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吕澂编《中华大藏经》目录后分草稿
原标题:关于吕澂编《中华大藏经》目录后分草稿
高山杉 学者,北京
以前发表的有关《中华大藏经》出版过程的文字,如任继愈《〈中华大藏经〉编纂记》、童玮《〈赵城藏〉与〈中华大藏经〉》等,总在有意无意之间使读者认为《中华大藏经》的策划和编辑开始于1982年。其实早在1961年,汤用彤(1893-1964)就已提出影印百衲本汉文大藏经的建议,而且得到吕澂(1896-1989)的支持。在一份意见书中,吕澂提出影印百衲本汉文大藏经需要先做好三项准备工作,即编定一部汉文大藏经目录、搜集底本和重点校勘(参看李林收藏、笔者整理的吕澂在1961年7月2日所写关于影印百衲本汉文大藏经的意见书,《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关于搜集底本一项,吕澂建议“百衲本可以现存的金刻藏经为底本的主要部分”,这与任继愈在《〈中华大藏经〉编纂记》提到的《中华大藏经》是“以《赵城金藏》为基础,进行对校”,原则上并无不同。现在还在出版中的《中华大藏经》,其形式也正是影印的百衲本大藏经。
1962年春夏间,中国科学院学部哲学所召集会议,开始计划编辑影印《中华大藏经》,会议最后推选吕澂负责起草《中华大藏经目录》。吕澂意见书中提到的“百衲本汉文大藏经”至此已正式定名为“中华大藏经”。历时一年余,吕澂于1963年夏编出《中华大藏经》译本部分的草目,并撰写《中华大藏经目录初分草稿说明》和《略谈汉文大藏经译本部分的重编》,然后在学术界和宗教界油印散发征求意见。不想这份草目一出来,就遭到佛教界人士反对。态度最为激烈的是周叔迦(1899-1970),他针对吕目和《重编》一文中有关大乘经分类法的问题,写出《汉文〈大藏经〉中大乘经分类法的商榷》(后刊于《法音》1982年4月第4期)加以驳斥。汤用彤于1963年6月间收到寄来的吕目油印本,此后又获知周叔迦对吕目的批评,于是也在同年11月18日所写《关于中华大藏经目录的意见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并转潘老》(《汤用彤全集》第7卷)中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其中特别说到:“吕先生对汉译佛经的目录,下了很多功夫,编排资料亦很有用处,是应该稍加修改后发表的。书名‘中华’二字改为‘汉译’,吕先生的文章作为绪言。”汤信虽未如周叔迦那样措辞强硬,甚至还有回护吕澂之意,但也代表学术界委婉地表达出吕目只能视为一家之言而不宜作为国家科学院所编大藏经的目录。
面对周叔迦的质疑,吕澂于1963年12月20日写出《有关大乘经分类部分的补充说明》进行答复。1964年1月25日,巨赞法师也在哲学所和吕澂的催促下(“由于哲学研究所和朋友们的催促,吕秋逸先生还对我说,春节前不提意见,就算默认”)写出《我对于〈中华大藏经目录〉的一点意见》(后刊于《法音》1982年5月第5期),表示“考证译本,精审有用,而编订原则有问题”,“限于宗教上的宗派成见而不能自拔,作为私家刻经或个人讲学的参考是可以的,而距离时代太远,不适合中国科学研究的要求”,否定了吕目作为《中华大藏经》目录的合适性。吕目虽然最终未被采纳为《中华大藏经》的目录,但还是像汤用彤提议的那样以《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为题由齐鲁书社于1980年5月出版。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前面冠有三篇文章,分别是《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1963.4.20.)、《有关大乘经分类部分的补充说明》(1963.12.20 .)和《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说明》(1963年1月)。显然,这三篇文章就是上文提到的吕澂的三篇文章,但不论是文章题目还是文字内容,均有不少修订,不能简单视作当时的初稿。比如《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其初稿当即《略谈汉文大藏经译本部分的重编》(汤用彤信中略称为《略论大藏译本的重编》)。《重编》原文我未见到,但在巨赞法师的《一点意见》中有摘引,文字与《编次》中相应的部分颇为不同,所以我怀疑《编次》后面所题定稿时间“1963.4 .20 .”,应该是《重编》的定稿时间。吕澂在把《重编》改写成《编次》放进《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时,保留了《重编》原来的定稿时间。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说明》有关译本部分的说明文字,其初稿显然就是《中华大藏经目录初分草稿说明》。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说明》后面所题“1963年1月”,至多只能代表《初分草稿说明》的定稿时间,因为有份新发现的材料显示中国撰述部分目录的编成和说明的撰写肯定不是在1963年1月,而是在同年8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分经藏、律藏、论藏、密藏和撰述五大类,前四类收译本,后一类收中国撰述。遭到周叔迦和巨赞反对的《中华大藏经目录初分草稿》,只是译本部分(初分)的草目,没有包括中国撰述部分(后分)的目录。上引1963年11月18日汤用彤信中曾提到“听说关于中国撰述部分的目录,吕先生亦已脱稿,最好一并发表”,可见中国撰述部分的目录稿当时已经编成。这份目录稿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就是北京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藏吕澂编《〈中华大藏经〉目录(后分草稿)》(油印本)。在这份草目的前面,有吕澂写于1963年8月的《中华大藏经目录(后分草稿)说明》,一共6条,内容和文字大同于《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说明》第11到16条。现将《〈中华大藏经〉目录(后分草稿)说明》这份珍贵的学术史料整理刊出,供研究中国哲学史、佛学史尤其是吕澂佛学思想的学者参考。
附:
《中华大藏经》目录(后分草稿)说明
1.本稿为《中华大藏经》内第五撰述类之目录,所载以中国撰述为主;高丽、新罗学人之作在中国流行者亦酌量收入。
2 .本稿依撰述体裁区分为章疏、论著、语录(拈古、颂古、评唱等附)、纂集、史传(地志等附)、音义(悉昙、法数等附)、目录(提要等附)、杂撰(护教、忏仪等附)八部。章疏部又分为经疏、律疏、论疏、义章四目;论著部又分为三论宗、天台宗、慈恩宗、贤首宗、律宗、禅宗、净土教、三阶教八目。
3.各部撰述中现存唐代以前诸作除残缺过甚及不大重要者外,尽量编入。其出唐代以后者则择要著录。至于日本所传唐人有关密教杂撰,来历多有问题,今暂从删除,俟后补订。
4.各种注疏皆依所释之书载于本目录初分草稿之次序编录,同一撰述之有关诸作则汇列一处以便阅者。
5.撰述年代可考者皆注出(兼注公元),无考者择要附注作者生卒年代备考(此但于作者名字初见之处加注,次后从略)。其书作者如有疑问,则加(?)号以为区别。
6.本稿各书衔接目录初分草稿编号,以便检索。(初分草稿编号至1482为止,但其中1108、1241两书重出应删,又疑伪及外论应加编24号,故本稿编号从1505开始。)
吕澂 196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