是政治犯，属思想和信仰问题，管训者和被管训者实际上始终处于意识和情绪的对立状态，绿岛对双方而言都成为一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也是现代台湾政治、社会甚至文学的特殊议题。绿岛不仅管训男性政治犯，也有不少的女性学员，图为女性政治犯集合的情景。
台北举行《两岸的对峙与开放——纪念“解严”二十周年》特展，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主持开幕式时表示，当年“解除戒严”时他担任台湾“内政部长”，见证了这段历史。
吴伯雄称当年台湾“戒严”确是蒋经国决策。
在纪念活动中，民进党举办“重返龙山寺”活动，陈水扁等人到场，模拟重现当年在519绿色行动静坐、吃“戒严包”的场景。
在纪念活动中，陈水扁率众人推开铁门，象征冲破戒严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