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政协礼堂琐记

原标题：六十年代政协礼堂琐记

昔日政协礼堂外景

在开罗大学，埃方宴请中国青年代表团。右三为杨谐和

杨谐和在开罗演唱

陆昕

坐落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南侧的全国政协礼堂竣工于1956年，至今年整整60周年。我们特请我国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之孙、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陆昕回忆当年持出入证进出政协礼堂的情景。三月，全国两会又将召开，我们可以在此文中体味高大礼堂内的旧时别样风貌。

我家有一张政协礼堂出入证

从小到大，人都说我老实，静静的，不爱说不爱动。其实，这是人们的误会。不爱说不爱动，一是家庭严格的管束，二是众人前害羞。要是独自一人时，我也挺能释放自己。

比如我家有一张政协礼堂的出入证，是五六十年代发给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那时政协礼堂除了开重大会议，还为民主人士提供餐饮、理发、洗浴、购物、游艺、棋牌、看电影、组织晚会和舞会等服务。但平时去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印象中，那里总是空空荡荡。

因此我就有了释放自己的机会。

我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到三楼的小礼堂拽着椅子疯跑。小礼堂并不小，里面得有近百张方桌，桌旁插着椅子，四面和中间是通道。一看没人，我就把椅子拖在身后沿四边飞奔，有时还闭着眼睛，想象自己是火车头。甚至还有两次把椅子往地上一摔，听那“轰”的一声，觉得特刺激。有一次险些被外面路过的阿姨发现，但我及时躲进了窗边的大幔帐。许多年后知道，人民大会堂没盖成前，国家的许多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一些有名的事件，如梁漱溟和毛泽东起的冲突，就发生在小礼堂。

记忆中的政协礼堂内部

那时政协礼堂的内部情形大概是这样：

礼堂分三层，上有大平台，下有地下室。一层二层都是礼堂，由于那时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心已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礼堂好像就转变职责，经常举行各种文娱活动。记得，最早的《红灯记》，那时还叫《自有后来人》，就是和爷爷在这儿看的。同时，每逢周末，放映内部电影，基本都是外国片。爷爷奶奶从来不来，来时一般是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印象是，好奇，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太不一样了。

一楼进门后向左一拐，下几级台阶向右就是地下室，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游艺厅。一进去先是一个保龄球馆，我们小孩子形象地叫它“地滚球”。我就玩儿过有数的几回，因为每回我滚球时，那球就像长了眼似的朝两边滚，中间九个“大酒瓶”岿然不动。旁边有几张台球桌，我不是拿手在台面上滚那些五颜六色的球，就是使劲往杆头上擦粉。

由此出门向前，是一条长长的曲里拐弯儿的甬道，两边有一些房间，迷宫似的，每间进去都有“惊喜”。可甬道太长，房间太多，我从来没有走到底。而且周围总是没有人，静悄悄的，瘆得慌。

出了游艺厅，有个小餐厅。记得“三年困难”时，民主人士似乎可以凭证每周在里边吃三或六顿饭。饭钱自付，并不便宜，但能吃到外边吃不到的东西。有道菜印象特深，叫“眉毛丸子”。形如眉毛，粗粗壮壮，又黄又黑，横七竖八地往盘里一躺。爷爷让我多吃，说我爱吃肉，这是特意给我要的，但我死活不吃。问原因，开始我不说，后来我告诉他们，像那个。爷爷听了，恍然大悟，还说，真像！真像！也许从此我得了“眉毛丸子”后遗症，今天一看到“撒尿牛丸”就恶心。

出了餐厅靠西有个小夹道，里边有个小卖部，特供一些当时外边买不到的东西。其实在今天看来就是毛巾肥皂手套袜子一类的日用品，但里边有烟酒和火柴，爷爷很需要。爷爷时常打发我拿了证，到这儿来买。门口警卫战士一看，一小孩儿，有证也不愿让你进，问你干什么。你一说给家里老人买东西，他就放你进去了。

三楼的设置多一些。正中小礼堂的西北角进去，有个小餐厅，比地下室的餐厅还要小。里边名厨名菜，但都吃过些什么，早忘得精光。还有印象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奶奶爱吃里边的红烧划水，我爱吃甜点里的奶油栗子粉。但也有不愉快的记忆，就是爷爷逢人就说，我如何爱吃奶油栗子粉，连盘子都舔了。又说我不吃“眉毛丸子”，因为像那个，说完还高兴地笑。尽管我那时不过九、十岁，但也有了很强的自尊心，不过我始终没有表现出来过不高兴。

小礼堂西边是理发室，东边是浴室。浴室里还有修脚室，里面有位四十来岁的修脚师傅，姓王，人随和，技艺又高。浴室外边有棋牌室，总是空无一人。但有次我跑进去玩儿，看见一个身材不高慈眉善目的老头儿一个人在桌上摆棋子儿，我爬到他对面椅子上看，他还和我笑着说了几句话。后来听爷爷说，他姓过，是过惕生，我国围棋界的元老。

棋牌室出来，大堂东侧，有个卖图书的地方，旁边有个地方卖糖果。糖果里有一种用五色锡纸包着的细长条雪茄型巧克力。有一次爷爷给我买了六条，又给我买本《罗成》，让我坐在楼梯旁的沙发上等他开会回来。我一边看一边吃，觉得特过瘾特开心。几十年后，想重温儿时欢乐，德芙巧克力就《哈里·波特》，没一会儿就放下了，没感觉了。

理发室一西一东放了两张理发椅，有两位理发师。西边的是徐师傅，四十来岁，平头，河北人；东边的叫小李师傅，二十来岁，卷花儿头，广东人。二人理发风格也是河北、广东对垒。我们一家人常去理发，和两位师傅都非常熟，但请徐师傅理的时候多。有一次是小李师傅给我“修理”的头，理完奶奶一看，趁小李师傅有事出去，赶紧请徐师傅“改刀”。现在想来，估计小李师傅把我理成港澳儿童了。小李师傅理完发，还习惯在客人头上喷香水。一次我和表姐理完发回家坐公交时，身旁有个阿姨用鼻子使劲吸了吸气，然后用眼睛四下寻找着对她旁边人说：“怎么这么香啊？”害得我使劲儿把头往表姐怀里扎，生怕被她找出来。“文革”后，我们去理发室看望徐、李两位师傅。小李师傅还在，也老了。他说徐师傅年岁大了，腿又不好，不能久站，回老家了。

小礼堂的对面，是一个又高又大的大厅，里面四壁挂满字画，地上有各种红木家具，陈列着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还有几套沙发和茶几，供客人们聊天休息。可惜的是，这里也和别处一样，老是静静的。

大堂西侧，有总服务台。总服务台后面的屋子里，有梯子可以直上楼顶和楼顶上的平台。

平台在夏秋之际用来办晚会和舞会，有时也放放电影。我们很少来，但就来过的几次，有两件事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是有一晚人们正在中规中矩地跳着舞，忽然一齐向某个方向拥去，还欢呼着，原来是周总理来了。我也往前跑，想看他一眼，却被人们推到一边了。另一件是，一晚我和爷爷一起在平台上看电影，科教片，《不平静的夜》，讲猫头鹰的生活。突然，爷爷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那么兴奋。原来，科教片里讲，猫头鹰吃老鼠时，是整吞整吐。爷爷马上联想到他所研究的段玉裁所著《说文解字注》，讲到与此有关的字时说：“玉裁宰巫山时，见（猫头鹰吃老鼠），吐其毛骨如丸。”爷爷说，段玉裁实地考察的结果与今天的科学考察结果相同，可见古人多么认真，做学问多下功夫。爷爷很长很长时间，逢人必讲，以为乐事，并将此写入著作文章。

如今，废墟覆盖了院落，礼堂内部也已大变

我对楼顶和平台非常向往，这里有个原因。我不爱运动，不善游戏，朋友不多。常常一人玩儿，一人看书，一人想事儿，但我心里也常有抑制不住的疯一疯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特别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疯跑。平时不办舞会和晚会的时候，上边没人，可门也上了锁。但是服务台后边有个门，有楼梯供工人上去。于是我常常趁服务台的几个阿姨聊天时，从她们身旁溜过去，她们有时好像也看见了我，但从来没拦过。

这样我有一些时候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疯跑。但上了平台后，却有两个景象影响了我的生活。楼顶上有一架靠墙的梯子，我常爬上去四下眺望。有时远眺，天空辽阔，大地深远，晚霞万紫千红，此起彼伏地闪耀光芒。这样壮丽的天空，以前从未见过。有时下望，院落整齐，星罗棋布，人们进进出出，暮色炊烟四处飘荡。那种安详平和，如同梦一般美妙。长大后，我喜欢遥望长天和闲逛街巷，可能就是这时的影响。

不过，如今雾霾掩埋了景色，废墟覆盖了院落，政协礼堂内部也已大变。过去的，就过去了。

六十年前我在埃及演出

杨谐和口述 于静整理

一月下旬，我在电视上看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访问，并出席中埃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不由激起我阵阵心绪，想起60年前应召去埃及演出，即因1956年5月30日新中国和埃及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那年我27岁，就读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对音乐各科和社会工作都很感兴趣，如鱼得水。我热衷听专家的课，包括歌剧、作曲、钢琴、指挥等内容。在不断的学习中我对自己的声乐专业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如演员在演唱时只是将手抱在胸前或者扶着钢琴，没有表情地唱，这种程式化能否有所改进？我认为演员应该随着剧情加入动作表情，与观众形成一种互动交流。一次，我在演唱俄罗斯歌剧《伊戈尔王子》一段插曲“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时情不自禁地手举向天空，动了起来，马上得到苏联专家梅德维捷夫的鼓掌勉励，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的声部也因为演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公爵，被专家发现是男中音而改演公证人，后来在吕水深先生的班里我正式开始唱男中音了，其间唱的法国歌剧《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很受欢迎。遗憾的是我只会用中文演唱。

当时学校也有学生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或国际性的独奏比赛，被视为很光荣的事，对此我从未有过奢望。没想到出国演出突然降临到我头上。那还是我们在国内第一次演出俄罗斯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后，要向文化部汇报，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学校声乐系全体出动，有参演的，有观看的，隆重得很，演了不少场，比较轰动。演出结束后，我们系主任喻宜萱先生找我，交给我一个新任务。她说：现在团中央有一个出国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让你参加。“哎呀！”我说：“不行啊，我今年毕业，毕业作品还没准备。”她笑了，说：“你出国演出就等于你的毕业作品，这个你不要考虑，你能在国际上演出跟你毕业考试是一样的。”并叮嘱：“把自己现有的节目准备好去参加演出。”我被安排入住团中央招待所并参加学习班，记得期间我们曾经到过周恩来总理的家，请他讲出国应该注意的事项。

因为青年代表团是代表一个国家的青年，有多方面的代表，艺术方面有音乐组四人（我、钢琴伴奏景宗模、女高音文征平、琵琶演奏匡宇钟），舞蹈组四人，还有杂技组，我们既是文艺代表又是学生代表。当然有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学生，也有青年工人、农民代表，更有伊斯兰教代表，记得有时任西北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吴忠回族自治州州长的著名爱国宗教人士马腾霭，和一位姓丁的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还有一位阿訇。代表团团长是团中央书记章泽，副团长是团中央统战部的杜前，另一位副团长是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青年工商业者代表王光英。

这个代表团成员各有所长，发挥各自的作用。拿我们音乐组四人来说，就可以组织一场音乐会。因为我们都是快毕业的学生，所以团中央很照顾我们，首先由中央乐团组织我们在北京开的音乐会上演出，后来我们一路南下，还在武汉、广州演出。最后转道香港，见到了陈家康和包尔汉。陈家康是我国派驻埃及的第一任大使，包尔汉则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朝觐代表团团长，记得还有一个贸易代表团，那时我国外交很活跃。

大约七月，我们途经印度，到达埃及。时值7月26日纳赛尔总统在亚历山大港的解放广场宣布《共和国总统关于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命令》。纳赛尔在大会一开始就讲：“现在中国青年代表团也参加了我们这个大会！”我们立即起立致意，成千上万激动的人群向我们热烈鼓掌。当时有人采访我们，问：你们中国的香港也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你们为什么不收回来？我不知道怎么答对，幸而有人回答了。

在埃及我们主要是参观访问，但至今记忆最深的是演出。我们的演出都由邀请方安排。有一次演出令我终生难忘。可能是一个法国的歌剧院听了我的演唱后，就跟埃及负责演出者商谈，要我参加他们纪念莫扎特诞辰200周年的演出。那天上午九点我和景宗模被接到剧场，台下观众很多，偌大的台上却空荡荡的，没看见钢琴，好在我的演出在中间。可是快到我的节目了，还没见钢琴，我急问钢琴怎么还没来？负责人说由乐队伴奏。我一听傻了眼，在国内从没合过乐队呀！他说用不着合，他们会跟你的。我更傻了。

所幸就两个节目，一个是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一个是《斗牛士之歌》。他说这两个歌他们乐队熟。我说他们熟我不熟他们啊，翻译却说没关系。我只得赶紧跟景宗模交待：你在旁边看我该出来时，给我一个暗示，别出洋相。景宗模在旁边看着乐队指挥向我提示。《费加罗的婚礼》我是用意大利文唱的。一上台我很紧张，因为台很大，走的路长，不过，站在台中央一开唱，脑子里的什么担心、害怕都没有了，我沉浸在“费加罗”的情感中，直到唱完台下掌声响起，我的心放下了一半。第二首《斗牛士之歌》，我用中文唱，这可能是这个剧场第一次响起中文歌，大家也觉得新奇。因为第一个歌放松了，第二个歌我更放开了，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合唱队原本没有打算助唱，成员已经落座观众席，不料我唱完第一节，他们随音乐主动地起立唱起来了。合唱声一起，我更来了情绪，我拿出斗牛的姿势，比划着斗牛的那个感觉，指挥也随机灵活地指挥——忽向我和乐队忽向观众席，场上场下流动着不同语言豪迈的旋律，演员和观众已分不出你我，那融洽的气氛正是我追求的效果。可惜那时没有条件，未能留下这次难忘的演出情景。观众虽然很热烈，我也很兴奋，但只能遗憾地谢幕，因为我们还要赶到开罗的《金字塔》报馆参加活动。

访问埃及后，我们又走访了叙利亚、黎巴嫩、缅甸等国，这些国家都在那时陆续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次出访持续到了八月，在缅甸恰遇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的专机也在此停留，我们便借它的空档回到了祖国云南。

埃及的这次演出是一次我对歌剧艺术感悟的实践，它的成功坚定了我走歌剧这条路的信念。回国毕业分配时，我毅然选择了到中央歌剧舞剧院工作。供图/杨谐和

口述人简介 杨谐和 曾任中央歌剧舞剧院、上海乐团男中音歌唱演员，后移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