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编才的爱与哀愁

原标题：一代编才的爱与哀愁

插图/许晓旭

◎陈四益

接到朋友发来褚钰泉君去世的微信，我不相信。

去年几次到上海，都未能同他见面，不是他忙，就是我不闲。有时碰上他家楼上漏水，要“抢救”那些要紧的书籍；有时因他亲属有丧，忙于料理，但总觉得他精力饱满，言谈爽利，心想来日方长，所以只是相约“下回”，绝没想到他会骤然撒手人寰，终成永诀。

褚钰泉

著名报刊编辑人。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67年到《文汇报》工作。《文汇读书周报》创办人之一，长期担任该报主编，并担任《书城》杂志执行编委。退休后，应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之邀，主编《悦读MOOK》。十年间编辑《悦读MOOK》44卷，计1300余万字，深受读者欢迎。2016年1月9日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71岁。

相识在“四清”运动中

同钰泉相识是在50年前。他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我则已经毕业留校任教。那年，学校师生都奉命参加上海郊县农村的“四清”运动，我和他都到了奉贤县胡桥公社的秀才大队。大队工作组长是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一位温和沉静的女性。大队共有13个小队，钰泉所在的第八小队和我所在的十三小队相邻。

我所在的小队，十几户人家，队长是全队最贫困的一户。土改时，他把家中门板献出替工作队搭台宣讲，十多年过去，依旧穷得连门板也没装上，靠一件露着棉花的破袄，系一根草绳过冬，真个是一贫如洗，“夜不闭户”。看着心里已不是滋味，还用得着去追查他的“四不清”？但那时，查不出队干部的问题，也有很大压力。工作队开会，听到别的队查出了多少问题，如何发动社员算账；别的大队如何开展阶级斗争，查出了多少“四不清”的账目，我那里寂无声息，心里总犯嘀咕。

工作组长似乎也有些不大放心，所以特地来小队参加了一次社员大会。及至听完社员发言，她笑了，说群众发动得不错，有没有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而钰泉所在的小队，工作组长是位司法干部，不免查办凌厉，用了些威吓的手段，以致小队会计恐惧无奈，一根绳索了结了自己的性命。那位组长立被调离，一时无人接替，便叫我兼着照顾八队的工作。

钰泉和我就在这样的时刻相识。他同另一位女同学都不是张扬蹈厉的人，因为学生参加“四清”，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对先前的那些做法，口虽不言，心实非之，但也无可奈何。好在那时农村“四清”已经有了新的政策，说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当然是方向的转换，但究竟转换到哪里也看不明白，不过一个生产小队，乃至一个大队，有什么当权派可整？又能走出怎样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一同做了一段善后工作，学校师生就奉命回校了。

回校之后，虽在同一个系，但我已被调去教留学生汉语，同钰泉的交往就很少了。

镇定温婉 是他给我的最初印象

再度聚首，已到“文革”发轫之初，钰泉已经毕业，分配在《文汇报》文艺组当编辑，我则因为先前参加校方组织的“大批判”写作，后又参加了报社组织的写作小组，同他又有了较多的接触。他仍旧那样沉稳，寡言少语，待人诚恳。几十年后，何满子先生曾用“镇定温婉”四字点评我的文风，这四个字形容当年钰泉给我的印象，倒也十分切合。在那个飞扬跋扈的时代，能够保持“镇定温婉”，实属不易。

只是不久，“文革”疾风暴雨之势已成，先前的批判成了“假批判，真包庇”，学校党委已被“砸烂”，文字的批判已经化为拳头乃至棍棒的“批判”——即所谓“满街红绿走旌旗”了。我无法融入“造反”的狂潮，自然也就被“造反”的狂潮卷倒。在经历了挨批、挨斗、审查、“干校再教育”之后，终于又说要“复课闹革命”了。但“曾经沧海”的我，料知“复课”后的凶险，早已无心“闹革命”。既然审查已经结束，干校“再教育”也已经过，便以“两地分居”为由，索性告别上海，到湖南一个山沟里的工厂当“老师傅”去了。

一晃就是十多年。待到重与钰泉见面，我已在国家通讯社任职，钰泉则没有挪动，一直在《文汇报》工作。但那时他已离开文艺部，创办了一份以读书为主要内容的周报——《文汇读书周报》。我曾有一些短文寄给他，承他不弃，都刊发了，听说反响还不错。又因为我同丁聪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图文并举，用浅近文言写了一系列寓言体的杂感，他希望我在《读书周报》上也开一个专栏，也要图文并举。为了不同《读书》相重，这个专栏以“诗画话”为栏名，直白为文，对一些社会文化现象作简短的批评，文后用几句打油作结，丁聪先生也答允作图。那时我也在做编辑，又是周刊，编务繁忙，但因钰泉诚意催促，倒也挤出了不少文字，虽然因此少睡了许多觉。

那时是读书如饥似渴的时代，一北一南两个读书类报刊，办得都相当出色，能在这两个报刊上写文章，甚觉舒畅。两处的编辑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同作者都友好、亲切。《读书》杂志每月都有读书日，作者读者，少长咸集，随意聚谈，编辑则穿梭于作者读者之中。谈笑间，编辑组稿，听取意见，交流设想，都轻松完成。若到上海，钰泉也常邀到文汇读书周报小坐，气氛也大抵如此。

编报办刊，只论立论如何 不论名气地位

钰泉是一个想做事的人。他能文，但几乎把精力都放在办报和办刊上了。上海那时有两位领导人都酷好读书，一位是曾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另一位则是担任宣传部长的著名学者王元化。钰泉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钰泉办的《文汇读书周报》也很关心。如果是一个想弄个一官半职或找个合适位置的人，这样的“人脉”，岂非难得？但钰泉是个只想做事不想做“官”的人，所以，他同他们谈的只是书，约的只是稿，此外不涉私事。即便在处境不顺的时候，他也从不利用这些方便，保持着一个文化人的正直与尊严。而对另一境况的前领导或朋友、作者，他又绝不势利，相敬如初。他最看不起那些顺风转舵，一遇利益便像川剧变脸那样说变就变、反复无常的小人。正因为这样，他同我的友情哪怕多年不通音信，也能够始终如一，亦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记得那年为了《读书》上我的一篇不赞成大捧《四库全书》和大印《四库存目丛书》的短文，惹得季羡林先生不快，一夜之间写了两封信，都在《读书》上发表。对季先生疾言厉色的批评我并不认同，便给沈昌文先生打电话，准备回答季先生的指责。我说，季先生写了两封信，我只回复一封行不行？昌文先生似很为难，说：我们还有两套书是季先生在主编呀。我知道这是托词，其实他只是不愿再为此事在刊物上开笔阵罢了。

后来，我那些短文结集为《瞎操心》出版时，我写了一篇后记，对季先生的指责作了回答，但未能将我对《四库全书》看法的理由详加说明，总觉是个遗憾，于是，又写了《四库四记》一文。这篇两万余字的长文，回溯了《四库全书》办理的过程，“搜书记厉”、“焚书记烈”、“删书记酷”、“编书记疏”，描述了所谓编纂“四库全书”的伟大“文化工程”，实在是中国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并详述了我不赞成盲目吹捧《四库全书》的理由。

文章写成后，我寄给钰泉，请他看看。因为文字太长，那时周报记得只有八开八版，容量有限，原不曾想能在《读书周报》发表，但钰泉读后立即告我愿意全文发表，每期一版，分三期连载。做出这个决定，对他并不是件易事。一边是名满天下、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北大名教授，另一边只是写些杂感、并无学术专著也无教授头衔的中年人。发表这篇文章，就意味着卷入一场纷争，但他并不犹豫。他编报办刊，总是这样的风格，如果觉得文章无味，则惜“版”如金；如果觉得文章有味则不惜篇幅。只论立论如何，不论名气地位。

《悦读》一问世 便听到许多好评

此文刊发后不久，在季羡林先生寿诞之期，我意外地接到了他发出的邀请。电话中传达这邀请的人说：季先生交待，一定要通知到陈四益先生。我不知道季先生是否读到了这篇文章，但他的邀请，传达了他的善意，也保持着一位严肃学者对学术论争应有的风范。因此，我猜想他是看到了。在他寿诞之期，我去了北大，坐在寿星桌前的有好几位长者。贺寿之人甚多，围着寿星祝寿，极为繁忙，不便上前打扰。好在人到为敬，表达了我对季羡林先生一生成就的敬重，虽然我不同意他对《四库全书》的看法。

多少年后，见到章培恒老师，他说，“很喜欢你那篇关于四库全书的文章”。但若不是钰泉一力促成，此文的发表恐怕不会那样顺利，或许还会有一番周折。办报办刊的人，能有识力不易，有胆力更难。钰泉可谓兼而得之，所以我说他是编辑大才。

不知为什么，《读书周报》编得风生水起，在全国颇享盛名时，他忽然告诉我，他要“退休”了。他比我小，未到六十，退休之言从何谈起！但他不愿多谈，我想或有难言之隐，也便不问。后来他寄来一本《悦读》，由文汇出版社编印，这才知道他又开始了新的工作。《悦读》一问世，我在北京便听到许多好评，不仅来自读书界，也来自一些领导部门的领导干部。

工作有了新的定位，我为他高兴。《悦读》出版周期虽长，但容量大于《读书周报》。人们常常赞扬作者，却很少赞赏编者，这是很不公平的。如果说作者是一位厨师，可以炒出一味佳肴，那么编者就是厨师长或是主厨，他要呈现的是搭配得宜、色泽可人、令人拍案叫绝的满桌佳肴。他要知道每位厨师的绝艺，也要知道每道菜肴的特色，还要知道整桌菜肴的总体效果，更要知道客人的品位与嗜好。钰泉就是一位能干的厨师长。他善于把一本期刊，在整体上编得有声有色、有主有从，呈现出一桌精神大餐，就连刊物的几则补白也平添了不少趣味。

不料，《悦读》才出了几期，就被停刊了。怪了，我每期都读，并未发现内容有何不妥，更谈不到有必须停刊的事端。我也曾打听过，主管部门似并未有过这样的指令，其中缘故也就难于揣度了。

随着刊物的停办，钰泉进入了退休者队伍。这时，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社长张秋林找到钰泉，觉得这样一本好刊物就此停掉，太过可惜，希望他把未竟的事继续做下去。于是，就有了此后44卷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悦读》。

永远是一种友好的商讨 让你无法拒绝

我说过，钰泉是个编辑大才，但他只知做事，不善周旋，遇到难处的人事，便只好隐忍或是绕开，可偏偏我们身处的环境，最难处的就是这些事。碰到张秋林，是钰泉的大幸。这位社长也是个干事的人，他只问需要什么帮助，放心地让钰泉决定稿件的弃取、版面的安排。亦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对科研人员说，领导要做好服务、当好后勤，让科研人员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科研业务，他就愿当这个后勤部长。张秋林好像也是打的这个主意。他需要的是好编辑，但好编辑的工作条件，要由他来帮助解决。因此，钰泉这一段，是心情最舒畅的时间，十年之间，1300余万字稿件从他手中流泻而出，化为44卷《悦读》。

在我的印象里，钰泉是敏于辞而讷于言的。按说，对于编辑，这并不算是优长。但奇怪的是，虽不是谈锋甚健的他，同作者却总有着良好的关系。我想，这原因就在于他的诚恳。他约稿，很少点题作文，总是问：“最近有什么文章吗？”若说写了一篇什么，他便会说：“寄给我看看好吗？”看过之后，他很快就会回复，准备放在哪一期刊发。如果他有什么意见，也会同你商量能否做一点修改，但永远是一种友好的商讨，让你无法拒绝。如果你有不同想法，他会很尊重你的想法而得到一种双方都满意的方案，因此同他交流总有一种愉悦之感。而且，他会为重点稿件的登场，安排相互照应的其他稿件，让重点有呼应、有烘托，更为突出。这也是他总能同许多名家保持长期联系的缘故。

《悦读》体现了钰泉作为编辑的追求。前面的重点稿件与专栏稿件不谈，即以每期刊物后半部近百页的《书海巡游》，就可以看出编者的心力。要从浩瀚的书海中选出那些确有价值，可以扩展视野、增广见闻、回溯历史、走近前贤，乃至增加谈助的内容，编者不知要花费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阅读精力，才能使读者真正得到“悦读”。《悦读》体现了他的追求、他的品位，他也由此进入了古稀之年。

他想休息一下，或休息一下之后，再做点什么喜欢的事情。我们相约等他歇息下来，今年春夏，应友人之约一起到苏北走走；也相约等到无事一身轻时，老朋友们还可以一起聚聚，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回首往事，也是人生一乐。可没想到，在他编完44期，回到上海不久，便这样骤然离去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人慨叹做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为此受到了严厉批判。其实，这确实是编辑工作的实情：“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们常常只记得新嫁娘的光鲜、美丽，却低看了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的美丽与辛劳。像钰泉这样的编辑，真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爱惜。

人才难得，编才难得啊！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瞭望》周刊原副总编

本版插图选自褚钰泉所编辑的最后一期《悦读》（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