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长衫，走入工农

原标题：脱下长衫，走入工农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1921年1月起，北京城西南长辛店的一座祠堂口经常传来这样激情昂扬的歌声。这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人发出的怒吼。它的成立和发展与李大钊密不可分。

1920年底，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成立。为了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李大钊曾号召和组织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工人悲惨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大为震惊。“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显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此后，北大的一些学生还赶到北京郊区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调查和宣传工作。当时的长辛店，距北京城40里，是京汉铁路北京段的大站，有3500多名工人，是北京铁路工人最集中之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就以长辛店为主要据点开展革命工作。党组织委托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张国焘等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劳动补习学校很快就在长辛店大街当铺口胡同正式成立，“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学校分日夜两班，夜班是工人上课，设立了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大致相同。教员大都由北大师生担任。

尤其让工人们铭记的是李大钊来学校授课。阳春三月，李大钊来到这所学校，工人们听说是北大的教授来了，蜂拥而至，以至于把教室里的桌子全搬出去，大家站着听，可还是挤不下。李大钊勉励大家：“你们要好好学习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啊！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添个“人”，说：“工、人合起来，不就和天一样大吗？”他告诉大家：“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美好的中国！”

在李大钊的亲身示范下，教员们讲课是先教识字，再讲革命道理，注意把提高文化水平和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讲课生动易懂，深受工人们欢迎。课后，教员们还经常对工人们进行家访，同工人们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就这样，北京共产党组织通过在劳动补习学校一段时间的活动，促进了工人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他们迫切要求组织起来。1921年5月1日，长辛店迅速成立了工人工会。这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也是党领导的最早的工会组织。《共产党》撰文称其“不愧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日趋壮大。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后，立即把他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付诸行动，这个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开始面向广大工人进行宣传工作。他把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在扉页有名人蔡元培所写的“劳工神圣”，更有身处一线的9位工人的题词，还刊登了33幅反映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此外，他还和其他人创办直接面对工人的刊物，如《劳动界》和面向店员的《伙友》等。陈独秀在后者的发刊词中说，之所以办这个刊物，一是“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是“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由于这些工人刊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说出了工人的心声，非常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申！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申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

同时，陈独秀积极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他参加了上海各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担任筹备会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并自愿出任义务教授。他在各种工人集会发表演讲，提高工人觉悟，他说：“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劳动者要想觉悟起来，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陈独秀讲得非常动情，对于世世代代当牛马被压榨被贱视的工人阶级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们受到极大地震动。

在参加以上活动过程中，陈独秀发现原有工会组织是由“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这些工会大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把持，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因此，在中共发起组成立前后，陈独秀就着手组织真正的工会，先后组织起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等，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批工会组织。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中国最广大农村的农民的利益。许多共产党人先后投入到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去解决农民的疾苦。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而且做出的贡献最突出，取得的成就也最大。

毛泽东对于农民问题很熟悉。他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乃至于新中国成立后他仍自豪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情况。1925年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发现农民虽然是受苦的阶级，但是非常富有战斗性。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生到海丰、韶关等农村搞社会调查。同年，他还考察了江浙及长江流域的农村，在9月所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倡议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应该“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工人学生等革命力量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军阀的国民运动”。

此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毛泽东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

这天，毛泽东要去参加一个群众大会，出席会议的既有农民，又有绅士。一些开明绅士非常佩服毛泽东的真才实学，毛泽东也鼓励他们支持农会做好事。当毛泽东离开时，坐的是一顶四人抬的小轿。农民协会的干部和一些绅士都来送行。上轿前，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可是，坐上轿子还没有走上多长时间，毛泽东就连声喊：“停轿！停轿！”轿夫们以为是轿子没有抬好。毛泽东走下轿子，却说：“我叫你们停轿，并不是你们没有抬好轿子，而是不叫你们抬了。我所以坐轿子，是给绅士们看的。现在离他们远了，看不到我们了。当然就不用抬了。我们大家是平等的。刚才，我坐在轿子上，心里不好过啊，你我都有一双脚，我们边走边谈吧。”在毛泽东的坚持下，轿夫们只有如此了。一路上，毛泽东和他们谈笑风生。直到快到县城了，毛泽东才说：“来，又要辛苦你们了。”轿夫们深知毛泽东坐轿的用意，抬得很来劲，一直到目的地。该吃午饭了，毛泽东看见四位轿夫坐在一边，连忙招呼说：“来吧，不要分开，我们正好一桌。”

“你是大官，怎么能与我们平起平坐呢？”他们反问道。

“我们本身就是平等的。”说着，毛泽东给他们一一敬酒，“我叫毛润芝，家住湘潭韶山，我也是农民出身。”吃完饭，毛泽东拿出几块银元买了“洋油”，托轿夫们带回家办夜校。

考察结束后，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热烈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根本不是什么“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而是“革命先锋”。信中明确提出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这就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精髓。

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尚且年幼的早期共产党成员无疑以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为主，然而，为了切身体会百姓的疾苦，为了唤醒工农千百万，他们带领着一批批知识青年脱下长衫，练习使用工农的语言，不顾双脚的泥泞，走向了田野，走入了百姓。而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鲜活生命力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