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事件：两位开国将军险丧生自己人之手

核心提示：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深秋之夜，叶飞带一个连上浙江庆兴南阳村与粟裕见面，遭到“挺进师”的重兵围捕，即发生了红军火并的“南阳事件”。粟裕掷杯为号，捉拿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叶飞。

叶飞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09期，作者：裴毅然，原题：闽浙游击区的粟裕与叶飞

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

闽浙边“临时省委”

1934年7至8月，中革军委派遣寻淮洲、粟裕的红七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的红十军会合。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到极大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等被捕。1935年1月底，新败的抗日先遣队残部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中央分局根据政治局1月15日电令，责成闽浙赣省委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全师538人共拥有长枪445条、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挺进师”随即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创建苏区根据地。这支红军在闽浙边界进进出出，来回作战。同年4月，开辟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0月，刘英、粟裕的浙南“挺进师”与叶飞的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北寿宁县境不期而遇会师。联席会议上，针对国民党组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国民党军力对付红军游击队，而各红色游击区自失去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的联系后，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形势很为不利的情况（《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大家认为如果浙江、闽东、闽西三区取得密切联系，哪怕只在战略上配合一下，有所策应，也会有利得多。刘英提议由闽北的黄道同志担任三块根据地的书记，黄道乃1923年入党的“老资格”。但因一时联系不上黄道，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共11人），来自中央苏区的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由于各游击队电台都已破坏，失去与中央及上级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遵义会议，“临时省委”只能日后再报中央与上级核准。

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重点放在开辟浙南游击区。叶飞看到刘英、粟裕离开浙南根据地没有后方，回旋余地太小，主动将闽东四块游击根据地中的鼎平根据地让给刘英；同时见突围后的“挺进师”仅剩200余人，再将鼎平独立团划给“挺进师”。可以说，“临时省委”初期的合作相当愉快。

分歧是如何产生的

此前，浙闽两地红军游击队基本沿用中央苏区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公开建党建政。这套苏维埃运动策略，虽然有利于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但从长远看，“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1983年8月22日《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此外，浙西南红区距铁路不过数十里，白军以几十倍力量压下来，一块小小红区，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受白军反复持久的打击。为此，粟裕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从实际出发，适当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也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增加对敌斗争力量。当粟裕向刘英提出上述意见，刘英认为这些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十分反感，从此与粟裕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分歧。

1936年3月，国军罗卓英部经过几个月围剿，将主力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刘英判断国军“围剿”已结束，要求粟裕率“挺进师”返回浙西南以恢复游击区。粟裕则认为国军主力虽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但仅凭这一情况还不能判断“围剿”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因与粟裕意见不一，刘英即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的决定，并派许信焜任“挺进师”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