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岩：忆伯父王任重

本文摘自：《忠诚的共产党员：怀念王任重文集》，作者：王云岩，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今年3月16日，我亲爱的伯父任重遽然辞世。噩耗传来，如雷击顶。站在伯父的遗体前，望着老人家慈祥的遗容，向来不爱流泪的我竟然孩童似地泣不成声。在伯父的六个侄子中，数我年长、数我和他接触多，时间长，感情深。在我心目中，伯父既是慈爱的长者，又是学习的楷模。

伯父一向喜欢孩子，认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经常对二伯父和我父亲讲：要好好管教孩子，把他们培养成革命接班人。童年时代，我在北京读小学。那时候，伯父每年都要到北京开几次会，每次我和父亲、姐姐（伯父的大女儿，当时我们生活在一起）都去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见到我们，他总是十分高兴，常常摸着我的头，关切地询问：“学习怎么样？，淘气么？”当听到父亲和姐姐说：“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贪玩”时，伯父笑着说：“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多地拘束他，引导得法，玩不仅有益身心健康，而且能促进学习。”说着又弯腰双手抚着我的肩，认真地说：“你还小，主要任务是学习，不可过分贪玩，荒废学业。做完功课要么多看些课外书，丰富知识。你现在看的书一辈子都不会忘。”那时北京各新华书店的儿童读书很多，大部分带汉语拼音，图文并茂、装帧精良，极适宜儿童阅读。父亲几乎每周都给我买回几本。渐渐地，我爱上了读书，小学三四年级时，在保持学习成绩良好的前提下，我有滋有味地阅读了相当一部分有关天文、地理、历史、数学、生物、科学幻想等普及读物，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芽了许多美好的理想。

对晚辈人在成长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伯父总是感到由衷的高兴，慰勉有加。他特别重视在政治上关心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伯父遭迫害，被关押，我们和他失去联系近十年之久。1975年，始得知他被软禁在陕西省武功县。这时我已成家并参加了工作。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伯父写信，诉说思念之情，并汇报了十年来的经历。伯父迅即回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和关怀，“亲爱的小虎（我的乳名），收到你的信和照片，我十分高兴。你是个聪明的有出息的孩子，字和信都写得不错。望你能挤时间多读些马列和主席的著作，只有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写起东西来，思想上才会有根据，才不会犯大错误，不然很容易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当然还必须了解实际生活，了解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掌握充分的材料，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东西，不搞抄书抄报那种空论。你正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期，在实际斗争中学习成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时伯父仍身处逆境之中，在信中表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对我工作和学习上所作的指导，使我深受感动。1976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伯父得知后，来信道：“……你参加了党，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望你努力学习，做到思想上完全入党，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在这封信中还给我讲了好多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作用与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使我受益匪浅。在信的结尾，他写道：“你看我说的这些对不对？你以后碰到这样的一些理论问题可以在信中和我讨论，这也是我学习的一个方法。”当年我24岁，在此之前，杂七杂八地读了一些书，但理论书籍涉猎不多。伯父的这封信，激发了我钻研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兴趣。在随后的两三年里，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阅读了一些理论书籍，并写了不少学习笔记。其间曾数次和伯父书信往来，向他请教学习中遇到的疑点，老人家每次都复信指点迷津。那一阶段的学习，为我后来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一定基础。

伯父对党无限忠诚，有高度党性，他不仅始终以一个普通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一贯注意严格要求和教育自己的亲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德风范。少年时代，我听奶奶讲过这样几件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爷爷和奶奶已经五六年没有见到伯父，非常想念，就到河北省威县（当时的冀南行署机关驻地）去看他。见面没几天，伯父就动员爷爷、奶奶回家，说：“抗战才胜利，我们还很穷，干部带家属会增加人民负担。我是行署负责人，父母在这里长期住着，其他干部的家属都来怎么办？”爷爷、奶奶觉得伯父说的对，很快就启程回家了，抗战胜利前后，我父亲在威县上学，学校距行署机关很近。伯父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学校伙食不如机关，就向伯父建议让我父亲到机关吃住，伯父不同意。他对父亲说：“你虽然是我弟弟，但不是机关干部，在这里吃住是搞特殊。还是在学校过集体生活好。”伯父生前经常告诫我们子侄辈：“不要因为同我的关系而产生优越感，不要有特权思想，要努力工作，自食其力。”对我们这一辈人的工作和生活，他从来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打过招呼，做过暗示。我们也都自觉地听他的话，从不提任何要求。更没有打着他的旗号做过任何损坏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几十年来，伯父的五个孩子都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二伯父的三个儿子至今仍有两个在原籍务农；我兄弟三人的工作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个人未提过任何条件。今春从北京奔丧归来，好些相识的同志惊讶地问我：“王任重是你的伯父，怎么过去没听说过？”

伯父一生忧国忧民，非常关注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他曾多次在闲聊时讲：“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要好好领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必将表现为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的提高。这种积极性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的发展。”他还认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按照规律办事，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欲速不达”。伯父由于工作的原因，十分重视多渠道搜集和了解来自基层的情况。自1979年他调中央工作后，我每次见到他，老人家总爱询问一些基层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还嘱我每年至少给他写两封信，如实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一点我基本做到了。据伯父的老秘书曹志勤叔叔讲：“你大伯对你的信很感兴趣，每信必阅。”1981年春，我去东北探望父亲路经北京，聊天时说起当时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少数干部作风不够民主，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搞强迫命令，一刀切，简单化，致使一些村子的集体财产蒙受损失，生产力遭到一定破坏，群众意见很大。伯父聚精会神地听着，深思良久，缓缓说道：“中央反复强调，各地情况差异悬殊，搞责任制一定要征求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见，为什么简单化、一刀切的毛病老是纠正不了呢？”后来我注意到，在那一段时间前后，他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上都不能搞一刀切。

伯父生活俭朴。一日三餐都是极普通的饭菜，早上一个鸡蛋，一碗稀粥或一杯酸奶，午饭经常是面条，晚上孩子们都回来了才加几个菜。自搬家到北京以来，室内的家俱陈设都是公家配发的，14年一贯制，没有添置一件像样的东西。在他的书房里，最醒目的是，装得满满的如墙壁般高的大书架，剩下的仅有办公桌和两把椅子，两对50年代的旧式沙发和一张休息用的竹榻。他常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还不够雄厚，人民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各级干部应当带头艰苦朴素，厉行节约，切忌大手大脚。对于少数干部党风不正，以权谋私、挥霍浪费、腐化堕落行为，伯父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多种场合反复要求一定要加强廉正建设，同败坏党风的丑恶现象作不懈的斗争。从1984年我在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以来，每逢见到他，伯父总要以各种方法给我讲一番“自身正，有令则行；己不正，虽令不行”，“公生明，廉生威”的道理。老人家还给我写过两幅字，一幅是“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另一幅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其寓意之深刻，用心之良苦，我始终铭记在心。记得有一次吃午饭，伯父问我：“现在有些县乡干部大盖私房，你盖了没有？”，我笑道：“岂敢。别说盖，想也不敢想。”这是真心话。伯父和伯母都满意地笑了。八十年代末，伯父还曾写信要求：“要身体力行。告诉你同事和朋友，大家都是共产党员，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做好本职工作，坚决与腐败等种种不良现象作斗争。维护和重振党的声誉。”在信的末尾，他似乎感到意犹未尽，又提笔写道：“五六十年代我们湖北省委招待周总理、邓小平都是四菜一汤现在招待外宾也是四菜一汤。”这两句话虽然不长且朴实无华，但却充分说明我们党老一辈领导人，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时时处处对党风建设非常重视，抓得很紧，并身体力行。同时也说明只要全党同志认真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都要硬”的要求，严厉惩治腐败，狠抓廉政建设，坚持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党风一定会好起来的。

伯父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作为晚辈，我一定牢记他生前的教导，以他为榜样，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人。（王云岩写于1992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