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50年：红色经济地标的现代化交响
本报记者 叶一剑 大庆报道
辽阔的松嫩平原，约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蓝天白云之下，无数个被称为“磕头机”的抽油机，散布于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沼泽中，它们的磕头运动，少有停歇。
50年前，因为在这里发现了石油，这片土地始被称为大庆。
50年来，这个中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截至今年3月22日，为中国提供了20亿吨的原油，占了同期中国原油产量的40%。50年来，向国家上缴各种资税金1.7万亿元。
今天，大庆油田依然保持着年产4000万吨原油的水平，相当于2008年我国全年石油生产的20%以上。
9月26日，是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专程来到大庆油田参加庆祝活动，而包括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等在内的来自中央多个部委以及全国地方省份的代表也一并到场。
之前的6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也选择在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之际，专程视察。
中国还有哪一个企业的周年庆典可以获得这样的殊荣？“没有哪一个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原国务院副总理、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在其回忆录中说。
回望大庆油田50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中每一次起承转合，都被烙上了鲜明的中国政治、经济跌宕起伏的时代烙印。
国家命运和一个企业命运之间能有如此交响，大庆，是新中国60年来无可替代的样本。
会战大油田
应该从哪里开始对大庆油田50年历史的追忆呢？
在大庆市解放村管子站南方不远处的一个高岗上，分布着一片坟头，荒草丛生，少有墓碑。
高岗的下方，是一滩被当地人称为“泡子”的浅水。
“当年，为了让会战中牺牲的同志有个安身之地，铁人老队长站在井架上环顾四周，看到了这片高岗，老队长说，这里风水好，就这里了。”许万明老人讲起往事，亢奋的情绪一下低沉了许多。
许万明，甘肃武威人，今年70岁，1958年加入玉门油田贝乌5队，1960年3月25日随铁人王进喜一起从玉门油田来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因在会战中的英勇表现，被称为“小老虎”，传诵至今。
随后，在王进喜的带领下，大家用土在这片岗子上围了一个大圆圈，里面就成了那些在会战中牺牲了的同志的公共墓地。
在这些有些悲情的个人命运背后，代表了当时中国集举国之力打破“石油困乏”这一发展瓶颈的努力。
那时，新中国成立10周年。
而大庆油田对近50年来中国发展的影响，其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
这使得大庆油田也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意义的“红色地标”。
1960年初，为了尽早实现大规模开采，以使得我国石油早日实现自给，在中央的统一协调组织下，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了。
从这一年开始，来自全国工业战线以及三万名转业军人共计4万多人的会战队伍，以农垦的名义从全国各地开赴大庆（因为当时国家要保密）。这其中包括王进喜带领下的1205钻井队的37人，他们赶到大庆的时间是1960年3月25日。
如果4万人同时涌入一片荒原上，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吃、住马上变成了最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五两三餐”，“就是一个人一天也就吃半斤粮食”。
而更要命的是，当时使用的钻井设备，刹把和锚头最容易伤害人，“一不小心，胳膊就被卷进去了”。
“有的人受不了这个苦，就跑了。”当时铁人1205队的一位队员陈妇勋回忆说。
没有详细统计过有多少人选择逃跑，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其中包括那些牺牲的。铁人王进喜的口号“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是此中最贴切的写照。
在许万明所知道的4个牺牲者当中，有两个是自己的好朋友，一个叫张启刚，一个叫明凤贤，“而更多的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如今，在他们下葬的这片高岗上，明亮的太阳下，稀疏的墓碑旁，新“磕头机”正不断出现。
大庆精神能否传承
也正是这场石油会战，铁人精神，后来被延展概括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得以产生，也是现在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精神的表述。
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在观察大庆油田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50年后的今天，在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这种传统还能够继续传承吗？尤其是当大庆油田迎来越来越多的被称为“80后”一代新员工的时候。
丁慧超，男，1984年出生于大庆，其父亲上世纪70年代毕业后分配到大庆油田，2008年他从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律系毕业，来到现在所在的大庆油田四厂第一油矿北四队。
9月17日，作为自己入职仪式的一部分，他随队参观铁人纪念馆，看到银幕中铁人王进喜丢掉拐杖，跃进泥浆池带领队友用身体搅拌泥浆的场面，开始不断地擦拭眼泪。
他记不清是第几次来到这里参观了，但“每次参观都很感动”。
他说，自己喜欢法律，所以在高中毕业以后报考了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律系。而四年后，考虑到大庆油田的需要，他做了基层采油队技术员。
齐晶，女，1982年出生于大庆，其爷爷是上世纪60年代从黑龙江电力系统调来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代大庆人”。后来，其父亲高中毕业后也选择了留在大庆油田电力集团工作。
2006年，她来到大庆油田电力集团工作至今，为“大庆第三代”。
此前的2005年，大学毕业的她，一度选择到北京闯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实习记者，她说自己曾梦想成为一个记者或电台主持人，也一度希望能够在北京追求自己的这一梦想。
但最后，她还是选择了回到大庆油田，做了一名输配电工人。
她说大庆油田给了自己足够的“家的感觉”。
这种“家的感觉”包括，每个月近3000元的工资收入，吃饭、交通、取暖费等几乎全由公司包了，而“如果选择在北京，到现在连个卫生间都买不起”。
事实上，在大庆油田的职工中，一家三代都在油田工作，甚至一家三代都从事一个工种的情况非常多，这被称为“重复过去的故事”。
但这样的故事还能重复多久呢？主宰大庆发展的油田还能持续多久？
百年油田之梦想
2009年3月22日，大庆油田第20亿吨原油产生了。针对大庆油田未来的一个沉重的思考和讨论也变得更加公开化了。
“现在来到大庆油田的人都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油田的革命传统有没有丢；另一个是，大庆油田地下的油还能采多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雷平说。
在此之前，许万明有一次见到大庆油田科技带头人、“新时期铁人”王启民的时候，曾开玩笑说，“你们每天都在研究新的采油技术，结果把大庆地下的石油更早的开采完了，那么，子孙后代还吃什么啊？”
作为“老会战”，他曾不止一次地陷入悲观，“大庆油田要是没有油了怎么办？”
而争论和思考在6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发生了。
2003年，因为油田开采难度的持续加大，大庆油田在实现了连续27年年产5000万吨以后，第一次将产量调整为5000万吨以下。
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大庆油田视察时曾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油田能够顶替大庆油田”。周永康曾为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原油持续稳产，成为了大庆油田的政治纲领。
9月22日，在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上，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表示，大庆油田的总体目标是，到2060年开发100周年的时候，自产油气当量仍然保持在每年2000万吨至2500万吨，“继续在国家能源供应中保持较大比重”。
王永春做此乐观判断的依据是，截至2008年底，大庆探区（包括塔木察格）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63.62亿吨，远景资源量140亿吨，而且，发现了远景储量规模达到1万亿立方米（已探明2400亿立方）的深气田，为我国东部最大的天然气田。
此外，从技术上来讲，目前大庆依靠先进的三次采油技术，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三次采油基地，年产1000万吨。
海外资源的开发也正在成为大庆油田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半年，海外市场开发签约额109亿元，完成全年指标的61.7%，同比增长21.3％。
不过，资源是未来大庆油田“创建百年油田”的全部依据吗？尤其是对作为国有企业的大庆油田的可持续发展来说。
一个企业与一个国家的政经史
在大庆油田的历史陈列馆内，参观者会看到这样一个统计:从铁人王进喜开始在此后历次中共中央委员会中，都会有一名来自大庆油田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他们中间包括了王进喜、张洪池、吴全清、王志武，以及刚刚调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原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王玉普。
这一份特殊“政治大礼”被不断的延续，无论是在革命为主线的年代，还是在发展经济为主线的年代。
由此，大庆油田在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地位可窥知一斑。
大庆油田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闯入中国历史的。
1959年，中国石油消耗总量为505万吨，其中，国内自产的仅为205万吨，自给率只有40%多一点，国家不得不消耗大量外汇购置进口原油和成品油。
当时的中国受西方封锁，外汇少得可怜，甚至有时不得不拿出国库里的黄金通过香港友人转手套些外汇回来。
对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来说，当时的中国边境，形势严峻，随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如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不如一根打狗棒”（时任三军统帅的朱德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9年9月26日下午四时许，大庆的第一桶工业油流在松基三井流出。
从此，当时还叫大同镇的这片土地就和石油一起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野，并深刻影响着此后50年的国家历史。
三年多后的1963年，大庆油田产油439.34万吨，占全国的67.8%。
当年12月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无论是在数量还是油品质量上，我国石油基本实现了自给，中国人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
如果分时期考察大庆油田的历史，会发现，在1959年国家最需要石油的时候，大庆油田被发现了；在国家建设亟需大量外汇支持的时候，这个油田不断创造新的产量纪录，像印钞机一样为国家提供给了大量外汇。
现代化企业的未来之路
经过50年发展的大庆油田，其身份开始变得颇为复杂。
从企业价值观传承来说，大庆精神的旗帜不能倒下；从中国的能源需求来说，依然并将继续是最重要的产油基地之一；作为上市公司，对股东和投资者来说，大庆油田势必被要求更多的体现其企业属性。
更重要的是，对30多万大庆油田的干部职工以及背后的家属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是主人。
于是，在迎来自己50周年纪念，并努力谋求下一个50年辉煌历史的当口，如何在这三种责任之间寻求新的共识和平衡，则成了大庆油田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至少包括，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世代传袭，企业的多元开放性如何实现？对一个致力于成为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现代化企业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带有点宿命性质的问题。
1999年11月1日，大庆油田由原来的大庆石油管理局分为新的大庆石油管理局和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1月，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随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一起在美国和香港上市开始。从此，大庆油田作为公众公司的属性前所未有地被强化。
而在2008年，大庆油田选择将之前分开的大庆石油管理局和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整合以后，这一宿命感或许变得更强。
大庆油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势必会影响很多国有企业下一步的深化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庆油田再次站在了与国家历史发展产生交响的时刻。
事关大庆油田未来的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思考，那就是，像许万明总是喜欢向人强调的，大庆油田的未来在于大庆人走出去找油，“而能够出油的地方，都是在最艰苦的地方，所以，如果没有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传承，不可想象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每年的清明节，许万明老人都会带上自己的家人，到那个偏僻的高岗上，为队友扫墓，并告诉儿孙们，那里还埋葬着一些没有被记下名字的大庆第一代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