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忆批斗：挨斗者读报把“衷心”念“丧心”

核心提示：1968年夏天，也就是在我们知青上山下乡前几个月的一次社员学习会上，刘绪生主动给大家读报纸。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他竟将“衷心”的“衷”字，读成“丧”字，变成“丧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了。这下，他可闯下弥天大祸了！

本文摘自：《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作者：唐宁生，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1968年初秋，我们到清原县南八家乡双泉沟插队。

告别了母校，远离了父母，就几乎全靠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了。

沈阳二十七中的学生，一般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把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作磨炼自己意志的机会。我们尊敬农民，诚恳地拜农民为师，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朴实无华、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以及各种劳动本领。

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动，让我们尝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真正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夏锄“歇气”时，我把两根锄杠拼在一起，躺在上面，转眼间便进入梦乡。春耕、夏锄、秋收这三个大忙季节，累得躺在炕上，好像还未翻身，天就亮了。半夜大雨倾盆，电闪雷鸣，惊天动地，我们却浑然不知，仍然呼呼大睡！

1970年4月，正是旱田春耕、水田育秧的农忙时节。我们白天干活都累了，晚上九时许，都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狗吠把我们惊醒了。

大队通讯员大声喊道：“大家快起来，到学校开会去！”

我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问：“开什么会啊？”

“批斗刘绪生。” 通讯员答应道。

“批斗他？那不影响我们队的水田生产吗？”

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就穿上衣服，随同学们一起到学校开会去了。

几个大灯泡把整个会场照得通亮。南八家公社工作组组长——金斗山，亮着他特有的公鸭嗓，大声喊道：“请大家安静，现在开会了！”刚才还嗡嗡嗡的会场，马上鸦雀无声。

金斗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押上来！”早就准备好的民兵们，便蜂拥般押着刘绪生走上台来。

刘绪生耷拉着脑袋，憔悴的脸上充满了紧张和惶恐。

金斗山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今天晚上，我们新立屯大队在这里召开社员大会，揭发、批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绪生。可是，现在还有人同他划不清界限，居然说什么批斗他会影响队里的水田生产。”

谁也没有料到开会前有这么个“前奏曲”，许多人的眼睛瞪圆了，会场的空气也仿佛凝固了。

紧接着，他眼睛一瞪，声嘶力竭的大喝一声：“谁说的，给我站起来！”

我惴惴不安地站了起来。顿时，惊讶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我惶惶不知所措，心里一片茫然。

这是我在半个小时之前说的话呀，是谁这么快就给汇报上去了？

金斗山正满脸怒气地要对我发作时，“五七”战士老何突然急步上前，弯着腰用右手拢成半个喇叭状，贴着金斗山的耳朵根小声说话。我离他们不远，还能听清他说的：“他是沈阳来的知青。”

金斗山皱着眉头，满脸狐疑地盯着我这个穿着有好几块补丁、右肩膀头上还露出了旧棉花的破棉袄，腰间系着一根草绳，脚上穿着垫着羊胡子草的胶皮“靰鞡”，虽然显得惶恐、却明显流露出几分敌意的年轻人——穿得比当地青年都“土”，这哪像是沈阳来的知青啊！

金斗山听老何说我是沈阳知青，他迟疑了一下，态度缓和了许多，摆摆手说：“坐下吧！” 

显然，这是老何及时为我“验明正身”，亮出我的知青——“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身份救了我。我怀着深深的感激望了老何一眼。如果不是他出手相救，我非得被“请”到台上，和刘绪生站在一起，做陪斗不可。

刘绪生比我只大七八岁，那时，他大概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是双泉沟难得的秀才，是双泉沟难得的队长候选人。只是因为土改时，他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父母去世又早，只余下他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所以，刘绪生对自己家的成分总也说不清，结果吃了大亏。乡亲们三番五次地推选他当队长。可是，报一次，被上级否定一次，大家也就死心了。无可奈何，只好大材小用，让他当了既不用看出身好坏又不用上级批准的水田技术员。在那个突出政治、一切领域都要“政治挂帅”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想要入党、提干，简直比登天还难。

然而，他关爱集体，好学上进，钻研技术。他讲起种庄稼的学问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不仅有理论，而且重实践。他家的自留地，不论种玉米、高粱还是蔬菜，产量都要比别人家的高。他乐于助人，老实厚道，所以人缘也很好。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刘绪生胸怀宽广，坦荡无私。尽管上级屡次不批准他当队长，他并不怨天尤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关爱集体。他责任心强，又肯动脑筋，在小队领导的支持下，他带领社员把烂泥塘、涝洼地都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水田，既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又使社员们吃的大米由原来的每年几十斤，增加到100多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