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烈士认定之路

原标题：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烈士认定之路

冯占海所率的吉林抗日救国军，在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中最有名声。

1933年，吉林抗日救国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3军，成了“国民党的队伍”，却因杂牌军出身受到嫡系部队排挤，解放后也成了63军的历史问题。

“63军是悲壮的。”我省党史研究者李经说。

“你不是他中央军的人！”

“冯占海的部队，从黑龙江佳木斯打到武汉保卫战，还打到广东。14年抗战，这支部队一直没落下。”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谭译说。

冯占海，辽宁义县人，1899年生，出身贫苦，18岁投奔在沈阳任奉军师长的姨夫张作相，获提携而迅速升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冯占海是吉林卫队团团长，三次拒绝诱降，9月28日举兵抗日。

1932年1月，冯占海部官兵们参加哈尔滨保卫战。日军疯狂轰炸下，哈尔滨很快失守。2月，卫队团收编著名土匪首领宫长海﹑姚秉乾等队伍，三人在冯占海提议下拜了把子。

6月初，部队改称吉林抗日救国军，进攻哈尔滨但遭失败，向南转进。9月，部队被日军重点围剿，孤军作战，弹药匮乏。12月，经3000里转战，吉林抗日救国军抵达热河省开鲁，月底夜袭并重创日军阿部联队。1933年1月，被张学良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3军，随即参加热河抗战。

但是4个月后，冯占海又率部加入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第四路总指挥。冯玉祥是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于5月26日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因此，6月中旬，冯占海部粮饷被蒋介石政府断绝。

1934年2月，弹尽粮绝的冯占海为了补充粮饷，又接受了何应钦的改编条件，回到国民党队伍，但此时的冯占海已经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何应钦令冯占海将土匪出身的宫长海﹑姚秉乾二位旅长清除出军，否则停发粮饷，冯占海无奈同意了。

1936年，63军缩编为91师，于1938年8月参加武汉会战。10月，旅长王锡山在万家岭战役中殉国，全师伤亡近万名官兵，冯占海战后离军出走。

“为什么不和弟兄们继续抗日？”冯占海在7年后告诉偶遇的部下韩声涛：“明摆着歧视，明摆着不公平，因为你不是他中央军的人！我从东北带出来2万多人马，我对不住弟兄们。”

“认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非法”抗战转为“合法”抗战，“这些人确实是烈士。”谭译说。

解放之后，冯占海受周恩来之请返回吉林省任省体委主任，在他的努力证实下，一些部下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其中包括辽宁凤城人王锡山。今年9月1日，我国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有王锡山。

但还有很多人的烈士称号未能申请下来。

1980年8月13日，领导人批示同意东北三省史学工作者进行《抗联史》研究，东北三省的省委副书记亲自挂帅，辽宁省挂帅的是省委常务书记李荒，第一书记郭峰也非常关注。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抗联的前身，谭译从1980年开始研究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是东北三省义勇军研究的负责人，辽宁的研究团队包括辽宁社科院院长陈放、谭译、李经等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拨研究党史和东北义勇军史的人。”李经说。

党史专家们肯定义勇军的功绩后，给中央写了报告。随后民政部下发了（1985）41号文件：“关于抗日义勇军对敌作战伤亡人员褒恤问题的批复。第一条：对参加抗日战争，确因对敌作战牺牲（包括对敌作战负伤后，一年内因伤口复发死亡者），被敌捕杀，在监狱中受折磨致死的抗日义勇军官兵，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文件下发后，30多位曾被民政部拒绝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家属找到谭译，请求他帮助确认烈士身份和抗日事迹，专家们和东北三省的民政部门打了招呼，“其中大部分被追认烈士了。”谭译说，但是也有几位家属找他来办，到现在还没办成。

谭译口中的办，就是为牺牲的抗日将士写战史事迹研究材料，家属以此为依据申报烈士，“我虽然不是历史当事人，但我是历史研究者，我能出这个证。”在找他“办事”的家属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胡宝山的女儿李波，李波找了很多人都办不成，最后找到谭译。谭译经过细致考证之后发现胡宝山曾经接应过冯占海，并写就了《胡宝山烈士事迹钩沉》，“我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家属能够得到烈士家属的名分。”最后是否申报成功，谭译并不知晓，但他坚信胡宝山是一位烈士，是不能忘记的无名英雄。

辽西著名抗日将领、沈阳人耿继周的儿子，根据辽宁党史专家们的考证成功申报。

但不是所有烈士申报都能够成功，申报烈士的条件和内容非常严格，最难办的是提供证明人，特别是在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烈士，由于单线联系，死无证明的不在少数。

遇到这种情况，谭译等专家就去找郭峰，“这是认定义勇军烈士的难点，所以很多人没有申报上，申报上的是极少数。”

“认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问题的认定就比较早，对具体人物的了解和考证，要调查、澄清、摘除。”李经说，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具体行为要具体地分析，其中有些特殊群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态度，有不同的军事行为和经济行为，“例如马占山，他抗日了，后来又成了日伪政府的座上宾，但最后回到人民的怀抱。”

“历史反革命”的摘帽

辽宁党史专家们除了为牺牲的义勇军申报烈士，还为活着的义勇军“摘帽”。解放后，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来的“国民党部队”身份，不少将士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谭译1987年出版了《义勇军人物志》，对于其中入选的将士代表，时任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变节，不能有错误。即使如此，当时大部分人物还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义勇军某部司令郭景山就是一位“历史反革命”，专家们找到他时，他正在沈阳大南门卖花，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卖花司令”。辽宁党史专家们的寻访和考证，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郭景山被摘了帽。

贾奉三是跟随冯占海打响抗战第一枪的老部下，解放后在沈阳市和平区某酱园当会计，也没能逃脱“历史反革命”的命运。谭译曾看到贾奉三讲述冯占海抗战的故事，是从敌伪档案中找到的。

档案中，贾奉三写道：我在东北参加抗日，参加过热河抗战、察绥抗战、永定河抗战、武汉会战，至少1931~1939年我抗日的历史，应该被记上。档案的结论却写着：他是蒋匪的上校。

冯占海的墓地也有同样遭遇，冯占海1963年9月14日去世，按照他的遗愿，埋在起义地吉林北山。立碑时，当地曾纠结署名的问题，对于国民党将领，这种事情没有先例。

“文革”中，这块没有政府署名的碑和墓遭到破坏。1984年5月，冯占海将军墓被全面修复。2010年，墓地再次被毁，在全国引起大哗，后来吉林省人民政府把墓地搬迁到北山公园内高标准重新修建。

“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情况，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回头来看这个问题，不能用哪一个时期的政治理念去研究历史，我们要公正地、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去看。”谭译说。

华商晨报 华商响网主任记者 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