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国宝早日回家

原标题：为了让国宝早日回家

自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从中国所掳文物数量巨大，唐鸿胪井刻石是其中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一份有明确证据证明遗落至日本皇室的文物。唐鸿胪井刻石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块唐代刻石，作为渤海国的“出生证”，它也是稀有的具有主权意义的文物。

历史：我们不能遗忘

公元698年，我国东北古老的靺鞨民族联合其它民族在我国东北建立地方政权。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震国（今东北吉林黑龙江大部）正式划归唐朝版图，改名渤海国。唐玄宗使鸿胪卿崔訢前往渤海都城敖东（今吉林敦化)圆满完成大唐皇帝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右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的重要使命。

崔訢在归途中经过旅顺黄金山时，为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采用了一种富有智慧又和婉的方式确定了中华的版图，记录了一个王朝的强盛：凿井两口，并在井旁高处的一块褐色驼形、重逾九吨的天然巨石上刻下了“敕持节宣劳靺鞨（刻石上是羊字旁）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三行29字碑文。

1895年，清军将领刘含芳在旅顺巡视时发现了这块刻石，结合碑文及《唐书》记载，确定其为“鸿胪井”，他遂建四柱方石亭以保护井和刻石，并在刻石左侧新镌五行68字记载始末。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次年日军攻陷旅顺口后，史学家内藤湖南以外务省特派人员的身份赴旅顺考察，其间，对鸿胪井碑进行鉴定，并写出《关于旅顺唐碑的调查》，认为“此碑文于史有益”。

1908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旅顺被日本海军占领，日本海军中将富岗定恭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盗运到日本，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交予日本皇宫。而在鸿胪井刻石遗址上，富岗重新竖立一个他撰写碑文的“鸿胪井之遗迹”碑，碑文中他自述“余莅任于此地亲考察崔公事迹，恐淹没其遗迹竖石刻字以传后世尔云。”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纪念碑反倒成了日本掠夺文物的最好凭证。

回归：一直铭记在心

“鸿胪井刻石被掠走，好像是一根刺，扎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肌肤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感到痛。”今年74岁的王仁富是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的退休教授，他告诉记者：“它还是一根弦，如果你的精神里还有这根弦，它一定会拨动你，热爱历史，改变现实，追求理想。”

1994年起，王仁富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关于唐鸿胪井刻石的学术研究，第一个为29字断句、为崔訢正名，维护了唐鸿胪卿崔訢的姓名权和中国唐鸿胪井刻石研究的学术声誉。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研究鸿胪井刻石的专著《旅顺唐鸿胪井刻石回归探讨》，建立了第一个民间研究井刻石的组织，他还是国宝被夺106年第一个不卑不亢、一语双关地向日方表明国宝应回归态度并获得日本皇宫内厅长官羽毛田信吾友好回函的中国人。

王仁富把学术研究、新闻宣传和社会讲学三者相结合，在他的推动作用下，唐鸿胪井刻石成为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挖掘，中日两国在唐鸿胪井刻石上学术交流一直得以延续。

为了国宝能回家，王仁富带着微薄的退休金，背上厚重的旅行包四处奔走疾呼，为了能节省花费，步履蹒跚的老人住地下室、留宿在路边的小店、吃泡面、长途火车上只能买站票……虽然辛苦，他却乐在其中。

为了让国人知国宝，把国事当家事，2003年，王仁富开始自费赴北京、大连、重庆、海口、太原、长春等十余个城市，为高校师生做专题讲座。多年来，王仁富在海内外报纸、电视、广播上先后掀起4次连篇累牍地报道鸿胪井的热潮，凝聚起全中国各民族和旅日华侨乃至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

20多年过去，王仁富将他的积蓄都用于井刻石身上。令他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相继加入到关注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的行列中，一批普普通通的志愿者为刻石回归奔走呼告，显示了来自民间的巨大力量，不少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也主张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归还中国。

“我们的研究活动一直都建立在中日交流和中日友好的框架下的，我一直主张国宝回归，但不应只是简单的物质上的回归，还必须包含精神的回归，即崔訢身上不畏艰险、不辱使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回归。”王仁富说。

追讨：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不能单纯停留在宣传的层面上，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呼唤正义。”王仁富说，“要让日本天皇知道，自己的皇宫里还存放着中国的文物。”

2014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7周年，是唐鸿胪井刻石建立1300年，是鸿胪井被夺106年。在这一年，对国宝的追讨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阶段进入到实际行动的阶段，从新闻宣传的层面上升到了外交层面，一场对鸿胪井刻石真正的追讨活动拉开了序幕。

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联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在这一年里举办了多场关于井刻石的研讨会、座谈会，在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掀起新一轮的“鸿胪井旋风”，并赶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的8月7日，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敦促日本迅速归还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为了追讨华唐鸿胪井刻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专门组织了专业队伍，这支团队将追讨被掠文物当成自己使命，除了找到《国际威尼斯文物保护公约》、《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中的法律依据，以及韩国从日本成功追讨回“北关大捷碑”做为成功先例，还在日本收集到日方著述的关于井刻石的更加实际和详细的证据。

“国宝是祖先智慧和精神的结晶，是我们共同的根，共同的精神财富，要消除影响中国人民感情和中日友好感情的历史阴影，改善中日关系，必须直面正视历史和现实。”王仁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