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的故事

原标题：扶桑的故事

作家常常为了心目中的读者而写作，这潜在的理想读者能理解他作品的内涵并以其自身的经验教养达成对话关系。一部文学作品拥有越多理想读者，它被传播的范围就越广，成为经典的可能性也越大。长篇小说《扶桑》从1995年发表至今整整20周年，其间引发无数高等院校文学专业人员研究的兴趣，也俘获了大量的文学爱好者。

《扶桑》当年的发表过程堪称奇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严歌苓只身涉过重洋，到美国苦读写作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其时她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常常处于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中。长篇小说《扶桑》写作于此时，完成之后她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征文启事，遂以一个无名的写作者投稿，竟意外地斩获第一名10万元大奖。所以，如果没有这次贸然投稿，《扶桑》的手稿也许会和她写作的其他好多成品半成品一起被塞在地下室某个箱子里，永不见天日。

这个时期的严歌苓独处异国他乡，作为一个东方人置身于西方世界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中，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所有尖锐的疼痛投射在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扶桑——一个半世纪前北美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将严歌苓体会和理解的东方伦理和盘托出。《扶桑》可以说是一部残酷的移民血泪史，是东西方两种文明、两个种族之间曾经对立、猜忌、误解的历史。

扶桑，一个被贩卖到美国西海岸为娼的“不小巧”的女子，因其古老的东方特色：嫌短嫌宽的脸型，二寸八的小脚，乌黑庞大的发髻，温顺的眼神……吸引了众多白人男性及少年克里斯，成了西方欲望的对象。克里斯对妓女扶桑的最初兴趣除了顽童追逐廉价娱乐的热情之外，还包含了潜意识中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征服欲，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东方迷恋以及骑士般居高临下的拯救幻想。

扶桑的身体在白人的观看中，不是单纯的生物体，而是来自于东方的历史、伦理、政治等等意蕴复杂的集合体，她身上迷人的挂饰、华丽绣衣上盘根错节的纽扣、繁复多样的头饰都神秘暧昧，甚至连嗑瓜子这个动作都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情色气息。

但是十九世纪东方与西方、男性与女性间深如鸿沟无法跨越的等级差别，终以一场暴乱呈现：“1871年7月，数以千计的失业工人到旧金山中国城实行暴乱，他们枪杀华人，焚烧住宅和商店。警察花了三天的时间才算平息了暴乱。”

扶桑在这场暴乱中遭遇的性暴力让她看到自己与克里斯之间无法跨越的文明鸿沟，她从对方企图施与的拯救中挣扎出来，一身锦绣地嫁与临刑前的唐人街大佬——无法无天、杀人越货的大勇。这是愚钝的扶桑清晰明确的选择。就像她脱掉了美国人的拯救机构给她穿上象征“新生”、回归“纯洁”的白衣。她把宽大的白麻布衬衣脱了，又换上自己的红绸衫，“那血污和破旧的红色绫罗是她的原本，已成了她的肌肤。那罪一般的深红是她本性的表征。没了它，她的形状和色彩就流失了，化成了乌有”。她坚守的是本分的即使是低贱的自己。在美国西海岸这个城市里等级链中的最低贱者用这样的姿态和动作凭着强韧的生命本能而触碰、无视于种种世俗藩篱。然而，她曾经的存在并没有使这些藩篱消解，“这位美貌的妓女谜一样出现在这个码头，谜一样成了许多事物的核心，又谜一样消失了”。

严歌苓以一个底层女性的命运遭际来呈现文化、种族间对立的残酷性。最终，这个形象的多重意味，恰恰体现了作者对几代移民的文化边缘化境遇的困惑。小说中的“我”不断地与扶桑构成对话关系，将扶桑的处境与今天第五代第六代移民的处境连接起来。《扶桑》所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起、承、转、合，发展、高潮、结局，皆具有传统小说结构特征。同时，《扶桑》又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故事的，这些不同层面分别对应了作者对爱与恨、善与恶、东方与西方、文明与野蛮的审视和思考。

《扶桑》的写作是在大量阅读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小说中不断穿插文献摘录，以历史的真实性来建构小说里人物活动的场域。《扶桑》的行文里，不断地描述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社会文化氛围，重建当时美国华人生活的细节，以达到写实的效果。作品中反复提及的“一百六十本”记载华人华侨血泪的史书，围绕着扶桑与克里斯恋情而展开的一百二十年中西文化冲突的描述，使作品的历史探究、现实思考与价值判断昭然若揭。严歌苓在《扶桑》中的叙事表面上极为冷静，但她的激情和冲动往往在冷静的审视和平静的叙事之中强烈地宣泄出来。

《扶桑》，严歌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