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中共领导人在非正式场合曾被人尊称为“夫子”？

核心提示：对于陈伯达，则都称“伯达同志”，少数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资格比较老的人，在某些非正式场合尊称其为“夫子”，一般人不敢这样套近乎。

陈伯达 资料图

本文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王梦奎，原题为：《回忆邓力群》，本文系节选

我第一次见到邓力群是在1964年。

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工作。9月报到即准备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有些天闲着无事，经常到党刊室看东西。党刊室就是内部文件和资料的阅览室，那里有很多反映国内外情况的内部文件和资料。有一天正在翻阅，走进来一个中年男性，个子不高，身体结实，双目炯炯有神，穿着洁白的衬衣，满面春风，很有些派头和自信，看样子就像个大领导。他在向管理人员要了一份什么文件之后，对着我说：“新来的吧？看了这些东西可不要到外面瞎说呀！”我唯唯。他走后我从管理人员那里知道，他就是邓力群，刚接待了越南共产党中央理论刊物《学习》杂志的总编辑武遵。

邓力群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总编辑是陈伯达，很少到编辑部来。邓力群寡言而威严，并不平易，也不大和下属搭话，但从上到下，都叫他“老邓”，从不称官衔，也很少称同志，几十年之后，《红旗》杂志老人还是这样称呼他。同样是副总编辑的胡绳，大家却直呼其名或称“胡绳同志”，几乎没有人叫“老胡”的。对于陈伯达，则都称“伯达同志”，少数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资格比较老的人，在某些非正式场合尊称其为“夫子”，一般人不敢这样套近乎。这些都是习惯。我们新来的人很快就从老同事们的传说里，知道了一些这几位领导让大家佩服的一些事。关于邓力群，一是说他传达中央会议总是原原本本，某月某日讨论某事，谁是怎么说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二是说他主持编辑工作常采取集体读改文章的办法，能够集思广益，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三是说他鼓励读书、研究问题和写文章。作家浩然是文艺组编辑，有人反映他上班时间写小说，不务正业。邓找浩然谈话，浩然承认确有其事，准备挨批，不料邓却反而准他请长假集中精力创作。浩然由此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大家都说，邓力群很重视干部培养，这些工作方法对于提高编辑工作质量和青年干部成长很有好处。

那一年10月，邓力群带领《红旗》杂志社40多人到京郊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搞“四清”。翟里大队有六个生产队，工作队相应分为六个组，每组负责一个生产队。我分在第二组，住村东头的第二生产队，组长是《红旗》杂志经济组组长苏星。我们和社员一起植树，邓力群参加过，还参加过我们组的工作会议。

在我们下乡前不久，中央于9月1日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通常所说的“桃园经验”。按照中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神，通县农村“四清”工作队总共有两万多人，主要是北京市的干部，也有不少中央机关的干部。部级领导干部除邓力群外，还有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等人。“四清”工作队都是按照“桃园经验”所说的扎根串连、访贫问苦那一套做法搞的。刚进村都很神秘，所有北京市级领导和中央机关部级领导都用假名。邓力群化名“老董”，但群众从他在大会上讲话的气魄，在街上行走有警卫员跟着，很快就猜想这是一个大官儿，

向工作队员打听。由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普遍存在“左”的做法。通县“四清”运动中有110多个生产队发生打人现象，自杀事件70多起，死亡50多人。翟里大队也发生过“逼、供、信”和追浮财的事。

1965年1月，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下发，批评了“四清”运动中只依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等问题。这个文件还第一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力群在工作队的会议上作总结，检讨翟里“四清”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说错误应该由他负责。

“二十三条”下达后，通县“四清”草草收场，春节后《红旗》杂志的工作队撤回。邓力群此前曾回北京参与“二十三条”的起草，不会想到后来自己也成了文件中所说的“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