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永无归乡之路
杨渡：台湾诗人、作家、媒体人。1958年生于台中农家。现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出版过《暗夜里的传灯人》、《日据时期台湾新剧运动》等十余种著作。
1915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西来庵事件”
20世纪50年代，实行土地改革
20世纪70年代，“客厅即工厂”
农民在化工厂前晒稻子，全不知污染之害
1月9日，临近台湾大选，8年前曾为马英九助选的台湾作家杨渡，带着他的新书《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站在了三联韬奋书店的讲席上。水泄不通的听众，显示着人们对台湾议题的热情。杨渡打开电脑中的PPT文件，结合一张张照片，洗练通达地讲述了台湾自日据以来的百年历程。
这一切，在他的书中有更为丰富和细腻的表述，杨渡书写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故事，在小人物经历的泥泞中，勾勒出台湾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进程。杨渡恳切地表示，希望大陆读者能藉由这本书认识台湾，并从台湾走过的道路照见一些经验，从台湾经历的挫折得到一些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上周，青阅读记者对杨渡进行了专访。问及台湾经验能否在大陆的变革中落地，他说：“大陆实在太大了，不是任何一个小经济体模式可以复制的。”
诚然，如果只以能否照搬来衡量经验的价值，必定是武断而可笑的。《一百年漂泊》更像是历史的补阙，大陆已有的出版物中，关注台湾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书相对较少，仿佛这位海峡对岸的兄弟，是从国民党抵达之后，一下子快进到成年。应该打开这段历史吧，跟随我们心中的歌声，穿过“鹿港小镇”里现代文明的霓虹灯，体味“亚细亚的孤儿”走向“未来的主人翁”时的跌撞，也许回过头再看那些解不开的谜题，可以少些叹息。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一百年漂泊》以 “魅寇”的人生经历贯穿始终。“魅寇”是杨渡父亲名字“铭煌”的日语发音，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台湾被丢弃的过往。
“台湾在甲午战败后是被丢出去的，父亲一生下来就拿着日本的身份证。我的祖母说：我出生是清朝人，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生了孙子变成中国人。”杨渡说，台湾被殖民的过去，是大陆读者很难想象的，包括台湾人对日本复杂的感觉：一方面是日本对台湾的镇压和盘剥，1915年反抗殖民统治的“西来庵事件”，一个村子的成年男性被屠杀一空，当地被诅咒性地更名为“玉井”——日本东京一个风化区的名字；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杨渡家族中有三位男性长辈被征调，命运流离。而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也让这座小岛跨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比如土地丈量，从此可以依靠准确数据进行管理；还有日本人严苛的立法，也成为台湾法制的初步基础。”
因此，当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党部队登陆时，人们心态微妙：“台湾人抱着殷切的期待，当祖国军队从基隆港上岸的时候，大家是张灯结彩欢迎。可是看到中国惨胜的部队的样子，又觉得完全不像一支军队……随后发生的，是从后发地区来的政党领导一个已经初步现代化的社会的扭曲。”杨渡说。
台湾社会累积着不满，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之后，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而且鼓励告密，便是持续多年的‘白色恐怖’。”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950年代，台湾开始土地改革。在杨渡看来，台湾土改得以和平进行，除了国民党当局可以用接收的日本人资产和地主交换土地外，也不能忽视其政治因素——“二二八事件”和反共清乡未消散的恐怖。“‘二二八事件’被捕的大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来自中小地主的家庭，这个背景是让老百姓接受土改、不敢反抗的政治因素。”杨渡告诉青阅读记者。
土改之后，有知识的地主开始在私有土地上建设工厂，这是台湾工业化的前奏。1960年代，时代的战场开启，农村拉开奋斗的序幕。在杨渡笔下，父亲是一个时代的“先感者”，有着强烈的脱离农业走向工业的雄心壮志，“如果不走，再怎么都没有出路。”讲起时局的逼迫，杨渡告诉青阅读记者：“当时政府压低农产品价格，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实施‘肥料换谷’、‘保证家庭收购’、‘家庭即工厂’等政策，让市场在不平等的状态下，形成不公平的交易。农村只有日渐萎缩，工业才越发达。”
父亲开了第一间工厂做瓦片，家人一度不能理解他定要脱离农田的决心，杨渡也是通过日后的学习才逐渐知道，如果农民当时不脱离农村，就会坐等被牺牲：“后来我才明白，一个经济学上的小数点，零点零几的农工经济增减，可能是无数家族的流浪漂泊，无数孩子命运的上升或者沉沦。”
时至今日，台湾社会未曾忘却被1960年代工业化改革牺牲过的农村，未曾将农民放置于发展视线之外，从日据时期保留下来的农会还在从经济和技术上哺育农业。“农会给农民提供技术辅导，还做农村的金融中心，银行不愿贷款给农民，但农会愿意。有农业金库的法规来保障这种信用模式。”杨渡告诉青阅读记者，当年陈水扁曾经起意取消，12万农民到“总统府”门前游行抗议，他也参与其中，撰写了报道《与农共生》。
杨渡说，家族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告诉他，现代社会必须跟农村共同生存。“毁掉农民赖以生存的金融系统，把他们丢到现在的金融体系中，他们会被银行欺负到必死无疑。给农村帮忙，不只是给农业帮忙，因为农村是社会生态的一部分，全部城镇化之后，如果农村没着落，社会生态一定产生危机。所谓农业生产的思考，也不是只有农民该怎么生存的思考，而应该是整个社会把农业、生态还有发展放在一起考量。”
发挥你的智慧，留下你的汗珠，创造你的幸福
1970年代的台湾，空气里还有农业的气息，杨渡的父亲关闭了见证他脱农转工的瓦片厂，打开了铁工厂的大门。新的锅炉厂轰鸣作响，亦是1970年代台湾工业交响曲千万音符中的一个——在当局主导下，台湾从进口替代走向出口加工工业，中部地区的小地主利用自有农地建立起许多中小企业。杨渡说，他的父亲一直带着一种“打拼到死，成功为止”的决心，仅凭在日据时期读小学的日文基础，自修锅炉制造，绕开日本的垄断技术，申请了自己的专利。
在杨渡笔下，那个台湾经济腾飞的年代带着狂奔的雄性荷尔蒙气息，工厂老板如是，工人亦如是。乡间的工厂像是青春俱乐部，每到上下班的时间，杨渡家旁边的纺织厂就有一道女工组成的风景线，她们脸上洋溢对未来的希望；父亲的工厂里，年轻的工人卖力工作，午休时枕在未散尽余热的机器上休息；白天工人们在流水线为了自己的明天打拼，晚上在夜校学习会计等知识为前途不熄灯火……
多年以后，杨渡读到关于台湾经济史的文章，他比谁都明白书中所写的台湾经济奇迹的秘密——是这些青年，是他们的肌肉和她们的娉婷组成的。杨渡说，他忘不掉青年对未来生活饱满的憧憬，“她们对着林青霞演的电视剧，想着自己也可以离开农村过上有‘三厅’（客厅、餐厅、咖啡厅）的都市爱情生活。有人结婚就有新的人进入工厂，劳动力源源不断，从农村出发，去工业时代奋斗。”
而那时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也亲如一家。杨渡父亲的工厂资金周转出了问题，年轻力壮的工人站在一起吓退恶意讨债的债主，即便是在工厂发不出工资的困难时刻，工人们亦能和老板同舟共济渡过难关。“当时的台湾，大家主动地共同拥抱工业化，农村的子弟到了工厂里，好像是和老板一起打天下的感情。”杨渡说。
“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看到希望！”说到1970年代的劳资关系能有什么供大陆借鉴，杨渡给出了这个答案。他建议工厂为年轻人开设夜校，教授一些技能。在富士康发生13连跳之后，他曾建议郭台铭办夜校，不要让打工者在暗夜里绝望。“对工厂来说，其实不是什么负担。但郭台铭没有给我回复，我忍不住又在专栏里讲，但还是没有结果。”
是因为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吗？在杨渡讲座的现场，有一位做社会工作的女性说：“杨老师，您可能不知道现实的情况，今天即便是有为工人开设的课程，报名者也寥寥无几，大家下班就打电脑玩游戏了。”
“好可怕。”杨渡对青阅读记者感叹。他心里也明白，“台湾的经验可能无法复制到大陆，因为大陆的体量实在太大了。”毕竟，较之农田里走出来的中小企业主，如今置身全球资本链条中的加工厂老板们，早已不和工人们在同一个饭碗里吃饭。
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虽然对父亲和滚烫的1970年代有无限的敬重，杨渡还是承认，“快速的工业化让台湾遭到了惩罚，特别是环境污染。台湾曾经有土地遭受重金属污染，人吃下米，骨关节会痛。” PPT上的照片，无声展现着台湾为经济腾飞交的学费：工厂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农人在相距不足10米的空地上晒稻谷，全然不知其危害；因为养殖鱼虾抽干了地下水，一栋小楼下沉，只有一半露在地面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台湾失去了阡陌间的安宁。
“污染一块土地只花一个月，解决它却可能要花几十年。”在接受青阅读记者采访时，杨渡将这段历史细细道来。从1970年代开始，大量工厂将污染带给台湾，1980年代中后期，公民的环境意识开始觉醒，以1986年的“反杜邦运动”为标志，迫使当局改革，“‘环保署’原来只是卫生署底下一个局而已，因为社会运动变成‘环保署’，后来又改名‘环境资源部’。”
解决环境问题，杨渡很强调政府和民间的配合。“政府除了建立相关机构，还要推出法令，比如空气污染到什么程度叫污染、废水排出多严重工厂应该被取缔……当然，仅有法律出台没有用，因为底下的人可能不执行。工厂会觉得购买一个治污设备那么贵，不如买通一个地方官，最后变成官商勾结。”杨渡说，最终还是民众、媒体和政府联手，台湾的污染才得以解决：“当时环保署的一位官员和媒体关系很好，他找到很多记者，帮他调研工厂、访问周围民众，写成稿子刊发，他拿着报纸再向工厂施压。否则你想想看，台湾那几个垄断大工厂，力量比一个官员大得多。最终还是依靠民间和政府一起努力才推进环保进程。”
杨渡笑说自己被人唤作“霾神”，“一到北京PM2.5就爆表。”难得的是此次来京，空气爽朗，可以在三联门口望到日落于西山的痕迹。“大陆治理污染或许可以借鉴台湾经验。我觉得大陆应该开始发展环保产业，减少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
在书中，杨渡写父亲敢闯敢拼又可以咽下失败，同时也用了一半的笔墨写他的母亲——那个丈夫在外应酬、一人扛起农活照料家事的农妇。由于资金周转不开，杨父拿妻子签名的支票付账，可支票跳票，换来警察的通缉，在寒夜里，杨母躲在水田里，一身泥泞。后来她一路逃亡，最终被逮捕判刑——监狱里的女犯，有一半都是替丈夫顶债入狱。出狱后，她成了工厂的“头家娘”，细心管理财务，还清丈夫多年累积下的外债……杨渡在书中说，女性的付出，“是台湾中小企业成功的另一个奥秘。”
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杨渡几度为书名纠结，最终以《水田里的妈妈》为名，因为妈妈逃亡的经历，从水田中浮现的泥泞面容，让他思考了近40年，他觉得女性在台湾经济史中的角色不可被忘却。而大陆版定名为《一百年漂泊》，体现了杨渡最初的想法——百年来，从殖民地到现代化，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台湾人一直在心灵漂泊的路上。“我们注定再没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可以回归。”
这漂泊还未到终点，资本急速累积的1980年代，金钱飓风刮过台湾，很多人迷失于“大家乐”的博彩风潮；在浩荡的工业化渐近尾声的1990年代，社会剧变，机器已吞噬掉田间小路和少女的翩跹；当21世纪来临，台湾的出口加工业转移到大陆，产业发展又变成一项新的挑战横亘在面前……但杨渡相信，“台湾人骨子里有一种精神，去漂泊，去流浪，去奋斗，成功之后才会回来。要有敢出去，能回来的气魄。”
杨渡明白，仅用“现代化历程”五个字完全无以道尽其中的悲苦，他选择了记录。大学时他学了父亲“看不上”的文学，成为深度报道记者，之后在一个个变革的关键时刻，他在场，他参与，记录下台湾社会运动与转型中的冲突。1982年，听闻“白色恐怖”期间被关在绿岛的政治犯仍未出狱，他写成报道，杂志虽被查禁，却也促成当局特赦第一批政治犯；他目睹老兵们拿着馒头和豆腐乳在“中央党部”外等候，操着不同的乡音讲“我老了，想回家”，最终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他在父亲临终前动笔写下这本书，用文字留下漫长漂泊中日渐哑然的记忆：“从农村转型过来的人身上的那种血性和义气，现在好像渐渐消失了，往前冲撞开创的勇气好像变弱了。”
漂泊在路上的，又何止是宝岛台湾人呢？“1980年代，大陆走上劳动密集的出口加工型工业之路，急速发展起来，社会变迁的剧烈，与当年台湾无异，然而一如台湾民间所信持的，无论多么扭曲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活、去坚持。”在杨渡看来，欧洲历史上花去400年的现代化进程，在台湾以“十倍速度”缩短为40年，而大陆转型的速度比台湾更快，所带来的社会撕裂也会更甚，所以记录下变革中的故事尤为重要。“这是我家族的故事，希望你也能讲出你的故事。”
杨渡恳切地希望，不论台湾还是大陆，能有更多的人来做记录：“回家去问问你的父亲、你的祖父，写下这个时代的家族变迁，农村也好，小镇也好，这三代人所经历的转型故事，是未来再不会遇到的。年轻一代出生在工业化已经成型的时代，不会有转型中的体验与痛楚。历史只给我们这一次机会，见证转型的瞬间，那奋斗的勇气、流离的辛酸、扶持的温暖、决战的魄力，还有永恒的漂泊……”
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 供图/小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