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原标题：《“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发这两个决定的做法很坏，他们捞了稻草，看来是个阴谋

晚10时左右，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打来电话：“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步要抓我们了。”徐景贤举着双手做着手势，说：“从此以后，谁也不准往外打电话了。”

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提出：“我看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两个结合，其他人搞不起来。”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8341这支部队是很厉害的，听汪主任的，没有汪主任指挥，一下子要搞掉四个人不容易。”

朱永嘉平时沉稳寡言，讲话轻声细语，这时一反常态：“他们先抓人，然后宣布一个决定，说几个人反党。困兽犹斗，我们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那样。各地可能会有反应，可以发告全市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还可发一点有针对性的语录，或者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等。”

这时，大家都害怕当天晚上被一网打尽，议论要分两个点，撤出康平路机关，决定徐景贤、王少庸，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党委常委、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区师长、党委副书记李仁斋和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等转移到“一号点”丁香花园；王秀珍、冯国柱，警备区副司令杨新亚，警备区常委、第二副政委李彬山及廖祖康等到民兵指挥部。张敬标留守市委（康平路），观察动静。

徐景贤起草了上海进入临战状态的命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第一号命令，徐景贤当面交给王秀珍，按命令行事。分手时说定，大家做好准备，最后听徐、王指挥。

朱永嘉离开康平路后，到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和电台。问如果市委决定只发上海的消息，不发中央的（消息）行不行？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因为都参加了下午徐景贤的打招呼会，均表态同意。然后，朱永嘉回到康平路141号、147号写作组，要王知常负责收集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

半夜零点，中央电台广播中央的两项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坐汽车到丁香花园的路上，徐景贤对王少庸说：“发这两个决定的做法很坏，他们捞了稻草，看来是个阴谋！”

当晚11点3刻左右，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来到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的办公室，听施尚英的汇报，让施看了徐景贤的手令，并召集当年造反的小兄弟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钟定栋、汪湘君等人来开会。

王秀珍向他们说：中央出了大问题，感到不给你们工会的头头打个招呼不行，所以这么晚了把你们统统找来。她介绍情况后说：“肯定出了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出来的中央领导都抓起来。我们要同他们干。这几天康平路不能蹲了，否则一网打尽。上海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我们跟‘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

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煽动说：周司令到上海，可能指挥抓我们。他们把马天水关在北京。也可能叫我们去开会，然后把我们全部抓起来。他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图，边看边骂：“上次就告诉你们了，一张像样的地图也没有，这种地图怎么好打仗？”并要施尚英他们马上研究提出具体作战方案。施尚英讲，是按国庆保卫工作具体方案准备的。廖祖康提出，如果外地军队来怎么办？他们以加强战备名义来，怎么对付？我们要随时掌握动向，采取措施。他还说，铁路、码头、机场都要控制起来，要保证电信畅通。王秀珍同意，要廖祖康和冯国柱分头部署落实。

（连载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