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特赦的前军统三剑客之一沈醉为何主动要求回监狱

核心提示：最使战犯头疼的是每天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否则“车轮战”、“疲劳战”，受到训斥，甚至打骂、侮辱。即使这样，因为“文革”规定不准冲击监狱，监狱生活反而比社会上安全。特赦人员陈长捷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沈醉等主动要求回到监狱。

沈醉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李海文，原题：1975年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节选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他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华国锋说：毛泽东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凡是毛泽东问的人，华国锋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况后如实汇报。

建国后从1959年到1966年春共特赦了6批战犯，释放后，头面人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大部分当工人、农民，在街道干杂活，由当地派出所管理，回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最多15元，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很低，烈士、工伤的遗属在农村抚恤金也就8元。当然比他们在监狱的生活差。“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停止特赦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革”中，否定了17年公安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战犯改造工作概不能免。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挨斗百次以上，原来的经验被批为“投降路线”，“施仁政”。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1969年管理所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办学习班。新来的管理人员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管理水平大为下降。

最使战犯头疼的是每天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否则“车轮战”、“疲劳战”，受到训斥，甚至打骂、侮辱。即使这样，因为“文革”规定不准冲击监狱，监狱生活反而比社会上安全。特赦人员陈长捷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沈醉等主动要求回到监狱。虽然物质待遇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毕竟生活安定，衣食无虞，在押者安心改造，不少人利用这段时间学习、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随着战犯年龄增大，生病者增加。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没有急救治疗方法，对其他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有的医生也不敢也不愿给他们看病。

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周总理也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病中找华国锋谈话，了解情况。华国锋责成公安部收集在押人员的当前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建国25年，这些战犯关了25年，大都六七十岁，年老体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12月12日，周总理在简报上批示，要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战犯。他同时通知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配合公安部工作。统战部派童小鹏参加，调查部是部长罗青长参加。

公安部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部门日以继夜的工作，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时间、改造中的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12月23日，周总理在临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来的战犯名录后，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人大讨论后送党中央、毛主席审批。

四届人代会的召开为释放战犯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这是华国锋任公安部部长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华国锋到公安部各单位办公室和大家见面。李震自杀后，清查中将提意见的同志压下去，部里各个单位领导，多是由军队干部或造反派担任，老公安结合得比较少，结合了也只担任副职，所以这些同志都坐在后面、边上，华国锋主动过去和他们握手，谈话。

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打印若干份，与会者人手一份，以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开会研究，他要亲自主持会议。一直到四届人大结束才有时间办这件事。

华国锋担任副总理后，主管的工作多了，接见外宾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仅1975年一年华国锋接见外宾就有100次左右。他还要参加政治局会议。每天上午9时或10时起床后，在家看文件、处理国内事务，下午到人大会堂或紫光阁会见外宾，晚上出席政治局会议，研究战犯的工作只能放在晚上10时之后。如果这天下午活动结束早，晚上没有会议，他就来得早，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在中南海的小食堂吃晚饭。四菜一汤，6个人一桌。他和同志们共坐一桌，边吃，边议论。干部不论高低，吃得都是一样，可是交的钱却不一样。当时13级干部以上为高级干部，交得多；13级以下交得少。那时全国工资分成11类地区，湖南的工资级别比较低，华国锋10级199元，北京10级干部是209.9元。

会议在中南海第四会议室召开，除公安部负责干部施义之等人外，还有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总政负责同志参加。预审局作具体工作的同志坐在后排。

研究战犯名单，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一问三不知，姚伦从1946年就做审讯工作，对战犯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华国锋将姚伦从后排请到他的旁边坐下。华国锋看着战犯的名单，一个一个地过，议论每个人的各种情况，发现名录所写的情况有错误，当场改过来。会后预审局的同志随时整理，重新打印，再发给与会者。

3月5日，四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内容是两个，第一，释放25名起义投诚人员；第二，为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宣传等工作。到会300人，除各省的公安厅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厅厅长外，还有中央有关的各委，总政、总参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是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华国锋亲自主持。

大家都住在前门饭店，前门饭店顿时热闹起来。首先，华国锋做报告宣传了毛泽东指示和特赦战犯的部署。阶级斗争紧张了9年，终于看到缓和的这一天，与会者个个拥护，发言踊跃，保证做好工作。思想高度统一。华国锋规定，每天情况简报要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领导同志。会议10日结束时，由施义之作总结发言，明确特赦工作的意义和落实会议的具体做法。会议结束的当天公安部预审局电话通知辽宁抚顺、山东、陕西三地，指名起义投诚人员要在第二天（11日）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看到简报，也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