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应否定上山下乡运动但知青对国家贡献要肯定

核心提示：笔者认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违背历史进步和人的主观意愿，必须彻底否定。而“文革”中一千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民族做出的奉献必须加以肯定。

上山下乡宣传画，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青在线，作者：林小仲，原题为：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要客观真实

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文革”中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留下了传奇的经历和悲壮的历史。

我无意对这场运动做全方位的回顾和评价，只是做为亲历者谈几点感受。

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部分，纵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但究其根本也是违背社会进步和绝大多数知青择业意愿。

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全国有1700多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他们或在农村插队落户，或在兵团军垦拓荒，或在草原牧马放羊，或在农场植树耕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未成年，也未毕业，无端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受害者，在阶级斗争年代，许多知青背负着父辈在政治运动中的冤屈，他们被打上异己的烙印，当兵、进厂矿、选送大学，均与他们无缘。在这种特殊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既便同在上山下乡之中的知青们命运也是千差万别。回顾当年，下乡时千军万马一条路，返城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表现好，就能返城，而是所谓出身好，有关系才能捷足先登。下乡时场景大致相同，返城的路却是因人而异，充满辛酸和苦难。

有的人将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定位为有计划培养革命接班人，当年知青大都健在，就有人戏说歪曲历史。上山下乡的多数是被划为异己和受“文革”迫害家庭的子女和普通劳动者的子女，而当年也有些人不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君不见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直接坐到省军级的位置，“文革”中被称为“东北太上皇”，而知青当中的绝大多数当年想入伍当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如果连这么清楚的史实都去黑白混浠，不过是“文革”思维死灰复燃。当然，如果是那些持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否定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拥戴“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士，我们也见怪不怪。“文革”造成的政治灾难和突出的社会矛盾，将知青上山下乡推向极致，这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已不是“文革”前少数知青个人理想和职业的选择，变成强制性的国家就业政策。“文革”造成国人严重分裂，派系林立濒临内战状态，被利用的中学生首当其冲，上山下乡的分散驱离方式也成为了政治需要。“文革”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丧失了城镇安排大批学生就业的可能，无法就业的城镇学生的沉重负担又一次转移给农村、农民。这是“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历史原貌。

“文革”中下乡的知青一代，大都是新中国创立后的第一代儿女，他们成长过程中大都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既造就了“文革”时期的盲从冲动，也成就了他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感。

在逆境和曲折当中，在不公平和磨难当中，一千七百万知青中的多数人用青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他们在荒原戈壁、热带雨林、农村边疆，在苦难中铸就辉煌，他们屯垦拓荒，辛勤耕作，修桥筑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抢险救灾，医疗济困，曾经造福一方。现在许多当地干部，都曾是当年知青老师们的学生。知青们将城市文明和文化带入农村的功绩将载入历史。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赫，曾为大型知青纪念文集《草原启示录》题辞：“草原上的人民永远记住这一代青年。”这是对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最好的褒奖。

历史的、辩证的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以偏盖全的结论，或依据个人当今政治立场点评历史都是站不住脚的。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信仰纠葛产生社会多元，这本不是坏事，但曲解“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文革”思维回潮，让我们意识到民主法制建立何等重要。

绝大多数知青上山下乡的青春岁月，都与当地的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刻苦铭心的难忘记忆。许多人至今都会魂牵梦绕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思念在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最困难时，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第二故乡，感恩善待庇护我们的父老乡亲。这也是知青们返城后，多年来，也在不同岗位上尽其所能回报曾经上山下乡地方的原因。一段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不是“肯定”，还是“否定”能够简单说清。不抱成见，全面公正评价“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方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