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瓢虫映像”:用影像“纪录”众生
资讯
资讯 > 正文

“瓢虫映像”:用影像“纪录”众生

原标题:“瓢虫映像”:用影像“纪录”众生

“瓢虫映像”的logo图案

谢文君

“瓢虫映像”广州负责人敖佳丽

“瓢虫映像”放映的独立纪录片《虎虎》、《心之笼》、《造云的山》

“瓢虫映像”放映的独立纪录片《虎虎》、《心之笼》、《造云的山》

“瓢虫映像”放映的独立纪录片《虎虎》、《心之笼》、《造云的山》

独立纪录片导演张新伟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黄岚 实习生 区洳菲

记录生活可以用文字,可以用照片,也可以是纪录片。在广州,有一群热爱用影像记录生活的年轻人,他们聚在一起,奉献出自己的技术与智慧,用平常大众的眼光去拍摄当代中国社会的进程。在毫无任何商业背景支持的前提下,他们以“耐得住寂寞”的情怀,默默地坚持拍摄和分享着纪录片。

广州成为第三大独立纪录片放映地

“瓢虫映像”是一个专门播放独立纪录片的公益组织,聚集了一批纪录片爱好者,他们用自己独立的思想,去拍摄不同的主题。

独立纪录片导演张新伟告诉记者,独立纪录片就像作者的笔,它可以自由地书写,而且没有截止的时间,导演可以拍到自己认为可以为止。然而,这些导演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观念去拍纪录片,但是因为没有电台等机构的支持,拍摄时遭拒绝,或者资金短缺无法继续拍摄等情况也时有发生。对此,张新伟表示,拍独立纪录片,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导演需要让被拍摄者知道自己的拍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被拍摄者;同时,拍独立纪录片不能强求它为自己带来有效的收益,这是一门需要坐冷板凳的事业,只有自己耐得住寂寞才能把纪录片拍好。拍独立纪录片虽然不能给导演们带来很实际的收益,但所有热爱拍摄的年轻人都有一种共识——自己拍纪录片的态度,会不知不觉地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影响,他们已经把“独立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商业拍摄中去。

瓢虫映像广州站,是仅次于成都、北京的第三大独立纪录片放映地,这离不开广州人热爱纪录片的人文情怀。

据广州团队负责人敖佳丽回忆,有一场放映突然被拖延了几个小时,在场的观众不但毫无怨气,而且来观看的人数远远超出他们所料,正是广州观众的热情,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继续以后的放映工作。

独立纪录片

“本故事纯属虚构”——这几个字眼我们看得不少,但在消遣之外,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些真实存在的故事——纪录片。

提到纪录片,也许很多人想到的是央视纪录频道、BBC纪录频道、美国的探索频道和历史频道等大型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从为全人类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些纪录片功不可没。不过在这片大地上,有一些纪录片制作者不满足于这些浮于表面的介绍,在没有任何机构的支持下,奉献时间和金钱,为观众深入剖析文化内部的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他们制作的就是“独立纪录片”。

“我们有严格的选片标准”

平时是个上班族的敖佳丽,是现在“瓢虫映像”广州团队的负责人。“我们的团队是比较分散的,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学习生活,大概一个月只有一天可以聚在一起交流。我是用轮值的方式让大家都做一期活动,每个人都要做一次主持、录音、问卷调查、现场执行,就是想让所有成员都尝试一次每个岗位。在此期间,我们可以发现团队的问题,然后一起来讨论怎么把工作做好。”

敖佳丽告诉记者,“瓢虫映像”有一个选片小组,里面有很多资深的纪录片爱好者。如何去判断这些片子好不好呢?一方面他们会搜集那些在影展上获奖的纪录片;另一方面,他们会根据团队的选片标准去选片,那些内容太粗糙的片子肯定是无法入选的。另外,他们对于纪录片的情节也有要求,毕竟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要对观众负责。

“瓢虫映像”所筛选出来的纪录片在很多城市放映过,反响和效果最好的城市是成都,接着就是北京和广州。除了一些展厅和文化机构之外,纪录片也会在高校放映,在广州就数中山大学放映次数最多。

“一些观众还会通知他们的朋友来看纪录片,后来人多到位置都不够坐,很多人都席地而坐,当时我们真的很感动。”敖佳丽认为,观众的热情参与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广州是纪录片的发源地”

独立纪录片导演张新伟毕业于影视专业,也是“瓢虫映像”的一分子。“平时我们看纪录片都是通过电视或者互联网,‘瓢虫映像’给了大家一个观看纪录片的新平台,我本身也想推进纪录片的发展,所以就决定加入这个团队。”相对于工业体系的剧情片来说,国内当下的独立纪录片,很多情况下从选题到拍摄再到剪片,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它就像作家的笔一样,可以自由地书写。”张新伟坦言自己很喜欢这种可以书写的方式,所以就选择纪录片作为自己的职业。他觉得纪录片是比较能让观众接受的,因为它选材于生活。

张新伟曾用纪录片的方式拍摄过自己的父亲,接着还拍摄了一位老师,以及一位与他同龄的、在广州漂泊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些纪录片都是通过我自身出发的,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是这个世界与我的关系,所以拍纪录片是对我自己的认可,我通过纪录片把自己的思想传达出来了。”

张新伟觉得广州“特别好”,首先它是个很好的纪录片拍摄地;其次广州拥有很多好的题材,留下的关于广州的映像是特别珍贵的。“我去年在广州时代美术馆做观察员时,有一大批观众很喜欢纪录片,在那里的分享会讨论也很激烈,广州很多高校的学生对纪录片也很感兴趣。广州是一个纪录片的发源地,是纪录片事件的发生地,也是纪录片作者诞生的地方。”他说,广州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在里面。

“想拍摄在广州影视界打拼的年轻人”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谢文君,是一名纪录片爱好者,毕业后回到广州,主要做一些网络剧、微电影、广告等以网络为主的工作。“我是纪录片方向导演系毕业,毕业作品也是拍摄纪录片,当时我选择了广州城市变化这个主题,拍了一部叫做《正在消失的羊城》的纪录片。后来也陆陆续续拍过纪录片,现在也有一些正在运作的纪录片项目。”他拿过很多纪录片比赛的奖,这些作品都是独立制作的,大概有二十几个,以在网络上播放为主。虽然谢文君也和电视台合作制作过类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以及一些关于饮食和文化的作品,但他觉得电视台大多是专题片,不算是真正的纪录片。在谢文君看来,纪录片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种结合,而且肩负着剖析社会问题的责任,所以会更多地去关注现实社会问题。

谢文君现在正在做几个与广州风土人情相关的策划,包括关于身边朋友十年之内变化的纪录片,其中一部分是“毕业十年”——那是一个关于高中师兄师姐们故事的片子,昔日学子们穿回以前的校服,回到学校纪念毕业十年。“今年6月,我准备策划拍摄我们这一届导演系毕业生生活变化的片子。”他说,“之后可能会拍摄关于我们工作室这几个人生活的片子,这是一群在广州影视界打拼的年轻人,我们也相识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