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中无勇非孝也

原标题：阵中无勇非孝也

时光飞逝，赤胆忠心人依旧；沧海横流，金戈铁马血仿佛。

八年抗战，无数忠勇志士于戎马倥偬间写下的战地书信，如今已成一个个最真实又最感人的历史印痕。本报派出多路记者分赴全国各地，在浩如烟海的战争史料和民间记忆中，大海捞针般寻找那些尘封数十年的抗战信笺，探访当事人或其后人，终于为读者呈现出这一组“笺证”报道。每周一刊出，敬祈展读。

1937年8月，淞沪会战前夕，空军飞行员张锡祜奉命出发前，为父亲张伯苓留下一封家书。薄薄两页笺纸，记录下一名25岁青年视死如归的爱国热忱，及对日军轰炸天津南开的激愤。

彼时的国家，战火四起，危难重重。自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步步紧逼，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未来岁月，中华民族将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代价，收复失地，迎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张锡祜无法见证最终的胜利。写信的12天后，他在赴南京参加对日作战途中以身殉国，尸骨无存。

如今，仅剩那封颜色发黄的家书，将抗战时期的家国情怀封存于时间。

天津蓟县元宝山庄内，有一处别致的烈士纪念碑。基座上有小尊石雕，刻成叠放的两页信纸，仅留“家书抵万金”五个字。循碑绕至背面，顺着墓志铭的文字读下去，便会发现这是一封征战前的家书。

“……‘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生死早置度外……”写下这封家书的烈士，名张锡祜，天津人，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之四子。该信的落款时间为1937年8月2日——七七事变之后，淞沪会战前夕。12天后，张锡祜驾战机奔赴抗日前线时以身殉国，年仅25岁。

700余字的家书，由此成为绝笔。目前，原件由张锡祜侄子张元龙先生保留。

2015年6月13日，在天津干部俱乐部内的一处办公室，记者见到张元龙收藏的这份绝笔信。

时隔78年，那些躺在发黄纸面上的激昂文字，仍能一下子感染阅读者，将之带回国难当头的年代。

这封信是临战前张锡祜写给父亲张伯苓的。当时，作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张锡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

从报纸上得知父亲用毕生心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被日军轰炸后，张锡祜用颇多笔墨多方宽慰父亲。

“阵中无勇非孝也!”在张伯苓的家庭教育理念中，爱国即尽孝。张锡祜引用父亲这句诫勉，既表露奋勇杀敌、舍生取义之念，又安慰双亲不必记挂儿之生死。

8·14中国空军取得辉煌战绩，张锡祜却于当日不幸遇难

泛黄的老照片中，瘦高个儿青年倚战机而立，意气风发，这是张锡祜留给家人的从戎影像。

1932年，张锡祜高中毕业后，正赶上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初建中央空军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凭着良好的文化素质和身体条件，他被录取为空军学校第三期学员。

1934年12月27日，在中央航空学校举行的第三期首届毕业典礼与恳亲会上，张伯苓曾作为学生家长代表发言。毕业后，张锡祜任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驻防江西，后升任分队长及中尉队员。

张锡祜家书中提到的奉命出发，实为飞赴南京准备对日作战。彼时，淞沪会战即将爆发。卢沟桥事变后，为利于长期作战，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蒋介石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

淞沪会战被认为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史料记载，会战之初，中国军队投入兵力为3个师又1个旅，炮兵1个团又1个营，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保安队2个团，另有海军轻巡洋舰及驱逐舰10艘，炮艇、鱼雷艇20余艘；空军参战飞机250余架（兼顾南京等重要地区的空防）。

淞沪会战中，中国空军率先出击，并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7年8月14日凌晨两点，位于南京的中国空军指挥部命令各轰炸大队对敌人在上海及附近水域的重要目标据点实施连续轰炸。

凌晨7点，由杭州笕桥航校教官组成的中国空军第35中队，不顾暴风雨天气飞赴上海，在日军公大纱厂内的军械库投下炸弹。此后，第二、三批中国战机分别从安徽广德机场和江苏扬州机场出发，赶到日军盘踞的汇山码头和吴淞口，日本军舰措手不及，陷入火海，一艘驱逐舰被击沉。

据日本航空史学专家野原茂记载，仅8月13、14、15三天，日机就被击落十二架，而击伤的战机，仅15日一天就超过十架。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国民政府于1939年宣布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就在中国空军指挥部发出轰炸命令的当日，张锡祜奉命与战友马兴武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参与对日作战。但当时气象测报不良，两人又急于炸敌，便冒险飞行。在途经临川上空时，飞机遇雷雨失事，张锡祜则以身殉国。

日军第一炮打向河北省政府，第二炮就打南开大学

家书，也为历史留存细节与印照。张锡祜信中提及的天津南开大学被炸一事，始于1937年7月29日夜间，卢沟桥事变后的第22天。

作为张伯苓之孙，张元龙对这段历史了然于心。祖父教育救国、四叔以身殉国……承载着如此厚重的过往，后辈张元龙的肩头，俨然多了一份历史责任感。工作之余，他自发研究抗战历史、思索中日关系走向，尤其关注民间对日索赔问题。后者已经成为他的一项社会活动。2015年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张元龙又拿出一份《关于在中国设立审理对日战争索赔的专事法庭提案》。

张元龙强调，南开是日军在中国轰炸的第一所文化设施。由此，日本打破战时文化设施免于战火的国际公约，该事件在当时曾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彼时，日本人视南开为“抗日基地”。这与张伯苓的教育救国的理念分不开。早在1927年，张伯苓就在着手成立“南开满蒙研究会”，并组织编写《东北经济地理》，作为南开中学的地理课本。南开学校还大量接收东北沦陷区学生。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南开拉拉队用黑白两色手旗，打出“勿忘国耻”。受邀参加开幕式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愤而离场。

据亲历者、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事后回忆，“驻在海光寺的日本开炮了，第一炮河北省政府，第二炮就打南开大学，以木斋图书馆的圆顶为目标……”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记录了日军暴行：“他们的飞机一队队地飞过它，飞得很低几乎能够把炸弹放在校舍上。宏伟的图书馆以及它所有的典藏与其他的建筑一同毁掉了。当轰炸完成后，日本人带了稻草与火油来，把所有没有炸完的地方放火烧掉。这是他们对于学生运动的报复。”几乎与此同时，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及南开小学都遭到了轰炸，大部分教学楼、图书馆毁于一旦。当时，张伯苓正在江西庐山参加国史谈话会。

7月31日，在与蒋介石谈话中，张伯苓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毁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蒋介石当即表示：“南开是为中国牺牲。”

家人回忆，在家中，张伯苓接连数日不思茶饭。

父子连心。从报章上得知此消息后，张锡祜担心父亲伤心过度，家信中用近一半的篇幅皆为父亲鼓气。对于该事件的原因，张锡祜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正是父亲对日疏远的态度，为国家培养良才的行动，招致日本人的仇视。

南开被炸之痛尚未抚平，前线又传噩耗：8月，张伯苓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四子锡祜所在空军在江西吉安奉命赴前线，中途失事，机毁人亡。

“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张锡祜牺牲时，张伯苓已迁往重庆。天津南开系列学校被炸后，部分学生和老师转移到重庆南开。得知噩耗后，张伯苓怔了许久后，对身边人说：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早在得知儿子上战场时，张伯苓就曾在对南开中学学生讲话中表露心绪：“前几天我接到四儿子的来信……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第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

此番讲话，与信中“阵中无勇非孝也”的家庭教育思想相互呼应。事实上，早在1933年高三寒假时，张锡祜就与朱式俭等八名同学成立自行车通讯队，由军训教官带领赴长城抗战前线军中服务。

张伯苓独自承受丧子之痛，一直对夫人王淑贞隐瞒这个消息。被问及时，他会以孩子去美国培训搪塞过去。

“现在抗战胜利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咱们的孩子老四怎样了?”在张元龙母亲瞿安贵的回忆文章中提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婆婆再次追问起儿子下落，张伯苓才对夫人言明。“一个军人的职责是打仗，老四已为国捐躯，这是意料中之事，一直瞒着你，是怕你伤心过度，你是明理之人，事情已是如此，望你不要太伤心。”王淑贞当时一言不发。

第二天，待张伯苓出门之后，王淑贞便要三儿媳瞿安贵陪她到“泥娃娃三爷”（家中一尊泥像）面前。她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起来：“我早预料老四牺牲了，我总希望老三爷在天之灵能保佑我的孩子能回来！”但自此，王淑贞再没有在张伯苓前提过四子的事，也从不表露出悲伤，怕影响丈夫的情绪。

1951年张伯苓逝世后，重庆南开学校的同事在整理老校长办公桌时，意外发现了张锡祜烈士的家书。不知何故，在回到天津时，张伯苓未带走这封信。

原南开中学校友会秘书长李溥介绍，这封信当时暂由张锡祜的同学娄光后保存。约在1996年，娄光后家人将此信转交到南开中学校友会。李溥小心翼翼地展开信，发现信纸已经发黄变脆，字迹偏紫色。通过颜色李溥推测，战时条件限制，张锡祜写信时用的应该是蘸水笔，一种把墨片泡入水中自制的墨水。

2006年，李溥将信件交由张元龙保留，“这封信不仅是张家的传家宝，也将是南开精神、中国精神的一种体现。”

张锡祜的名字还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墓碑上。不足百字墓志铭，记录烈士捐躯过程：“中尉飞行员张锡祜烈士，天津人，中央航校三期毕业，任空军八大队三十队飞行员，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作战，途中因天气恶劣，在临川失事殉职。”

来信

父亲大人：

自别慈颜，男等于上月九日返赣，近日男身体精神一切均佳，请大人勿念！时局以近日所见大战当在不远！天津情形前接大哥来信称尚为平静，母亲已迁至英租界！昨见报载南开大中两部已均为日人分别轰炸焚毁！惨哉!大人数十年来心血之所积，一旦为人作无意识之消灭！然此亦可证明大人教育之成绩！因大人平日即不亲日又不附日，而所造成之校友又均为国家之良材！此遭恨敌人之最大原因！而有如此之毁灭！然此又可为大人教育成功之庆也！尤有可喜者，母校虽惨遭不幸，而其独生子——南渝中学，早于去岁成立，而今年又有新建筑成立！望大人万不可过份伤感，而以余力以培养此最可宝贵之独生子，使我南开精神永远光大于我大中华民国之人间！

男等现已奉命出发，地点因系秘密性质，函札之中不敢奉禀！一俟有妥善之通讯处，当再禀知！儿昨整理行装，发现二物足以告禀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间大人于四川致儿之手谕，其中有引孝经句：“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发非比往常内战！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其二即为去年十月间绥东抗日时空军出动前委座之训词，今随禀奉上，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而归，当能奉双亲于故乡以叙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家中情形不知近日如何？母亲大人不知是否南下？儿意最好请母亲入川与二哥同住，因沿海各省一旦开战将无一片静土！母亲一生历尽磨难，而当晚年又遭此变乱，其不使老人太过痛苦耶！不知大人意下以为如何？大人在京如零星事物，可找乐民代办，彼前曾来信托儿转禀，日来准备颇为忙碌，时间仓促余容再禀，专此敬请

金安 男锡祜谨禀 二日晨

回信

四叔：

第一次见到您的绝笔信，是在80年代。当时无限感慨。在民族危难之际，祖父选择弃武从文，教育救国，和严范孙等天津贤达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而您则选择了投笔从戎，驾战机抵御日寇，最终为国捐躯。均为报国，殊途同归。

我很小就知道四叔的存在。在胡同口，乘凉的大爷见我总会竖起拇指说，你四叔是空军飞行员，当年在吴淞口炸沉了日本的“出云号”。后半部分虽证明是误传，但四叔驾战机参加抗日的形象早留在我心中。至看到您写给祖父的亲笔信，那字里行间的家国情怀，仍令我感到震撼。

四叔，如今距离抗战胜利已有七十载。因着家族、民族的影响，我始终保持对中日问题的关注。您在信中提到的日军轰炸南开一事，我们始终未言放弃索赔。1995年，我同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及严范孙家人启动南开对日索赔议案。我们发现，日本政府至今未对侵华战争作过深刻反省并担责，战争赔款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

我坚信，背着历史包袱永远无法前行。和平友好是中日两国关系的唯一途径，但是目前中日之间出现了令人焦虑的趋向。历史遗留问题是重要原因。如果对方连认错都没有，我们谈何宽恕？谈及过往这段历史，光讲述苦难没用，中国人不自强，日本人不会看得起我们。

四叔，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中国人要到日本去诉求呢？为什么不在中国成立专事法庭受理此类案件呢？为此，我曾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在中国设立审理对日战争索赔的专事法庭》的提案，是希望对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有一个和平的、合理的解决途径。

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作所为，也算元龙作为后人应承担的一份历史责任。

2015年7月2日

张元龙简介：1948年6月生于天津，高级工程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人大代表。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侨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

本版文/本报记者 孙静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