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被家人强送精神病院 出院后起诉家人并出家
哭泣，也不能让当初的邹宜均逃离强行收治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晓云 实习生 赵欢欢
昨天的旁听席上，一位清秀漂亮的女尼姑引人关注。
她就是邹宜均，跟何锦荣有着相同的经历。
“小邹你好，可以采访一下吗？”
她抬起手打断记者:“我已经是出家人，请叫我果实师父。”
人生突变，邹宜均从医院出来后做了很多事:起诉家人、写《疯人院日记》、写《精神卫生立法报告》、起诉医院、帮其他疑似精神病人维权、出家……
现在我不恨家人，只是可怜
羊城晚报:发生这件事，你怨恨家人吗？把母亲和大姐、哥哥告上法庭，跟有血缘的亲人对簿公堂，心里是不是很痛苦？
果实师父:当时起诉家人是为了保护自己，怕又被送进医院，也想母亲亲口告诉我为什么送我进那种地方。我现在住在北京，但手机号还是深圳的，出家前我一直有个念想，希望家人有一天能打电话给我，道个歉，让我回去。我不恨他们，只是可怜，做坏事总要受到报应的。实际上我2007年2月起诉，4月份开庭就当庭撤诉了。
羊城晚报:现在跟家人、前夫有联系吗？
果实师父:没有了，也联系不到他们。我前夫是最先说我有精神病的，唉，我能原谅他100次，但他总要伤害我第101次。
官司无所谓输赢，为堵漏洞
羊城晚报:你以前是佛教徒，2008年2月出家。为什么隔了两年，今年2月又把医院告上白云区法院？不矛盾吗？
果实师父:我打官司不是为了自己。作为出家人，早已把恩怨看淡了，起诉是为了帮助更多的被强制治疗的“疑似精神病人”维权。
羊城晚报:那对案子有期待吗？觉得自己能否胜诉？
果实师父:输赢无所谓，只要把被诟病多年的精神病院收治制度漏洞揭露出来，引起社会关注，促进立法规范，我就心安理得了。法院曾经问我是否再把家人追加为被告，我说不追加。法院开庭查得很细，特别对我被化名送进医院、诊断等，我很感恩。
不仅帮助何锦荣，还帮陈立
羊城晚报:你跟何锦荣有着相同的经历，你帮他找媒体，帮他分析案情出主意，自己也接受记者采访，这么主动地把自己推到公众面前，成了“红人”了，你怎么想的？
果实师父:阿弥陀佛！一切随缘，何的案子能有这么大影响，是我料想不到的。可以帮助别人，对得住自己的心，是一个出家人的心愿。打官司不是斗争，而是当成公益诉讼，今天旁听的就有几个同样经历的人，他们需要有人站出来帮他们维权和呼吁。
羊城晚报:你还帮过其他人吗？
果实师父:那可不少。比如2007年5月，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上海亿万富翁陈立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报道，就辗转找到当地媒体要到陈立的电话，我给了他不少诉讼建议和分析意见。他的案子跟何锦荣的很相似，都纠缠在自己到底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陈立是一位生意场上的奇才，拥有3亿资产，2005年4月30日被妻子召来的人强行送进精神病卫生中心，幸运的是他没被打针、没被灌药，只关了6天就被律师救出来了。
精神病收治现状，危及公民
羊城晚报:你把原来是一个人的事当成一个人群的事去做了？
果实师父:是的，我的事被报道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找我，从几个到几十个，陕西的、河南的、上海的、湖南的。我通过电话、MSN、QQ等和他们交流，感触非常深，没想到原来还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人。我搜集了他们的个案，写了4万字的《精神卫生立法报告》。
羊城晚报:你觉得精神病收治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果实师父:按照现在的通行做法，单凭送治人一方的说法，就能把人关进病房。送治人可能是亲人、单位的人，也可能是别的利害关系人，只要付费就行。有个女的就这样受害，她老公包二奶，二奶为扫除“眼中钉”，找人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可送她的人跟她毫无血缘关系啊！再不规范收治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危险，多可怕。
想化缘建立基金，专门维权
羊城晚报:你现在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果实师父:靠化缘，你现在给我一块钱我都会要的。
羊城晚报:你这次来广州还打算顺道去深圳吗？
果实师父:对，虽然那是曾经的伤心地。我得回去办二代身份证，只是户口本等证明资料都不在我手上，试着看能否办成吧。
羊城晚报:今后有什么打算？
果实师父:想建立一个“宜均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被精神病医院强制收治的人和精神病人，关怀他们，甚至帮他们维权，期待有热心人一起帮忙。
邹宜均事件回放
2005年10月21日早晨，长发披肩的邹宜均去深圳宝山墓园拜祭父亲。突然，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七八个人，把她强行拉到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家人为她化名“韩丽”，并声明“除邹家人之外，任何人不得会见探视、联系”。
邹宜均认定自己被绑架，悄悄联系了深圳律师黄雪涛。黄雪涛当天赶到医院，但整整一夜被挡在门外。情急之下，黄雪涛把媒体当作救命稻草，主动报料，事情才有了转机。很快，医院建议邹宜均家属接其出院。2006年10月26日午夜12时，她跟着家人出院了，却没有回到家里，而是被哄到了中山埠湖医院。
3个月后，邹宜均回到深圳万德居的家，母亲看守着她，不让她和外人接近。一个月后，不堪“软禁”的她伺机逃了出去。由于对家人不信任，她离家第一天就写了一份声明，宣布和家人脱离关系，她怕家人以“看病”的名义再把她抓回去。如今，出家为尼的她每天穿行在北京的地铁、公交和佛堂，她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唤起社会对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的关注。
邹宜均：仅凭怀疑即强行收治，涉及绑架等刑事问题
果实师父（邹宜均）说，她是应何锦荣之邀，特意从北京赶来旁听此案的。
庭审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果实师父说，原告没有必要去做鉴定，“总不能在大街上随便拉个人就送进精神病院，然后让他证明自己没病吧”，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既然是医院说何锦荣有精神病，就应该由医院来证明，而不是让何锦荣本人举证他没病。
果实师父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如果被怀疑者做出过伤害性的行为，那么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来处理；如果没有伤害性行为，仅仅是怀疑就将其强行收治，那就涉及到绑架、非法拘禁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问题了。
何锦荣诉广州脑科医院案昨天第四次开庭，原被告激烈交锋，面对法庭决定———
千万富翁为何拒绝司法鉴定？
本报讯 记者王晓云、实习生赵欢欢报道：昨天上午，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起诉广州脑科医院侵犯名誉权一案，在荔湾区法院重审第四次开庭。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在很多方面不断交锋。
两份诊断结果，谁对？
2006年1月20日，经历了30天“难忘的精神病院生活”，何锦荣被母亲和哥哥接出来了。
他真有精神病吗？
昨天的庭审中，原告代理律师说，从病历上看，医院对何的诊断一直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而何自己在重庆检查，诊断结果却为“未发现有精神病性症状，人格正常”。
为什么他会去重庆做这个检查呢？
何锦荣昨天向法庭陈述，当时脑科医院一位“有良知的医生”告诉他，他没病，抓错了，建议他赶紧去做个检查证明，并且一定要离开广州甚至广东到外省去做。
7天后，他到了重庆，找到有司法鉴定资格的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附属医院，医院检查后开具了《门诊诊断证明书》，这成了何锦荣诉讼过程中的一份重要证据。
然而，广州脑科医院却否定这份证据的证明力。
“门诊诊断证明和司法鉴定完全是两个概念！”医院代理律师辩论，“精神病不是一个门诊就能确诊的，在我们医院是经过全院专家多次会诊才得出何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症’的。”
必须司法鉴定，谁做？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法庭将争议焦点定在两点上，一是何锦荣在2005年12月20日被收治时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二是广州市脑科医院对何的收治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对这两个问题的排序，被告及第三人（何前妻陈某）认可，而原告认为应该颠倒。原被告的观点交锋，使庭审陷入僵局。
从2006年本案一审开始，医院方就提出对何锦荣进行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但是遭到原告拒绝。事隔3年，医院仍多次提出申请，昨天终获荔湾区法院同意。法院宣布，此案将进入司法鉴定程序，一是对何锦荣被收治时是否有精神病进行鉴定，二是对医院收治和诊疗原告的行为是否规范进行鉴定。
可是，该决定遭到原告方强烈反对。代理律师说，难道现在能鉴定出3年前何锦荣是不是正常人吗？他是一个正常人，为什么非得要去证明自己没病？如果鉴定真的有必要，为什么在原告和前妻离婚诉讼时不做？
医院方和第三人的代理人却表示，既然何说自己没精神病，为什么不敢去做司法鉴定呢？司法鉴定也是为了还他一个公道。
庭审结束时，法庭说给双方5个工作日来共同商定选择哪家鉴定机构。
如果原告坚持拒绝，鉴定将如何进行？何锦荣会被强制精神鉴定吗？这个开了3年之久的案子将如何进展？本报将继续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