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如何评毛的秘书田家英陈伯达

核心提示：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

（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左一田家英，右二陈伯达，图片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凡，原题：《于光远谈田家英与陈伯达》

对于中共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前辈，我是久仰大名，二十多年前在干校当年轻的五七战士时，就读过他的书，但一直无由同他过往。他的文章给了我一个登门拜谒的借口和机会。

就在我寻觅于先生的家门时，我和他又添了一层文字交道。我写的《田家英的最后岁月》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于先生看到了文章，又勾起了对老朋友音容笑貌的诸多记忆，勤于笔耕的他旋即写了一篇《〈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

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光远前辈的距离，我们便顺着这个话题说开来。

于先生认为我笔下的田家英有些过于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他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

田家英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有现成的黏性很强的药膏，把药膏涂在细细的竹棍上，从钱柜的缝中塞进去，把柜中的硬币纸币黏出来……于是这个同老板捣蛋的聪明顽皮形象，成为于光远对田家英抹不掉的记忆，尽管他后来脱颖而出，得到中共最高领袖赏识，成为党内不可多得的“秀才”。

“你知道吗？田家英特别怕蛇和像蛇的动物，怕到了闻之丧胆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诉他某本书中有蛇的图片，他就没胆量打开这本书；如果有人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会吓得逃跑。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同窑洞的好朋友曹葆华恶作剧地骗他，说他背上有条蛇，他顿时面无人色的表情，逗得我哈哈大笑，而此后很久他都不理曹。当时他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总觉得他更像个孩子。”

我想，作为自谓与田家英有着“无话不谈”情谊的于先生，对田家英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田家英在中南海时喜欢逗孩子，要孩子们叫他“田老子”，有个小孩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纪，老叫他“田老鸡”。于先生说：“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刚认识他时，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这样叫，他并不生气。”

后来，当我将于先生的关于田家英的谈论告诉父亲时，父亲说于先生对田家英的感觉是准确的，不在领袖面前，不在工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习性，简直就像另一个人。

“田家英和朱老总的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关系都很好，跟陈友群在一起就打闹，玩笑开得没边没檐。”父亲说：“在和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部下打牌时，他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时，会哈哈笑着抵赖；下棋时会悔棋，对一子得失叫真儿，甚至在难以挽回败局时掀棋盘。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似乎跟领袖大秘书、党内大手笔的形象相去甚远，可这确是真正的田家英。”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许是习性所至，田家英在比较亲近的朋友面前，会开心地讲一些自己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甚至在谈论政治时，也会用一种滑稽的态度、诙谐的语言，去表现他的惊人的观察。因此，于光远前辈认为田家英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给毛泽东当秘书。

“您这种说法，我还在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但我听有些人的口气，似乎是在指责田不是个很合格的秘书，认为秘书不该有太多个人的见解和思想。”我说道。

“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

顺着田家英是否适合作秘书的话题，自然地就说到了毛泽东的另一位大秘书，田家英同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陈伯达。我说我是在写田家英文章的过程中才了解到，田和陈长期不和。

田家英与陈伯达的龃龉直可追溯到他俩的第一次接触。田和当时中宣部的其他一些年轻干部，参加了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为该书的查阅核对摘录资料及行文，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不仅未对这些年轻干部表露丝毫谢意，反而以“你们干了些什么？”的询问，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