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大于法治日本难摆脱政治丑闻

原标题：人治大于法治日本难摆脱政治丑闻

在日本的政治传统里,人治因素比法治因素大得多,人际关系、政治关系的世袭给腐败、权力寻租留下很多空间。这是日本难以摆脱政治献金丑闻、难以根除政商勾结的深层原因

一天之内,两名阁僚因涉嫌违法请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似乎有些“家门不幸”。

10月20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和法务大臣松岛绿先后辞去阁僚职务。小渊和松岛分别被指相关政治团体支出不明和选区内分发扇子,违反了日本《公职选举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因而引咎辞职。

接连曝出的政治丑闻,对于安倍晋三而言,是莫大的政治危机；对于日本政治来说,则是屡遭诟病的政治献金问题再次爆发。

安倍内阁陷入危机

今年9月,安倍改组内阁。彼时,安倍打出“让日本女性更活跃”的旗号,试图拉动因集体自卫权问题导致下降的内阁支持率。尽管有人担心安倍此举为哗众取宠之策,但安倍还是一口气任命了5名女性阁僚,创下历届内阁女性阁僚数量之最,还别出心裁创设了“女性活跃担当大臣”这一职位。

前不久,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安倍还特意提到了作为经济增长战略支柱的“女性活跃”计划。安倍炫耀称,“安倍政权确立以来,女性就业人数增加了约82万人”。

不过,两名女阁僚因政治丑闻请辞,不仅让安倍的“活跃”计划闹了大笑话,还让安倍内阁陷入巨大危机。

首先向安倍内阁提请辞职的,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这名昔日的女阁僚曾被视作有望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的政坛新星。

小渊优子是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的小女儿。2000年,小渊惠三病故。小渊优子接下家族政治衣钵,并在同年6月当选国会众议员。当时,小渊优子26岁,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因为兼具家族政治背景和做事干练的形象,小渊优子赢得了许多年轻选民的支持。2008年,小渊优子出任麻生太郎内阁的少子化担当大臣,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阁僚。

今年9月,40岁的小渊优子再度入阁,担任经济产业大臣。不过,入阁一个多月后,日本媒体就曝光小渊优子卷入政治资金丑闻,被指将政治献金用于购买化妆品及其他与政治无关的物品,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和《政治资金规正法》。事发后,小渊优子坚称这些金额“符合政治活动的相关规定”,但不得不“引咎辞职”。

与小渊优子同一天请辞的,还有安倍内阁法务大臣松岛绿。

松岛绿请辞的直接原因是,日本民主党议员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为由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检举。检举称,松岛绿于2012年至2014年制作了总计21980把扇子在选区舞会等场合分发。

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松岛绿的不少言行遭到日本政客反感。

10月2日,松岛绿在参加日本参议院正式会议时佩戴了一条鲜红的长围巾入场,引起在野党的非议和指责。日本参议院规则第209条明确规定“入会场者不得着帽子、外套和围巾类衣物”。面对非议,松岛绿辩解称“这不是围巾,而是披肩,属于女士正装套装一部分,不违反规定”。为此,会议耽搁了20分钟,惹得与会者们牢骚满腹。

日本媒体还爆料称,松岛绿虽在东京墨田区有一处住房,却违反日本《国家公务员宿舍法》中“在东京都23区当地拥有个人住房的国会议员不得入住公务员宿舍”的规定,搬进了位于东京繁华地段都港区赤坂的议员宿舍。

松岛绿因其种种言行被揶揄为“不守规则的法务大臣”。

政治献金丑闻多发

小渊优子和松岛绿的请辞,让安倍内阁蒙上“政治献金”丑闻的阴影。

何为“政治献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日本的政治献金也叫政治捐款,是由企业、个人向政党或者是政党所属的政治资金团体提供的各种无偿的援助,比如说现金或者有价证券、不动产、动产,主要是在党费、会费之外的各种利益收获。

高洪介绍,1994年,日本修订了政党资金限制法和政党助成法,一个是限制政党收取政治献金的,一个是给政党提供补贴的。按照资金限制法规定,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党所属的团体只要每年向个体收取了5万日元以上的现金,或等价利益收获,就必须向总务省或者地方选举委员会提出申报,还要在相应的管理机构刊物上刊登、公布,给国民一种随时可以查询或者审查的权利。

高洪曾表示,日本政治献金里包含着权钱交易的腐败或者不正当政治行为。议会制度下的政治献金、政治捐款问题是一个痼疾。对日本执政党来说,这既是一个通病,也是老病。

日本最近的一次政治献金问题,也出在安倍内阁。

今年8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醍醐聪等4人向东京检察机关举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违规收取政治献金,安倍则疏于监督。在举报中,醍醐聪等4人称,安倍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晋和会”在2011年和2012年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对9名政治捐款人的头衔做了虚假的处理,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有关资金透明的规定。

2013年12月,日本也曾曝出政治献金丑闻,时任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向东京都议会议长提出辞呈,以承担因非法收受政治资金引发重大丑闻的责任。

2012年11月,在前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辞职后,时任副知事猪濑决定参加继任知事选举。为筹集资金,他向日本大型医疗机构“德洲会”创始人德田虎雄提出需要1亿日元,后者随后派遣其子、众议员德田毅在议员会馆直接交给猪濑5000万日元(约合300万元人民币)现金。而在另一方面,德洲会在东京有医院和老人院各1所,在猪濑担任副知事期间,这两处设施共获得东京都政府9.6亿日元的补贴。东京都政府还批准了德洲会新建一处150张床位的医院。按照政府为床位提供补贴的标准,这座医院最多也可能获得超过9亿日元的政府补贴。因此,猪濑之举被认为有明显的“权钱交易”嫌疑。

在日本政坛,由于政治献金“翻船”者大有人在。最近10年来,就有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前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前外相前原诚司等人卷入类似事件。

日本法治徒有虚名

政治献金是政党政治中的常态。为了解决政治献金所带来的权钱交易问题,日本法律和制度对政治献金作了细致规定。

1994年,日本出台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这一法律明确禁止个人向政治家个人进行政治捐款。按照这一法律的规定,政治家只能通过资金管理团体才能收受个人的捐款,但是不可以接受企业与团体的捐款,并且同一个个人对一个政治家的政治团体的每年最大捐款额度为150万日元。

尽管有法律规定,但并没能阻止不断发生的权钱交易丑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唐奇芳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中原因在于日本政治体制弊端。

“政界与财界勾结,是近代日本政治的典型特点。”唐奇芳说,自明治维新至二战爆发前,日本的财阀体系与政党结合相当紧密,这种紧密的勾结甚至没有丝毫掩饰；二战后,日本的财阀体系名义上被解散,但实际上仍然存在。政界与财界的勾结只是从嚣张转为地下。正是考虑到政商勾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太大,日本出台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不过,这部法律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日本政治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于,家族传承性很强,几乎成为家族政治资产。”唐奇芳说,在日本,由于家族政治的传承性,导致某个选区就是某一家族的。政治资产的稳定性,加上财团资产的稳定性,会加剧政治与经济的勾结,其中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唐奇芳认为,日本的政治献金问题非常普遍,其背后必然引发权钱交易和腐败。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治思想中的人治大于法治。

据介绍,日本并没有经历过近代启蒙运动,其政治传统性非常强。二战后,美国将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移植到了日本,但这只不过是一件外衣,日本政治文化内核在二战后并没有得到清算。

唐奇芳说,在日本的政治传统里,人治因素比法治因素大得多,人际关系、政治关系的世袭给腐败、权力寻租留下很多空间。

“日本的法治更多体现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中,但在政治决策领域,人治大于法治。”唐奇芳说,在日本政治家的思想中,并不是靠法治,而是靠人治。这是日本难以摆脱政治献金丑闻、难以根除政商勾结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