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重建：寻找安全的家园

在距离上一次迁城56年之后，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城再次面临迁移。

突如其来的汶川“5·12”地震灾难，让这个县城遭受重创，已经不再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

安全，被放在了决策首位。

□本报记者 王琪 发自成都

5月22日上午10点，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政府临时办事处在绵阳市安县安昌镇挂牌成立。这标志着北川县灾后重建工作正式启动。

临时办事处设在安昌镇的天龙酒店，全县各局、委、办集中在酒店的一间餐厅办公。在这个简陋的临时共用办公室里，每个部门只有一张桌子。

为了方便外单位工作人员联系和灾民求助，临时办事处在酒店大堂里专设一个咨询台。在这里负责接待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右手缠着绷带，这只手在地震中被砸伤了。

四川汶川“5·12”大地震10天后，北川——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县，开始将工作的重心从拯救被困人员向恢复重建转移。

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县城，已经不再适合重建一座城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在伤痛之中艰难转身，重新寻找一个安全的家。

北川伤逝

曲山镇任家坪村村民母贤翠撩起衣袖和裤管，那些斑斑点点的创伤露了出来。

“结痂了，但我现在还是浑身疼痛。”她说。

这个从汶川“5·12”大地震中侥幸逃生的女子，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去寻找挣钱的活路。

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时，母贤翠正在北川县城新区中学对面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杂。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异常征兆的日子，母贤翠和五六十名工友在工地上忙碌着各自手中的活计。

大地开始摇晃颠簸时，母贤翠还以为那是工地上挖掘机碾过后产生的震动。可是她马上感觉到自己无法站立，头也晕得厉害:“我是不是病了？”

脚下随之而来的剧烈震颤，把这个尚未反应过来的女人摔进了一条一米多深的沟里，一块百余斤重的石头压住了母贤翠的身体。她的整个身躯，除了头和脚，全部被泥土和石块掩埋。

一名老人帮她搬开了身上的石头，当母贤翠从泥土堆里爬出来时，幸存的工友们全部成了面目全非的“灰娃娃”。

与母贤翠同一个村的乔氏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却没有这样幸运。

这对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在北川县城的另一个建筑工地打工，4人被倒塌的建筑掩埋，遗体至今未被找到。

脚下的土地被撕裂，黑水从裂缝里涌出来。母贤翠和工友们害怕这条裂缝会把大家“吸进去”，他们在工地上惊叫着四处奔跑，寻找安全的地方。

约两分钟后，北川县城背靠的景家山和王家岩两座高山开始坍塌，母贤翠眼看着已成废墟的曲山小学、新区中学和众多的楼房，被倾泻而下的山石掩埋。

面积0.7平方公里的北川县城，几乎半个城市消失了。

母贤翠在烟尘四起的北川县城里奔跑，寻找回家的路。此时，母贤翠脚下的北川，已经成了一个恐怖的死亡之城——到处传来废墟下面大人和小孩嘶喊的声音，路上随时可见已经血肉模糊的躯体。

这座生活着2.2万常住人口的川西北小城，50%的人员在地震中罹难。

截至5月27日，北川全县遇难累计11522人。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据。

据当地官员介绍，此间公布的遇难人数，只是已经找到遗体的人员数量。在北川县城，还有大量废墟下的失踪者，其人数难以统计。

再次迁城

半个世纪过去后，北川县城再次面临迁移。

1952年，北川县城从有“大禹故里”之称的禹里乡东迁至曲山镇，也就是地震前的县城所在地。

这是一片狭长的低洼盆地，位于喜玛拉雅山脉和龙门山脉交汇的龙门山地震带上。

绕城而过的一条河流在此形成一个巨大转向，昭示着这一区域在久远的从前曾经遭遇过剧烈的地质运动。

这条河流在流至北川新老县城交汇的地方时形成一个巨大的U字，以几乎180度的大转折流向另一个地方。

绵阳市安县一名地质研究爱好者陈珙说，现在还能找到的古河床说明，在久远的古代，这条河流原本不是这样的流向。若干年前剧烈的地质运动，最终改变了它的流向，让它在如今北川县城所在的地方大角度转向。

有山有水，植被丰茂，北川县城曾经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但是，在经历了5月12日的特大地震灾难后，两万多人安居乐业的小城已经风华不再。

掩埋着尚不知确切人数遗体的老城废墟，其原貌将被保存下来，建成一个地震遗址；而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在地震中遇难的鲜活生命，将变成一块冰冷纪念碑上的一排排名字。

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县城已经不现实，地震后已经成为北川人心伤的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和周边环境被严重破坏。北川县城将从现址迁出，另寻新址重建。

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带头，四川省、绵阳市的规划设计研究专家组成的一个专家组，连日来一直在为北川县城的新址奔走考察。

在此之前的5月中旬，四川省、绵阳市两级建设规划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通过考察，曾经编制完成“5·12”地震灾害灾后重建规划方案，其中即涉及北川县城的选址。

对北川县城新址的选择，专家们和地方政府官员普遍倾向于迁到龙门山断层外的地方。

四川省建设厅官员说，目前进入考察范围的一共有3个乡镇，其中两个在北川境内，一个是安县的安昌镇。

这是一个将北川县城从北向南迁移的计划，北川县下属的擂鼓镇即是考察的对象之一。擂鼓镇位于北川县城南部，与县城所在地曲山镇接壤，是成都平原进入川西北山区后的一个平缓地区。这里拥有较为开阔的地理优势，但在地震中同样损失惨重。

上述方案初步选定了北川县南部邻县——安县安昌镇作为北川县城新址，但该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安昌镇优势

距离北川县城26公里左右的安昌镇，是北川县城新址的一个理想选择。

安昌镇是安县原县城所在地。为了依托绵阳市科技园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安县县城于2002年搬离安昌，迁至该县花荄镇，县城原有的基础设施保留了下来。

如果新县城地址最终定于安昌，对于百废待兴的北川新县城而言，安昌部分在地震中未遭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无疑能够为重建减轻不小的经济负担。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与北川县城直线距离大约10公里远的城镇，在“5·12”大地震中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据安昌镇党委书记赵显福介绍，截至5月24日上午10点的统计，地震一共造成安昌镇籍人员死亡32人，其中9人是在安昌镇行政辖区以外的地方遇难。23名在安昌镇范围内死亡的人员，大多是由于地震中高空坠物砸中所致。

这个城区面积两平方公里的城镇，一共生活着2.7万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城区居民一共接近4万人。

安昌镇城区90%的楼房在地震过后成为危房，幸运的是，城区楼房没有在地震中大规模倒塌，而次生地质灾害也未对城区形成显著的威胁。赵显福认为，这是安昌镇在地震中没有造成惨重伤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唇齿相依的北川与安昌镇，在地震中遭受的损失截然不同，陈珙认为，这与两地不同的地质构造有关。

陈珙说，位于龙门山地震带上的北川，其县城周围10公里范围内的岩石以页岩为主，这种又名“千枚岩”的岩石一层层叠加，是做风景石的好材料，但在遭受外力作用时极容易断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北川县城周围经常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即与当地的这一地质状况有关。

而位于成都平原最边缘地带的安昌镇，地表以下的岩层则由砾岩构成。被当地百姓称为“癞巴石”的这种岩石，相比之下要比页岩坚硬得多，其抵抗外力作用的能力也更强。

一个明显的事实能够为陈珙的分析提供支持——从安昌镇至北川县城的水泥路面，在安昌镇范围内没有明显的裂痕；但在进入北川县擂鼓镇后，路面被震裂和山体滑坡的现象开始频繁出现。

安昌镇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公元1374年，明朝政府将安县县城搬迁至此；民国35年，“安昌”开始被用作镇名。前人的不断开拓，将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这个地方开辟成了一片面积4平方公里的平地。

一旦北川县城新址被最终选定在安昌，这里将有相对宽裕的空间为北川县城幸存下来的人们提供生活的场所。

“我们欢迎北川县城搬迁到安昌来。”陈珙说。曾有人担忧，北川羌族自治县搬迁到安昌镇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会受到影响。安昌镇党委书记赵显福认为这不足为虑，“因为安昌也有不少羌族居民”。

陈珙再次提到“北川与安昌唇齿相依”。陈珙说，在安昌镇周边的山上，还有许多明代的石棺遗存，这是古羌人的丧葬习俗。

“安昌本身就是古代羌人活动的地方。”陈珙说。

安全是前提

安昌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但是，如果将其定为北川县城新址，这将意味着要将安昌镇和夹在安昌与北川县擂鼓镇之间的永安镇同时划给北川。这涉及县与县之间规模较大的区划调整，其中诸多社会事务的移交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出于对安全的慎重考虑，北川县城新址将被选在何处，目前还未最终敲定。四川省建设厅官员说，有关异地重建的方案，需要通过严格的论证评估和审批后，才能最终着手实施。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曾让北川有过一次迁城的机会。但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这次机会最终与北川擦肩而过。

地质专家曾在唐山大地震后专门前往北川勘察，认为这不是一个聚居大量人口的县城的理想场所。北川县城所处的位置，正好是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中心，一边是喜玛拉雅山余脉，另一边是龙门山余脉，两边的山脉都由脆弱的页岩构成，但凡遭遇小震和长期下雨，周边山体均时有滑坡灾害发生。

特殊的地质环境产生的安全隐患，在“5·12”大地震发生之前也已经表现出来。据当地人士称，北川县城背靠的一座大山，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巨大的裂缝。

当造成惨重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的“5·12”大地震将这个县城的迁移话题重新引出时，安全问题成了选址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

“不管建在何处，前提必须安全。”提到县城异址重建，北川县县委书记宋明说。

北川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拥有悠久的历史。相传，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之一、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夏王朝的创立者、治水英雄大禹即出生在北川县禹里羌族乡。

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北川正式建县；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被并入石泉县；1914年，因县名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遂复名北川。

北川人民还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资料记载，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进入县境，在县内相继建立了两个县级苏维埃、5个区苏维埃、28个乡苏维埃、119个村苏维埃政权。苏区人民筹粮运粮，修路架桥，男女青年踊跃支前参军，为红军打通北川峡谷通道顺利西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参加红军运送物资西进未归者达3000余人。当年7月，红军离境，接踵而至的川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恶霸地主反攻倒算，杀人如麻，全县人口减少近半。1953年11月，四川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将北川确定为“革命老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北川地区的民族压迫政策被废除，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由于没有进行民族识别，大量羌、藏人民因其外貌特征不明显而长期被视为汉族。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羌、藏等少数民族的要求，地方政府开始组织力量陆续识别、恢复群众的族别，并在县内相继建立了21个羌族乡和羌族藏族乡，占全县31个乡镇的68%。

北川县从1986年开始争取建立羌族自治县；1987年1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北川县从次年1月起享受少数民族县待遇；2003年7月，国务院（国函[2003]75号）批准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

城市建设的期待

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重建家园，这只是决定一个城市安全可靠的因素之一。

大量倒塌后造成严重伤亡的楼房，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人们对城市建筑的关注。

“这既是一次严重的天灾，也是对城市建筑的一次大检验。”成都大学一位教授说。

在楼房倒塌严重的都江堰和绵竹，人们对楼房质量的质疑，事实上折射出了社会对房屋建筑质量安全的期待。

“5·12”大地震后，众多城市和乡镇成为危房的楼房，将被推倒重建。对各灾区地方政府而言，如何保证房屋建筑质量的安全可靠，将是未来恢复重建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的问题。

除此而外，目前有关提高房屋建筑抗震设防标准的呼声，引起社会广泛共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监督与行业发展司、标准定额司司长陈重说，在过去的50年中，我国房屋抗震设防标准已经经历过7次不同程度的修订和完善，目前的设防标准是依据国家监测地震动参数区域分布，划分不同地方应该设防的水平。随着技术、经济和测量水平的提高，国家地震动参数也在修订，房屋抗震标准也要进行相应的修订。

国家地震部门提出的区划要求，是修订房屋建筑抗震设防标准的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说，如果地震部门有了调整，建筑防震的标准也会相应作出调整。

在民间，人们认为这是考验房地产开发商良知的时候。

“如果一个建筑商带着良心去建房，他会要求自己按照政策规定的去做；如果一心想着赚钱，再严格的政策标准都会流于形式。”都江堰市一位房地产建筑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