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哪位清国商人跑去美国白宫“洋上访”未果？

核心提示：1823年，被美国商人恶意欠款100多万美元、到白宫上访未果的广东“行商”潘长耀去世。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9月28日第E1版，作者：佚名，原题：《帝国号令：别让大富豪跑了》

57岁的华人首富兼世界首富伍秉鉴，终于跑路了。

伍秉鉴十分富有，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统计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FiftyoftheWealthiestPeopleofthePast1,000Years）中，他是上榜的6名中国人之一，《华尔街日报》称他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

作为帝国特许的外贸进出口商，“行商”曾经是中国式财富的代表，广东十三行也是中国外贸的垄断群体，他们与盐商一起构成了中国富豪的主体。但是，1826年11月16日，伍秉鉴正式通知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已经获得了“粤海关监督”的准许，不再担任行商；同时，他也把生意交给了其四子伍受昌管理，请英国商业伙伴们多多帮助他儿子。

帝国商场，从来不是自由进出的所在，一切都握在政府手里，不仅包括准入，也包括退出，违者将遭到国家机器的严厉打击。首富为了这次跑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一是时间成本，从嘉庆十四年（1809年）提出退休熬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足足17年；二是经济成本，根据东印度

不准跑

充门面

就在18年前，另一富豪就被帝国的一纸号令，在跑路之后被截回。

1808年，另一行商、“同文行”的老板潘致祥，也花费了10万两白银（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贿赂官员，获准“退休”。那时，潘老板才53岁，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一起，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并且名列榜首。但是，他却公开宣称：“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仅仅6年后,1815年1月11日（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潘老板就不得不结束“宁为一只狗”的自由生涯。嘉庆皇帝直接下文：“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朦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着责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毋许狡卸。”（《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在帝国看来，商人们当年靠权力致富，却在致富后一走了之，实在有点辜负朝廷的多年培养。好在朝廷还有国家机器，自有办法不容其“置身事外”，一纸文件，取消了“退休”资格，将已经跑路的潘老板捆绑回来，他之前花费的10万两白银，等于扔到了水里。

重新上岗的潘老板，将行号由“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继续经营，直到1820年他病故，潘家无人愿意再担任行商，才算最后退出，真正是“死而后已”。他因死退出，也成就了伍秉鉴的首富地位。

帝国的经济圈是森严的，只要出任政府的行商，尤其是经营的不错的行商，就没有自由退出的机制。政府明文规定：“乏商（无实力的行商）应即参革，殷商（有实力的行商）不准求退，即实有老病残废等事，亦应责令亲信子侄接办。总不准坐拥厚资，置身事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行商后人、民国时学者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说，行商因不堪苛征暴敛，多有中途退办行务者，但退办时必须先清偿债务及历年来欠饷及罚金，才可能被批准退出。而且，因为行商资格是皇帝亲自任命的，退出也必须等待圣旨核准。否则，即便行商不想再干，却不能不继续承担义务。“有时行商即已退办，而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较弱，仍令其重新执行行务，行商不愿再作冯妇者，海关监督则强其为之，因是值得借债勉强支持生理（生意），迨至不可收拾时，遂须受监追、查抄家产、充军伊犁之苦。”

梁嘉彬记载说，诸多行商中，只有“义成行”老板叶上林，顺利地获得了同意退出的圣旨，而其他人则要通过行贿才能退，而且依然可能被随时取消退休资格。梁嘉彬记载道，就在伍秉鉴花费了创纪录的50万银元后次年，“天宝行”老板梁经国为了“退休”，仅仅行贿了3万银元，价格之低“为向来所稀有”。

尽管行商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但面子还是要撑起来的。

1823年，被美国商人恶意欠款100多万美元、到白宫上访未果的广东“行商”潘长耀去世。次年，只为外商讨债的大清政府，宣布他的“丽泉行”破产，对其全部财产进行拍卖，以便偿还他的外国债主，保住天朝脸面——至于他的外国债权如何收回，大清政府是从来不在乎的。

潘的遗产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座占地1公顷的豪宅，位于广州西关，被外国人称为“宫殿式的住宅和花园”。英国著名建筑师和风景画艺术家、设计过伦敦圣·彼得大教堂和英国下议院的ThomasAllom（1804~1872年），曾为这座豪宅绘制了一套画，至今仍能以极高的价格驰骋书画拍卖市场。而1926年发行的中国农垦银行一元纸币，主图就是这座豪宅。

“行商”的豪宅，总是世界人民的关注对象。1817年，英国使团副使HenryEllis，访问了伍秉鉴的豪宅：“浩官（伍秉鉴）的别墅尽管还没有全部完成，价值已达200万元（约合如今人民币2.88亿元），其规模与其财富相匹配。这座别墅、或称为宫殿，分为几个组团，以一年四季的不同题材大量采用镀金和雕刻装饰，显得极有品位。”

另一位美国牧师HowardMalcom，则记载了伍秉鉴豪宅室内的奢华：“除了华丽的中式灯笼，还悬挂着不同规格和款式的荷式、英式和中式枝形吊灯。意大利的油画、中国的挂轴、法国钟、日内瓦的箱子、不列颠的碟子等装饰着同一个房间，并点缀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珍品、蜡制水果模型和造价不菲的白制品。”

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丝毫也不输于伍家花园。美国人WilliamC.Hunter在《旧中国杂记》一书中，记载道：“得到许可到潘庭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去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规模宏伟，有布局奇巧的花园，引水为湖，叠石为山，溪上架桥，圆石铺路，游鱼飞鸟，奇花异卉，千姿百态，穷其幽胜。”

一名法国人则在《法兰西公报》上炫耀说：“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这花园和房子容得下整整一个军的人。房子周围有流水，水上有描金的中国帆船。流水汇聚处是一个个水潭，水潭里有天鹅、朱鹭以及各种各样的鸟类。园里还有九层的宝塔，非常好看。有些塔是用大理石建造的，有的是用檀木精工雕刻出来的。花园里有宽大的鸟舍，鸟舍里有最美丽的鸟类……妇女们居住的房屋前有一个戏台，可容上百个演员演出。戏台的位置安排得使人们在屋里就能毫无困难地看到表演……大门外不远处有一个印刷所，潘庭官在这里印刷他家族的传略，以传之后世。”

WilliamC.Hunter居然还打听到了，这座宫殿其实是潘仕成的后宫，他在这里供养了50个妻妾、80个童仆，以及30多名花匠和杂役等。《清朝野史大观》说：“潘仕成盛时姬妾数十人，造一大楼处之，人各一室，其窗壁皆用玻璃，彼此通明，不得容奸。”

如同皇家园林常常与天朝尊严挂钩一样，豪宅一直是广东“行商”的重要名片，并非私人玩物，而是营销工具，显示着、或者假装显示着他们的资产实力及政经资源，成为中国式富豪的标准配备。著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说：“行商独占时代，广州商人之中，在其行馆中皆附属有工程浩大、各式具备的花园。”这些花园的规划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了大规模接待的公关功能，比如花园里的步道就大大超出了一般路径尺度。

“行商”们在后花园“烧”了不少钱，以此维护脸面、展示实力，而这些门面与他们的生意一样脆弱，不知道何时会突然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