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哲明：吴湖帆代表标准的民国趣味

原标题：汤哲明：吴湖帆代表标准的民国趣味

吴湖帆成名作《云表奇峰》(1936)。

名师出高徒

南都：这个展览的主题是“梅景书屋师生画展”，请为我们介绍“梅景书屋”的弟子及其成就。

汤哲明：吴湖帆先生的斋名叫做梅景书屋，梅景书屋的弟子是近现代绘画画史上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由于美术学院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新生事物，传统中国画在美术学院里的教学，始终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回过头看近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些大艺术家，他们的教学，可以对我们有所助益。吴湖帆先生的弟子成就高的非常多。不光有画画的，也有搞鉴定，也有搞收藏的，不但从事创作，更从事学术。这一点，是我们美术学院在中国画教学上梦想的一个境界。

吴湖帆的教学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有些学生擅长画山水，有的擅长画花鸟，有的擅长画人物，有的擅长搞鉴赏，有的擅长搞美术史。可以说，他的学生专业各种各样，从事绘画，风格也各种各样。近代非常著名的画家陆抑非先生是他的弟子，他是花鸟画的一代大家。俞子才先生画风比较靠近吴湖帆，也能够自出面目，形成新风格。包括像朱梅邨、张守成，他们都是得到了吴湖帆的某一种风格，然后推而广之，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语言。近现代绘画史上非常出名的陆俨少先生，也受到吴湖帆先生的影响，可以说是他半个学生。还有近些年非常有名的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程十发先生，他也是受到过吴湖帆的指导，长期在吴湖帆先生身边问学。

吴湖帆门下还走出了近现代非常出名的两位鉴定大师，一位是后来客居美国的王季迁先生，华人界的第一大收藏家。他的大量藏品现在也被收进了美国的著名博物馆。另一位鉴定界的巨擘徐邦达先生。徐邦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鉴定，不画画。但我们从这次展览可以了解到，徐邦达先生当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画家。徐邦达先生模仿四王、吴恽的作品，包括后面的文徵明、沈周，完全可以做到乱真。正是因为这么强的模仿能力，他才能够对古画的真伪做出非常精准的判断。

南都：除了绘画和教育之外，吴湖帆还是一位大鉴定家和大收藏家。他在这两方面有过什么贡献？

汤哲明：吴湖帆的鉴定功力极深，尤其是元以后的画，包括到南宋和清代的画，在市场上，但凡吴湖帆题过的，就能卖大价钱。这说明了大家对他的鉴定的认可程度。尤其他对四王吴恽的鉴定，熟到骨子里头。徐邦达在这方面是得他真传的。对四王吴恽的鉴定，不仅是真伪，而且过去这张画是谁仿的，是王翚的哪个弟子仿的，他都能搞清楚。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澂，是清朝的尚书，相当于副总理。吴大澂一介文人，甲午海战的时候请缨去打仗，结果惨败。退休以后到南方，成为东南一带的意见领袖，吴昌硕是他的门客。吴昌硕曾经跟他一起到东北去打过仗。吴昌硕是写篆书出名的，就是因为写篆书，才把篆书融化到画里去。提倡篆书、研究篆书，领袖其实是吴大澂。所以他们会走到一路去。吴大澂收藏富庶，见解也非常深，很有学术地位。只是无论吴湖帆也好，吴大澂也好，我们在1949年以后是不提倡的，是贬斥的，因为是封建士大夫阶层嘛。

在1949年以前，上海的画坛是全国的高地，吴湖帆是这个地方的领袖。原本是一代巨星，可是1949年以后，马上就沉寂下去。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客观上北京成为文艺高地了，北京画家就大红了。而且要看出身，那时候大红的齐白石、徐悲鸿就是出身很好。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宣传。我小时候，连脸盆里都印着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

民国趣味与共和国趣味

南都：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画坛的影响力要大于京津画坛？

汤哲明：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的影响远远大于北京。实质上这里边是两种趣味，吴湖帆代表的是标准的民国趣味，徐悲鸿他们开启的是共和国趣味。新中国成立以前，上海不仅是绘画，而且是影视、文学、音乐的重镇。那时候北京只是一个古都，不是商业中心。解放以前是商品化时代，文化艺术依托于商业，所以出版、影视、电影……全在上海。上海的画家不是上海本地人，都是全国各地涌过来卖画的。整个民国的画家，上海的人数保守估计占了七成，北京数得上的画家也就是四五十个，而上海的画家上千。吴湖帆和徐悲鸿以及后来的黄胄，实质上是两个时代的趣味。

我曾经写文章，给他的山水起过一个怪名字，叫“摩登山水”。你看他的画是有摩登气息的。什么是摩登呢，就是西方化的色彩韵味，结合传统的士大夫气息，这就是摩登。我们现在尽管灯红酒绿，但不能叫摩登。那个时代的文人，文化自信很强。他接受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也很看重自己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崇洋，这就是“文革”造成的，破四旧，把自己的文脉打掉了。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民国情怀，为什么怀念民国？现在接触的西方文明，比民国时代是更进一步了，我们失去的却是我们自己的传统。

吴湖帆的山水画，是现代人很接受的风格。明清画完全是水墨的，这种珠圆玉润、珠光宝气的色彩，在明清是看不到的。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趣味，非常适合当时中产以上市民阶层的口味，与当时上海霓虹灯的环境非常匹配。但是他把传统文人画好的笔墨精髓保留下来了，与西方文化平等自信地交融。而我们现在面对西方文化是卑躬屈膝的。

与张大千惺惺相惜

南都：美术史上有一件轶事，吴湖帆买到一张梁楷画的猿猴，结果这张画是张大千仿的。吴湖帆和张大千两人的私交如何？

汤哲明：对，那是南宋梁楷画的一张猿猴，很生动精致，但是张大千临摹的。张大千没有跟吴湖帆直说，只说这张画不太好，你再看看。因为顾忌对方面子，不好讲的。但吴湖帆很自信，不信是假的。后来张大千请吴湖帆到家里玩，又画了一张一模一样的猿猴。吴湖帆一看，知道上当了。回去他在那张猿猴上题了很多字，说这幅画是梁楷的大精品，杀我头我也不卖。结果价格翻了五倍卖出去了。

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趣味相近，都是学古画的。打个比方，吴湖帆是“坐商”，张大千是“行商”。一个是开个店坐在那里等顾客上门的，一个是走街串巷去做生意的。这个主要是因为吴湖帆家里出身好，他是贵族家庭，朝南坐的，爱理不理，家里也有钱。张大千出身相对贫寒，他的艺术人生完全是自己走出来的。吴湖帆的气格更高贵一点，张大千更能够和世俗相结合，比较圆融，比较会做人。搞古画也是，张大千为了一张古画能跑遍半个中国，吴湖帆永远是等人上门的。他的家庭环境决定了他的老爷派、贵族气。张大千比较善于和人交往。在处事上，吴湖帆更高贵，张大千更聪明。

张大千一看1949年变天了，赶紧跑国外去。吴湖帆别人劝他留下来，他就留下来，结果被弄死了。这两个人也是惺惺相惜。吴湖帆的日记里面，上海的所有画家都不放在眼里，只有张大千他是佩服的。而张大千当时已经名满天下，跟毕加索见面，影响已经大过吴湖帆，但人家采访他，说画山水你最佩服谁？他说，就是最佩服吴湖帆。因为张大千的画，从北派走出来，他画的人物线条很爽利，线条非常长，这是吴湖帆做不到的。但是吴湖帆是从南派上去的，这种温润的东西，张大千做不到。所以两个学的东西虽然相似，都是往宋元去靠，但张大千偏唐，吴湖帆偏元，唐宋的缺点正好是元朝的长处。宋画的好处是写实，刻画深入，元画就是在宋画的基础上，把它的写实和刻画深入扔掉一点，但讲究笔墨的温润和变化。这两者，你要这个就要不了那个。你要刻画深入，笔墨的这种味道就出不来。张大千在刻画深入之后，也想追求温润的韵味。而刻画深入，又恰好是吴湖帆所缺乏的。张大千讲过，画人物，你说我第一，我也就认了。但说画山水我第一，有吴湖帆在，我不敢说这句话。

他们在鉴定上都达到了非常高的层级，所以他们能够交流。比他们之下的，他们看不上。最多当时能跟他们相提并论的就是溥心畬。溥心畬是帝王之家出身，格调很高，他是文人画趣味，画得都小，线条活，画面的气很清冷很清冷，这也不是常人能企及的。

徐邦达：梅景高足

“梅景书屋”是吴湖帆的斋名。吴湖帆从民国年间开始授徒，王季迁、徐邦达、朱梅邨、陆抑非、张守成等都是“梅景书屋”的入室弟子。策展人徐涵明认为：“吴湖帆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美术教育家，很多美术史研究都忽略了这一点。他的弟子中，不仅有山水画家俞子才，花鸟画家张守成，人物画画家朱梅邨，还有两位世界级的鉴定家：王季迁和徐邦达。”

徐邦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鉴定界的巨擘，不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极致工巧的画家。展厅里有一幅小巧的《仿董其昌峒关蒲雪图》，是徐邦达所作的一张色彩清新的青绿山水。徐邦达这张画是从董其昌的作品转化而来，但又接受了宋人重彩团扇山水的影响。“他是学董其昌，但又突破了董其昌，学了更高古的宋人的重彩设色。”山势崎岖，山色明丽，褐红的山石和晶莹的白雪交相辉映，境界悠远清旷。

“我们从这件作品可以了解到，徐邦达先生当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画家。徐邦达先生模仿四王吴恽的作品，包括后面的文徵明、沈周，完全可以做到乱真。正是因为这么强的模仿能力，所以他能够对古画的真伪做出非常精准的判断。”汤哲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