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江山铁铸成
原标题：雨后江山铁铸成
杭州南山路中国美术学院南侧，一条名叫“荷花池头”的小弄，一个频频在传说中与老画家、老教授们共同被提及的地方。
高培明去世后，孩子们曾一起回到这里，在斑驳记忆中重拾往事。
那是1955年，31岁的高培明，从上海中央华东局党校毕业，被分派到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党委副书记，他前后在此工作二十多年，历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党委书记、院长等职，与老画家、老教授们情谊深厚。
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鼎鼎有名的潘天寿，朝夕相处十五载，从同事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最后，又在时代的纷乱中，匆匆永别。
整理遗物时，孩子们发现，父亲留下了一本笔记。那是为一次采访准备的笔记，他用了三、四页纸，草草交待自己在美院的二十多年，另外几十页，全部写满了他记忆中亦师亦友的潘天寿先生。
2014年嘉德秋拍的重要专场《雨后江山铁铸成》，便缘起两位先生十五载的情谊。
《雨后江山铁铸成》与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潘天寿先生代表作《雨后千山铁铸成》，仅一字之差，确属孪生。当年，正是因为高培明钟爱《雨后千山铁铸成》，潘天寿特意为好友再造了一幅。
1957年，潘天寿和高培明出任浙江美院副院长。潘天寿随即把家从建德路迁至景云村1号，即今天的潘天寿故居。
而高培明一家，就在几步之遥的荷花池头，楼里还住有另几位教授和教师。
在那个物质简淡、人情丰沛的年代，这个集聚杭州城最最出名的老画家们的地方，和其它小里弄一样，充盈着细碎温暖的人间情味。
那或许是潘天寿人生中最为明朗的十一年。
1961年4月，潘天寿正式提出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学习，这成为中国画系教育改革的重要点。高培明尊重潘天寿的教学和创作，支持他首创的中国画分科教学体系。同时，为加强国画系师资力量，提高国画系教学水平，潘天寿先后在国画系引进了顾坤伯、陆俨少、陆维钊、黄曦、陆抑非等多位教师。当年陆俨少还是右派，高培明多次奔走于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终于于1961年秋将陆俨少借调美院，每年来杭4个月，主持国画系山水课教学。经努力，陆俨少先生最终落户杭州。
经过潘天寿院长等老画家、老教师的数年探索，美院走上了符合国画发展规律的正途，从而培育出传统功力深厚、个性鲜明的画家，并逐渐形成极具特色和影响的浙派画家群体。
共事中，高培明与潘天寿一起赴北京、广州、南京、黄山、宁波、温州、金华、嘉兴等地写生、公干、交流，情谊愈发深厚。耳濡目染，高培明对中国画艺术也从陌生到逐渐了解、喜欢以至酷爱。
为鼓励高培明学画，潘天寿将自己的一块砚台送给他，后因文革抄家而遗失。他还陆续赠给高培明多幅自己的书画作品，此次露面嘉德秋拍的《花鸟手卷》、《雨后江山铁铸成》等佳作，便为其中的上乘精品。
《雨后江山铁铸成》，正是潘天寿传世代表作《雨后千山铁铸成》的“孪生姐妹”。上世纪60年代初，温州皮纸厂以传统方法试制成功温州书画皮纸，深得众多名画家们喜爱，潘天寿称赞这种纸“笔能走，墨能化，尚有韵味，并不减于宣纸也”。1961年，他使用温州皮纸完成了《雨后千山铁铸成》，后被中国美术馆珍藏。
“作品描绘的即是雨后苍山，整幅画面以浓墨为主，淡设色，远景是连绵的群山；中景是一座犹如整块巨石般的苍山，山前江渚上有稀疏的树丛和一座石塔；近景处一人泛舟江上，悠然自得。潘天寿计白当黑，在画面中大量留白：中下部的空白表示江水，突出雨后江面的平静；山体中的留白则是云雾的象征，既增加动势，让苍山变‘活’，又创造层次，拉开山与渚的空间距离。画面的主体——雨后苍山，作者以焦墨为之，用笔老辣厚重，突出凝重之感，似一座纪念碑般巍然矗立，同时又染以石青，丰富色彩和层次。整个山体皴擦点染以浓墨为主又不乏微妙的浓淡变化，笔墨语言丰富。另外，云雾和小舟的‘动’打破了苍山和江面的‘静’，迎合了雨后的生机之感。题跋运用隶书、行书两种不同字体，题于画幅中部，不仅没有破坏画面，反而在画面内容上弥补了江面大片空白的空旷单调之缺憾，在构图上与江岸呼应，书画融为一体。”（见中国美术馆官网）
高培明十分钟爱这件作品，认为是潘天寿指墨画创作中的代表作。1964年，潘天寿得知后专门绘制了同样的一幅赠予，题名为《雨后江山铁铸成》，一字之差，以示区别。此作同样以温州皮纸绘成，他还在画上题道：“偶以土皮纸作米家山水，别有意趣。”高培明极为珍爱。文革中此作曾被抄走，后倾心找回，更为珍视，秘不示人。即将出版的《潘天寿全集》中所收录的高培明珍藏，也仅有中国嘉德2014年秋拍“雨后江山铁铸成”专场中的《花鸟手卷》和《雁荡纪游杂诗卷》。
1966年，文革爆发。
1966年9月，高培明和潘天寿，被一起关押牛棚。一个是“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则是“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造反派日复一日的批判，长达数月的“打潘战役”，高培明始终站在潘天寿的身后陪斗。他常说的话是：我是党委书记，我来承担，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高培明印象最深的，是甚少开口的潘天寿，四下无人时悄悄嘱咐的：高先生保重。
在那段黑白颠倒的纷乱时间里，两位昔日的好友，用沉默与正直映证各自的良知。“潘先生是一个十分朴实、真诚的人，他不求名、不求利、不出风头，不向组织上伸手，生活作风十分严肃正派。凡是与他共事过的人，对这一点都有同感。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我同他都被关进了牛棚。他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长时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遭到极度摧残，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说假话，不诬赖别人，一是一，二是二，直到迫害致死，也决不做那种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名而瞎说一气、屈打成招或推卸责任的事。这一点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可贵的，这是当时在牛棚内外的人有目共睹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感人。”（引自高培明“忆潘天寿先生”)
1971年9月5日，天亮之前，潘天寿在浙江省中医院含冤离世，终年74岁。
1978年，潘天寿终得平反，太太何愔专程登门造访高培明家，带着一幅先生生前留下的《墨荷》以及一方名砚（高培明后转赠潘公凯留念），“他去世前说过，美院那么多人，高书记是好人。”
15年情谊，因这句遗言而无憾。
2013年，整理高培明的遗物时，家人们在《潘天寿研究》一书中，发现一叠剪裁齐整、业已泛黄的旧报纸，那是1992年由甫平撰写的《潘天寿的最后日子》连载，至高培明去世，已留存整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