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普的老外们
原标题：马普的老外们
□ 潘文博
以“马普的老外们”为题其实并不太贴切,因为在德国,我才是老外。这里的“老外”当然是对中国人而言的。研究所的全称为马克斯-普朗克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既然与“外国”和“国际”沾边,则必须体现它的国际化。实际上也是这样,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到这里来访问。我所在的研究间很大,经常出现的人有意大利、西班牙、克罗地亚、土耳其、巴西、韩国等国家的,这些国家的刑法学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德国刑法学传统的影响,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则十分鲜见。研究所有两位所长,一位齐白教授,名字好记；另一位阿尔布莱希特教授,中国人图省事,把第一个字母的发音“阿”取下来,加上“教授”两字,大家都称呼阿教授。
马普所的研究间成环形分布在整座建筑的周围,中间是一排又一排的书架和汗牛充栋的文献。一出研究间,就立刻置身于书的怀抱中。刚来研究所时,几乎是怀着朝圣的心情,翻阅了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费尔巴哈、李斯特、贝林、宾丁、迈耶、梅茨格尔、韦尔策尔、罗克辛、雅科布斯……有的版本已经很古老,翻完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在这里,人们几乎可以找到他想要的任何一本文献,甚至在中国刑法频繁修改的背景下仍然会有最新版本的《刑法规范总整理》或是《刑法一本通》。
然而这么多书一辈子也读不完,需要的资料可以扫描成电子版,以后慢慢消化。于是总会有人占着扫描仪,夜以继日地扫。以我的经验,扫得越多越不会看,曾有人要扫遍所有文献,“只传给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可惜占得武功秘籍就能行走江湖的时代从来没出现过,文献永远只会孤寂地躺在硬盘中。当然更多的人在勤奋工作,三楼的土耳其大叔据说已经是当地有名的教授,每天晚上仍然是最后离开研究所的人(我们叫last-minute-person)之一,为人十分谦和,与3个年轻的中国学生下馆子,一边讨论点论文,一边聊天八卦。
马普所的厨房是意大利人的天堂。每年冬天会来不少意大利的访问学者,似乎对他们而言,美食万万不可辜负。一群人围在炉子前变换着花样做意大利面和各种精致的菜肴,一到饭点就占领了整个厨房。意大利人通常都很热情,出去玩也是最疯最投入的,去踢球、去跳舞,约约约!有次和他们一起去迪厅,才发现即使是大冬天,意大利姑娘也专门抹了口红换了短裙。那时连平常羞涩腼腆的厄瓜多尔小哥竟然也会大喊:“I want to dance!”我土里土气地跟着音乐炸裂的鼓点扭到了深夜,提前走了。
研究间里还有韩国大叔,盛情地邀我们一起聚餐,说这是他尝了这么多家馆子最好吃的意面,并一再向我保证,绝对适合东方人的口味。还有西班牙姑娘,在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解哥特艺术和雕刻中圣徒的故事。还有秘鲁姑娘,在新闻里听到中国放开二胎政策,提给我的问题一直延伸到我们父辈出生的年代。还有蒙古小哥,告诉我喝酒不要包在嘴里,要咕噜噜一鼓作气,两瓶啤酒之后我就头晕,坐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他翻开手机向我展示两个孩子的照片……
印象最深的是不久前来的一位伊朗学者H。既然和他在一个屋,我们的友谊便通过各种场合的聊天和互换零食建立起来。不熟悉的人见面,通常都要没话找话,问完了天气,下一句就要问研究方向了。但其实,这里每个人的研究方向五花八门,有欧盟视野下的刑法一体化、计算机与网络犯罪、家庭暴力和性犯罪、量刑实证研究、刑事程序比较研究等等,大家都专精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对他人的研究仅仅是好奇。
H也一样,照例问我的研究方向。我懒得具体深入,只好回答:“量刑。”
“太笼统了,具体点。”
“量刑基础理论。”
“这涉及到惩罚(punishment)、威慑(deterrence)、消除犯罪能力(incapacitation)和社会复归(rehabilitation)。”H说,然后如数家珍地讲他正在研究的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死刑执行的公开化与石刑的威慑作用。虽然与我的论文题目差距甚大,好歹也有点关系,就当听个稀奇罢了。
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惩罚一个犯罪的人,即为什么要把他送到监狱,而不是给他一个苹果?我惊诧了。虽然刚才回答的“量刑基础理论”是敷衍,但这里的“基础理论”也没有这么基础吧。这问题看似简单,却更像是一个哲学命题,我答不上来。H等了一会儿,悠悠地说,他在见阿教授时,已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了。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我们给一个犯罪的人一个苹果,那么,我们必须给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两个苹果。他欣喜于教授的这个回答,十分满意地离开了。
阿教授真是有大智慧的人!H以苹果来作比喻,问的其实是有关刑罚正当性的问题；阿教授的回答恰恰巧妙地回避了其中的核心,并未长篇大论赏罚制度的起源、特征、内容和效用,而是顺着他的提问不动声色地把问题又抛了回去。
许久,H对我说,他想明白了,例如,用枪杀人的时候——他用手比出枪的样子——大拇指朝上、食指对准他人,另外三个指头是指向自己的。这个段子我常在别人面前提起,H回国之后,这机智的对话和文学性的答案恐怕再难以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