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有味众口传唱罗家宝和他的“虾腔”奇迹

原标题：平易有味众口传唱罗家宝和他的“虾腔”奇迹

罗家宝《袁崇焕》剧照

罗家宝《梦断香销四十年》剧照

罗家宝、林小群《柳毅传书》剧照

罗家宝《血溅乌纱》剧照

罗家宝与羊城晚报记者钟哲平在“广东粤剧虾腔艺术研究会”春茗上合影

（伍福生/摄）

罗家宝自题诗：“粉墨生涯几度秋，沉浮艺海逐漂流，急管繁弦重新响，长风伴我有轻舟。”

罗家宝画作，汤小铭补梅，林墉写雪并录徐渭诗：“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这是罗家宝历经风霜之后豁达心境的写照

罗家宝擅画捉鬼的钟馗

罗家宝的“虾腔”是粤剧界的奇迹。易学易唱，好听有味道。“虾腔”使粤剧更亲民，也令老百姓更爱粤剧。戏迷开口唱“虾腔”，一唱就似，乐在其中。于是粤剧不仅仅是高台上的表演，更是凡人可以触摸的美。

唱“虾腔”有如信奉禅宗，人人都可以自我修行。一月千影，照亮千家万户。

只要有虾腔，粤剧在民间的生命力就不会消亡。它是艺术与生活的相融。

85岁罗家宝

出席“虾腔”研究会春茗大派礼物

不久前，广东粤剧虾腔艺术研究会在番禺举行了2015年春茗，近300名粤剧人与“虾腔”爱好者欢聚一堂。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来到春茗现场，和众多老朋友叙旧。罗家宝说话不多，眼神炯炯。他安静地看着众人上台争唱“虾腔”，不时欣然微笑。

羊城晚报记者与罗家宝合影。他说：“我今晚好高兴啊！”

记者说：“虾叔，您保重身体！”

罗家宝轻扬右手，用力点了一下头，又说了一次：“我好高兴啊！”

广东粤剧虾腔艺术研究会是目前唯一的粤剧老倌唱腔研究会，成立于2003年，属于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十几年来，研究会成员越来越多，有粤剧老艺人、知名企业家、乡镇干部。喜爱粤剧的男性观众，几乎人人都识唱几句“虾腔”，而且都有几分形似。

春茗很热闹，除了“虾腔”发烧友轮番唱曲，还有抽奖活动。奖品是冬菇和云耳。春茗主持人邓志驹诙谐地说：“冬菇云耳好啊，买只靓鸡来蒸！”

这些富有人情味的奖品，就如“虾腔”一样接地气。对于讲“意头”的广州人来说，食物往往有特殊的寓意。从小在西关长大的罗家宝，对此再熟悉不过了。

“到我五六岁时，我还在西关读过半年的‘卜卜斋’（即类似私塾的小学堂），父亲专门为我量身订做了一套‘地主仔’的唐装，妈妈虽然是个鸡蛋大的字都不认识的普通妇女，却通晓土风土俗。头一天上学，她还按照西关的风俗，把寓意‘聪明’的葱、还有甜甜粘粘的‘糯米薄饼’（寓意能把小孩子的屁股粘在凳子上使之听课不会贪玩走神），放在我的小书包里。”（罗家宝《艺海沉浮六十年》）

倏忽八十载，罗家宝今年85岁了。如果说春茗上派送的冬菇云耳也有寓意，恰恰就是“虾腔”的精髓——很平常，很有味。

对于罗家宝的定位，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教授编撰的《平民老倌罗家宝》一书的书名，就很清晰明确。罗家宝十分喜欢“平民老倌”这个称呼。程美宝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是罗家宝的好朋友、画家林墉起的书名。程美宝为此书的写作采访林墉时，看见他的画室正挂着一副很大的画。画中有很多小人物，朝着一个大方向行走，而每个人脚下都有不同的路。程美宝对这幅画印象很深，这也正是她书写《平民老倌罗家宝》希望表达的“图画”。程美宝说：“我是历史学家，对我的视觉而言，个人就是时代。”

《平民老倌罗家宝》并不是罗家宝的传记，而是因罗家宝而聚拢的粤剧历史的碎片。程美宝指着手中的花茶茶包对羊城晚报记者说：“一切碎片都是有意义的，就连这茶包标签的小纸片，终究也是有意义的。”

为了考证罗家宝“文革”后是何时正式复出的，程美宝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翻查了大量旧报纸。1979年9月13日，罗家宝复出与林小群合演《苏小妹三难新郎》。当天的《南方日报》并没有出现罗家宝的名字。同年9月2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文艺演出》的广告，剧目中有《苏小妹三难新郎》和《柳毅传书》，依然没有演员的名字。这个模糊期存在了一段时间，罗家宝的名字才重新出现在报纸上。程美宝说：“我们研究历史的，费很多的工夫，往往只为了考证文章里的一两句话。研究省港关系分分合合的变迁，对于理解今天的省港关系很有意义。要研究省港关系，粤剧很有意义。要研究粤剧，罗家宝很有意义。”

“虾腔”众口传唱，民间有千千万万个罗家宝

程美宝在《平民是怎样变成老倌的》中写道：“与其说是写一篇《罗家宝传》，不如说是把我们所知的有关他个人的经历和相关的历史情境结合起来，通过罗家宝这个人，来透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粤剧发展的某些侧面。”

可以透视20世纪粤剧发展的人物有不少，程美宝之所以选择罗家宝来落笔，一是因为罗家宝是性情中人，十分率真。二是因为“虾腔”的影响力是排山倒海的。喜欢粤剧的男性观众，几乎人人都会唱几句“虾腔”。罗家宝分身千万，就像粤剧的禅宗一样，无处不在。

就连人人噤声的“文革”期间，“虾腔”也没断过。“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虾腔’‘声沉影寂佳人杳’。电台中听不到，唱片被砸烂，但是公道在人心，‘虾迷’们还有无数张嘴在！‘路上行人口似碑’，‘虾腔’曲目仍在有心人口中流传，帝王将相不能唱，便唱歌颂新社会的《珠海丹心》、歌颂革命先辈的《刘思扬机智辨奸邪》等曲目。”（龚伯洪《从“虾腔”传扬说到广府文化的大众性》）

“‘虾迷’们还有无数张嘴在！”这就是“虾腔”的力量。

艺术往往有两种方向。入门低、容易学的，多数不高级，难有味道。门槛高、难掌握的，往往精妙而有品位。而“虾腔”却是个例外。它易学易唱，却很有味道。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高级。

对于“虾腔”的形成及艺术魅力，著名粤剧编剧潘邦榛解释得比较透彻。“在这漫长的艺术历程中，他分别主演过《柳毅传书》、《红梅记》、《胡不归》、《山乡风云》等名剧，成功地塑造过多个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八十年代由他担纲排演的《血溅乌纱》、《袁崇焕》与《梦断香销四十年》这三个风格迥异的新戏，更被赞誉是‘艺术跃上了新的里程’。罗家宝的表演潇洒优雅，细腻大方，而唱腔自成一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作‘虾腔’（他的乳名叫阿虾）。这是他博取薛觉先、白玉堂、桂名扬等各家所长，根据自己的声音条件融会贯通而逐渐形成的、独创一格的唱腔，后来得到京昆名师俞振飞等的指点而更臻成熟。其特点是音色甜润、叮板稳实，低音区音质厚实，共鸣强烈，行腔不事雕饰，不求花哨，酣畅自然，韵味淳厚，于朴素中闪现华彩，易于学唱和传唱，所以直到现在仍是最流行的粤剧唱腔流派之一。”（潘邦榛《长风伴我有轻舟——罗家宝的艺术历程》）

而画家陈永锵的理解则更为感性。“在那些优秀的演员中，我比较偏爱陈笑风和罗家宝。前者在艺术表现中精雕细刻，有一种工致的、儒雅的‘书卷味’，像一幅工笔画。后者则简朴自然，似不经意，清爽脱俗，落落大方，恰如‘妙在似而不似之间’的中国写意画，很有中国古代文人的那种‘玩世不恭’而又多愁善感的意味。我不可能亲睹古代潇洒文人的尊容真相，但罗家宝在粤剧中的角色演绎，却合适于我对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怀才不遇、风流倜傥的古代才子的想象。”（陈永锵《罗家宝的一种意义》）

正是这种“似不经意的简朴自然”，令“虾腔”成为民间传唱度最高的粤剧流派。

罗家宝的成名作《柳毅传书》里有一个经典唱段，罗家宝唱长句二黄：“我知你爱我啊心坚，不怕言明一遍。有个牧羊龙女托我柳毅把书传。”这句唱词脍炙人口，老广还把唱词改为：“我知你爱我只金表……”“文革”后，罗家宝重新登台，希望旧剧有新面貌，就和编剧陈冠卿商量，想把唱词改得文雅一点。于是改为：“今春赴试入秦川，有女牧羊啼满面。”罗家宝的忠实粉丝、澳门著名企业家何贤听了新版《柳毅传书》后问罗家宝：“我听嚟听去都听唔明，柳毅点解要‘担樽腐乳入陈村’呢？”罗家宝哭笑不得，解释那是“今春赴试入秦川”。何贤说：“阿虾，你原来那句唱了几十年，观众都细声哼着同你一起唱，好哋哋点解要改呢？系又改，唔系又改！”罗家宝觉得言之有理，又把唱词改回去。这样的名句，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如程美宝所说：“这句长句二黄，已不仅仅属于虾哥个人，而是属于全体观众，属于一个时代。”（《平民老倌罗家宝》）

意气风发的少年与

欣欣向荣的国家

艺术离不开艺术家的阅历。“虾腔”不着痕迹的魅力，始于质朴天然，却成就于罗家宝对苦难的理解。

罗家宝从艺的早期，是颇为顺利的。他的父亲罗家树是著名掌板师傅，号称“打锣王”，曾与朱次伯、薛觉先、千里驹、桂名扬、新马师曾、陈锦棠等许多大老倌合作。罗家宝学戏，可谓得天独厚，从小就得多位名师指点。他聪敏好学，记忆力强，虽有轻狂与跌撞，也算少年得志了。罗家宝18岁便自己组戏班，还到越南、新加坡等地演出，崭露头角。

上世纪50年代，罗家宝和许多文艺界人士一样，经过一番考虑，选择回到祖国大陆发展。

“1953年，我从新加坡演出完后回到香港，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经过这么多年的登台演出，我相信自己绝对有实力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倌。但毕竟香港有这么多老前辈，竞争太过激烈，哪里有我落脚的地方呢？我缺乏的是环境和机遇。百般思量下，父亲给我一个建议：现在新中国的粤剧势头很旺盛，已经有很多港澳粤剧演员回国发展了，不如你也回广州搏一搏地位吧。可是桂名扬和白玉堂对新中国还不太了解，都反对我回国。但我想，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都百废待兴，政府正在大力招募各方人才回去建设祖国，正是需要人的时候，而且文艺气氛也很浓厚，我回去应该有所作为。”（罗家宝《艺海沉浮六十年》）

回国后，罗家宝主演《柳毅传书》一炮而红，如鱼得水。此时的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朝气象，广州更是春风雨露之地。罗家宝深受鼓舞。“五十年代的广州是内外艺术交流的必经之地，所有艺术群体到国外都得停留这里，所以我有机会看到了很多艺术大师的演出。政府还成立了戏剧改革委员会，实行‘改人改戏改制’，开始实行导演制、排练制（一部戏的上演得通过响排、连排、彩排、总排四个步骤），新戏上演前都要在行内先公演一次，之后还要请行家开会评议。那时的批评很直接且锐利，往往我们辛苦排练出来的一部戏，会被各方专家批得一无是处，这给我们演员带来很大的压力，但这些压力是好东西，能使我们互相监督提高。我们都是抱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督促自己不断进步的。所以这个时期，我对各种粤剧流派艺术的吸收并不亚于刚开始学戏时，眼界也大大宽阔起来。”（罗家宝《艺海沉浮六十年》）

然而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始后，罗家宝主演的新戏《碧海狂僧》受到批评，此时又因家事烦心，一时想不开，就和当时的妻子白燕珍双双服药自尽，所幸被及时抢救回来。夫妻相对，恍如隔世。

1958年，广东粤剧院成立，演员开始实行按级别领工资。罗家宝因为犯过错误，级别被排得很后，事业进入灰暗期，也曾动过念头想找办法回香港。即使是这样，当他有机会到澳门演出，他的叔叔罗家权劝他留下不要走、一同组班演出，罗家宝还是回绝了。他说得很朴实：“你订我一个月，共产党订我一辈子啊！”

红也红过，黑也黑过

他从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

这一辈子，悲喜与共。

1966年，在“文革”的阴霾中，罗家宝被迫和曾与他同生死的白燕珍离婚。白燕珍是新加坡华侨，组织叫罗家宝划清界限。罗家宝为应付领导，递上一份离婚申请。他天真地想，这只是做个样子，离婚总得双方同意啊！谁知法院竟高效批准了他的离婚请求，并把离婚通知书寄到了新加坡。白燕珍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翌年便郁郁离世。罗家宝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当他终于来到白燕珍坟前上香，已经是30年以后了。时至今日，罗家宝回忆起他的数度婚姻，白燕珍依然是他心头最放不下的痛。

1967年，“文革”的血雨腥风愈发猛烈，罗家宝经不住批斗和毒打，逃到番禺石楼堂妹家中。没多久就被抓回，辗转看守所和监狱后，被送往梅县一个偏僻的林场劳动改造。种地养猪、割草扛树，如此经年。罗家宝就如他演过的《红梅记》中的裴舜卿，“已是樊笼鸟，展翅扑飞难”。罗家宝后来回忆：“林场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孤寂，活生生的缓慢，惟独我对生命的向往和企盼，是死的。……那时我又有过死的念头，人生无望，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重新开始，我真的没有勇气捱下去，那种被人从天堂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感觉，真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个中的苦痛。……但一想到母亲临别的泪光，父亲殷切的期待，我就狠不下心。父母这么大年纪了（父亲那时已是六十多，母亲七十多），自己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斩不断的亲情，使我有了力量挺下去。”然而父亲却未能挺住。罗家宝在林场期间，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罗家宝也不能回家探望及奔丧。

1978年，罗家宝得到平反，在观众的鼓励下重返舞台。罗家宝通过《血溅乌纱》、《袁崇焕》、《梦断香销四十年》等新剧，达到了事业的新高峰。罗家宝获得了重生，然而念及过往，已是物是人非，青春不再。当他唱到陆游的诗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不禁泪湿衣襟。

经过苦难锤炼的灵魂，清澈澄明，无怨无恨。

回首从前，罗家宝说：“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红也红过，黑也黑过，早过了哗众取宠的年龄，所以我写我自己的故事，也只会写平凡沉实的故事。……24岁的我在面对留在香港还是回国内发展事业的选择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却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的抉择，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就算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也难免五味杂陈。这个选择，把我抛向了事业的浪尖，让我尝透了赞扬、掌声和鲜花，却又把我丢进了历史的漩涡，让我饱尝折磨和被社会遗弃的滋味。我不知道自己的抉择是否正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

罗家宝的好朋友、画家林墉深深理解这种苦难的升华。林墉在罗家宝《艺海沉浮六十年》的序言中写道：“当罗家宝带给我们美好的同时，在他艺术光芒的背后，经受了多少压力，多少痛苦，用生命换来了他艺术的高峰，他人格的厚度也正在于此！花，也许开了又开，但要记住，这是苦了又苦的结果！”

程美宝教授为写作《平民老倌罗家宝》一书采访罗家宝时，曾问过他，如果当年留在香港没有回大陆，得失是什么？罗家宝说，丧失最大的是艺术，在香港不会这样刻苦地练基本功，不会有这样执着的追求。程美宝写道：“当粤剧再不能带来‘May、Lay、Pay’（谐音，指美女、金钱和私人衣箱）甚至只带来无穷的苦难时，像罗家宝一样的粤剧艺人，还可以坚持下去，‘艺术’本身，就成了最大的动力了。”

罗家宝曾自书一首述怀诗：“粉墨生涯几度秋，沉浮艺海逐漂流，急管繁弦重新响，长风伴我有轻舟。”他把惊涛骇浪后的云淡风轻，用平实真挚的歌声传递给观众。这何尝不是一种引渡？无论世间如何纷纷扰扰，虾腔在民间从未消失，而且还会一直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