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对外商业化开放历史探寻

这里是严肃的庙堂，但渐次与“江湖”不远。

2008年11月6日，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保机构负责人、社保研究专家云集于此，一场由国家有关部委举办的社会保障高层论坛在这里举行。

中午，组委会在小礼堂外的餐厅安排自助午餐。首次到大会堂的与会者已经迫不及待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相机，在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著名国画前留影。

这个论坛只是人民大会堂所承办若干对外会议中的一个。临近岁末，各种年度音乐会、欢庆会将接踵而来。

进入12月，至少有四场在大会堂的演出已经排定，这当中包括“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会、俄罗斯国家芭蕾歌剧院芭蕾舞团排演的《天鹅湖》。

大会堂的经常性项目——开放部分展厅的旅游参观也在继续，在大会堂一侧的窗口，等候购票的人常常排起长队。

除党和国家重要会议召开或相关会议占用展厅外，大会堂的北京厅、上海厅、四川厅、上海厅、广东厅等，是经常对外开放的空间。

“旅游参观、出租场地、餐饮服务——这是人民大会堂目前对外业务的三大方面。”何虎生告诉本报记者。何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教授，是国内最早一批以人民大会堂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

在何看来，这是一个微妙的口子: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都可以借各种机会，登堂入室，参观这个讨论和决定13亿人命运所系的重大国是的地方。

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的一个小窗口，已经成为中国变革之路的形象大窗口。这不仅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印象，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的生活变迁也在并不长的参观路线上，找到一个无需答案的解释。

更多的中国民众，通过电视和报纸的报道，了解关系13亿中国人福祉的国是要策在这里被集中讨论和决定。

这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政治符号的地理坐标。如果再细致考察它的开放空间，则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地理坐标给出了一条顺理成章的引喻:自下而上的变革只有与自上而下的改革同向使力，才让中国道路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一、交谊舞进场

2006年9月22日，韩国歌手安七炫与中国台湾歌手吴建豪在人民大会堂同台演出。当演出进行到50分钟时，被临时喊停。原因是现场的气氛混乱，有激动的歌迷甚至跳上了大会堂的桌子。

这次事件后，“人民大会堂成了迪厅？”的争论再起。疯狂的歌迷是否亵渎了大会堂的庄严，这成为一个议题。

事件的重新检讨，并未阻止大会堂开放的步伐。大会堂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表示，人民大会堂的职能是为党和国家的政治性活动服务的，为各省市、各部委、机关团体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便开放，它的职能仍然没有变，而是范围更扩大了。

这座为建国10周年献礼的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全部的建筑面积还要大。

1978年12月底，有中央领导人提议，大会堂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体现党拨乱反正的决心。1958年建成初每周一到两次的对外开放日，但到文革期间群众性开放已中断。

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再度在大会堂举行，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重新向各界群众开放。

在这个夜晚，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联欢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在此之前, 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被叫作“封资修”。

同年3月10日,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铁栏杆被全部拆除；7月15日, 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

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也正是从那时候破冰。

当时到大会堂参观将收取两角钱的门票；在万人大礼堂“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画前，也特意开设了两个摄影点，收费拍照。

不久后一些小范围的演出或电影也陆续开放。何虎生也是当时开放的见证者，那时候他家住在北京城府佑街附近，离大会堂仅两三公里，经常拿着朋友给的票，到大会堂看演出。

二、大会堂的商业门槛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起，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开放渐成“气候”:各类单位削尖脑袋想进来，最早是一些部委、行业协会办活动，后来是一些国企，再后来外企也被吸引进来，最后民营企业也走来了。

李志起，北京一位从机关“下海”的公关策划人，在过去10年中先后作为“中介”，为大大小小几百家企事业单位承担在大会堂办会的业务。

1994年刚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两年后，辞职“下海”。不久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关公司， 最早的业务也与人民大会堂有关，现在他的公司已占据大会堂办会中介业务的1/3。

李志起这样解释大家的“兴趣”。一开始，大会堂的政治色彩还相当浓厚，作为首都的心脏地带是权力中心，很多人满怀崇敬和好奇去参会，“毕竟之前大家只能在酒店开开会，后来政策放开，可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去开会，顺便参观，这对于主办方是很荣耀的事”。

一位公关公司总经理也告诉记者，“政府官员不喜欢在纯商业或外资背景的酒店参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堂成了很好的选择”。

这当中李志起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民营企业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并占据主体”，而这跟国家政策扶持下，私营个体经济的不断崛起密切相关。

李至今记得2004年一个民企委托他办的会。1994年7月8日，来自广州的南方测绘公司做了件令同行惊呼的大事——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司15周年庆典。

时任公司公关经理黄吉海对本报回忆称，那时候公司从上到下都没去过大会堂；而且当时测绘行业相当冷僻，大家都迷信洋仪器，而不屑于国产仪器。

结果好得出乎意料。客户蜂拥而来，原计划450人，实到700人，有的客户甚至从新疆坐几天火车赶过来。意想不到的还包括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此前该公司在全国的招标采购，基本上中标率在5%以下，但从那以后全国中标400多个。

李志起还记得另一位“激动万分”的申办者。1996年香港友利电讯公司委托，在大会堂举办活动。当那家企业的香港老板第一次走进大会堂时，相当激动，举着相机，甚至越过了警卫隔离开的地方。

“那时1997年还没到，香港尚未回归，他的激动可想而知，”李志起表示。

而一年以后的7月1日零时，正是在同一个地方，4000多名中外嘉宾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见证了香港的回归。

另一个与香港有关的故事是,香港厅自1997年建成后，鲜有对外出租。2006年11月，东风汽车公司委托李志起在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活动时，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在诸厅中面积最大，装潢精美。

人民大会堂管理机构犯难了，因为该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此前极少出租。犹豫之间，东风汽车公司特地托人征求了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的意见，最终得到批准。

现在，无论几千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人的小会，如果资质合格，又恰好赶上相关的厅未被国是会议使用，都可以租用，只要执行严格报批手续即可。

但开放并不等于申请之易。在人民大会堂办会，哪怕仅一小时，申请程序也是非常严格。一切办会申请需提交负责大会堂日常管理维护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

“按照规定，企业须有正部级的介绍信，并提供企业资质、法人执照等相关合法证明；嘉宾名单、会务材料也要一一上报”李志起说。

尽管大会堂的租金并不便宜，半天的出租就要几万元，但想来办会的单位依然抢手。

一个细节可兹证明:有时候，业已审批成功的会，也会因领导人临时活动安排而取消或延期使用场地，对此企业并不抱怨。

三、内部改革

与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相对应的是，自1980年代开始，人民大会堂也开始了自身的变革。一个管理细节是，到1984年，国宴厅甚至开始为旅游者提供“份饭”。

时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的苏秋成告诉记者，国宴厅卖份饭，既有参观群众的需求呼吁，也有上级领导的支持。

这仅是大会堂诸多企业化改革事项的一个。苏秋成介绍说，1984年，人民大会堂正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管辖，时值中直机关部分下属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

在1980年代，大会堂年财政支出每年约为几百万元，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于是大会堂管理局向“中办”递交了一份“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保证逐年减少行政经费，力争5年内达到自给。当时的中办主任马上批复:同意。

从1984年起，人民大会堂和部分行政机关，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

开始的五年改革，被称为大会堂“挖潜”及“开源”的重要开始，“既算政治账又算经济账”，从那时起，大会堂“悄悄”付诸实施了多项改革:万人大礼堂可以参观，宴会厅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借，尽管审查手续严格，但开放的小窗口，已经是国人欣喜的大窗口。

改革仅两年，到1986年，大会堂的行政经费完全实现自给自足。到1991年，大会堂经营总收入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2000万元。

1990年4月创办了自己的经济实体——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

当时大会堂拥有数百名厨师，其中特级厨师即达30余名，尽管身怀绝技，但在非大型宴会期间，这么多的烹调大师和服务员却无“用武之地”。

大会堂管理局负责人坦承，过去的做法是有宴会就工作，无宴会就学习。管理层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仅仅靠传统政治思想工作留人，已经不现实不可能了，那还不如在严格完成好大会堂各项政治任务和传统服务的同时，进行内部改革。

在大会堂诸多改革措施后，资金来源充裕了，反过来有了更多精力和财力，花大力气进行自身维护和设施升级上。

历经近30年的自身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后，人民大会堂对处理各种疑问也更加从容。2000年3月6日，《香港商报》在该报专栏上刊登了香港界别政协委员刘皕强所写《人民大会堂要赶上时代》一文。

见报后，大会堂管理局专门把这张报张贴在单位显眼处，并邀请委员座谈，在停车位、音响、照明、通风等诸多方面交换了意见。

刘皕强事后曾说，双方的交谈直奔主题，总共花了不到45分钟，“完全是香港水平的效率”。

“一个现代化的政府，讲求透明度和交代性，并且接受人民监督。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更加从容和自信。”这是香港人刘皕强的感慨，更是国人的自信所在。 记者 申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