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计划生育

原标题：中国历史上的计划生育

人口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有了人，才能创造大量财富；反过来，人口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人数上去了，证明生产能力提升了。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人口统计数字出现在公元2年（西汉平帝年间），当时全国1200余万户、近6000万人；明朝达到2亿多，民国时4亿左右，而上世纪50年代初的统计数字为6亿左右。也就是说，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口一直是缓慢增长。原因很清楚——战乱频仍、瘟疫时发、生产力低下。因此，在我国历史上一直都是鼓励生育的，虽然清朝人洪亮吉在《意言·治平篇》中提出过要重视人口过剩的问题，但其基本属于边缘言论，甚至被视为哗众取宠，因而从没被讨论、采纳过。

古代当政者的计生措施具体如下：

鼓励早婚，限制、惩处晚婚。早婚在我国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孔子家语》中说：“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古代环境恶劣，长寿者少，人到七十古来稀。因此，提倡尽早结婚，承担家庭责任。

早在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就规定男子二十岁应娶，女子十五岁应嫁；宋仁宗时期规定男子十五岁娶，女子十三岁嫁；明朝则是男子十六岁娶，女子十四岁嫁。如果不按时嫁娶怎么办呢？《宋书·周朗传》中说，“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女子十五岁没有嫁出去，家人有罪，应该连坐。够狠吧？而司马炎更绝，《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下诏，“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到时不嫁，地方官有权“拉郎配”，随便找个剩男嫁过去。西汉惠帝时则采取经济制裁法，女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而不婚的，按五倍征收算赋（人头税），什么时候嫁出去才算完。结婚早则生育早，生育早则人口增长快。

禁止溺婴。古代溺杀婴儿的现象并不鲜见，原因比较复杂。比如，担心陪嫁妆而溺杀女婴；害怕多子分家而溺杀男婴；赋税严重，养不起；生下的是残疾婴儿，等等，总之大多是因为穷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社会自发调节人口结构的一种方式，好在政府对此行为是禁止的。《宋史》记载：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杜杞“知建阳县，闽俗，老而生子辄不举。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此举措在客观上保证了社会资源。

鼓励再婚。我国古代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夫”的说法，推崇从一而终。但实际上，民间的再婚是不受什么约束的，甚至还受到了鼓励。更重要的是，皇室的女儿屡屡再嫁。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曹寿，曹寿去世后，改嫁夏侯颇，夏侯颇死后，又改嫁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嫁高阳侯薛宣。有人统计，唐代一共有210位公主，结过婚的130位，其中再婚的有27人，“三嫁”的有3人。皇家的示范效应远比宣传推广更有效，所谓上行下效。况且寡妇再嫁，符合人性，提高生育率。

此外，各朝各代在安置流亡人口方面也多有举措。此行为虽不能直接增加人口，但生活状况改善后，人口肯定会增长。

繁衍本来是人类生而自由的一部分，但被当作生产力的一部分进行配置却古已有之，而且也是应当被理解的，只是如何配置需要智慧。□王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