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祺祥年款的历书

原标题：带祺祥年款的历书

《大清祺祥元年岁次壬戌时宪书》，刻本一册，钤“钦天监发宪书之记”。

●失书记之六

韦力 收藏家，北京

咸丰十一年，即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由他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定年号为祺祥。因为载淳年纪尚小，咸丰临死前任命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载淳，并且将自己的两枚御印“御赏”和“同道堂”，分赐给皇后和懿贵妃，同时，规定新皇帝所颁发的诏书，都要钤这两枚印，方才生效。载淳即位后，将先帝皇后钮祜禄氏封为慈安太后，同时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慈禧提出两宫垂帘听政，受到八大臣抵制，于是，两宫利用恭亲王奕，除掉了八大臣，最终实行了垂帘听政，这段历史被称为辛酉政变。

咸丰帝去世的时期是1861年8月22日，到9月3日改年号为祺祥，11月2日发生了辛酉政变，到11月7日下诏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并且规定这个年号从第二年开始实行，祺祥年号的实际使用时间仅两个多月，故而该祺祥年号的物品留下来极为罕见。在拍卖会上，我仅见到过几枚祺祥年号的铜钱，余外，我从资料上知道，台湾嘉义县新港乡板头村长天宫藏有一块木匾，木匾的落款是“祺祥元年壬戌置”。祺祥年号仅用了两个多月，没想到，离京城如此之远的台湾，却尊奉此号，也许是那个时代交通信息很不使得，北京已经改元，而台湾得到的信息太晚之故吧。

带祺祥年款的书，我没有见到过，但是，祺祥年的历书却曾经先后出现过三本。其实带祺祥年款的历书也是极珍罕之物，我看到过三本并不是因为它流传较多，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书运所至而已。傅增湘先生曾在一篇跋语中提到过他也藏有该书，他在跋语中说：“余旧藏清朝日历凡四册，其乾隆六十三年一册为高宗授政后，仁宗为特刊旧纪元百册，颁行宫中，以娱太上皇者，别有文以记之。此三册一为顺治三年，一为祺祥元年，一为同治十一年。同治壬申一册本无足贵，特以我生之初而存之。祺祥一册以壬戌两宫垂帘，撤去已颁之纪元，关于史事殊巨。且当时外省多已追回，故存者颇尠。”藏园老人藏的四册历书，其中一册则是祺祥元年，而所藏同治壬申的一册，他认为并不是这年特殊，而是对他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他出生的那一年，藏园老人说，祺祥历书少的原因是因为已颁发到外省的大多被追回去了，以藏园先生的眼界之富，他说祺祥历书如此稀罕，那一定将是难得之物。

我对祺祥历书较为关注，也是因为读了傅增湘先生的这段跋语，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一册。天遂我愿，乙酉年春日，仅海王村就出现了两册祺祥年的历书，这两册历书一种是用毛边纸所印，另一种是用连史纸，尤为奇怪的是两册历书的月令干支有区别，于是，我将两书一并买下，同时拥有两册稀见的历书，很是高兴了几日。

当年的秋天，海王村竟然又出现了一册祺祥历书，这册历书从开本上比我所得的两册都要小一些。我之所藏两册的版框，一册是四周双边，一册是四周单边，而见到的这第三册，虽也是四周双边，则版框尺寸则是15.5×10厘米，而我所藏的两册，一册是28.9×17厘米，一册是18.6×13.5厘米，故肯定跟我所得的两册不同。尤为难得的是这第三册的首页还钤有钦天监印。藏园老人的跋语中曾说：“但祺祥历未钤监印，当是印而未及颁行者耳。”他认为该书因为没有发行，所以没有钤印，但此册历书确实钤有钦天监的官印，故我很希望能够将该册历书一并收之。然而拍卖之时，和宏明先生坐到我旁边，说他已经注意到我买到过两件了，这一件希望能让给他，这个要求让我很无奈，本想跟他解释此件与那两件的不同之处，但想来想去，自己的这个说法，颇有贪心之感，于是，只好忍痛相让。该书起拍价仅2000元，他举到4800元就拍了下来。以我个人的经验，自己买某书，能捡到便宜的概率很低，反是让给别人，而别人拍得者，则大多低于我的心理预期，看来莫菲定律在书界也起作用。失去了的这一册，使我每当想起它，都有给和宏明兄打电话的欲望，真想让他再让给我，以我的性格，得不到的都是好的，也许他把这册真给了我，我又会得蜀忘陇地惦记着其它书。

沈津先生曾写过一篇博客，题目就叫《清代时宪书》，他在文中提到：“祺祥元年的时宪书，如今传世也仅有六册而已，其中有二册为套印本，藏北京天文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另四册为刻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三册)、上海图书馆。”他所提到的六册，肯定没有包括我所见过的这三册，并且我得到的两册中，其中一册就是套印本，而我没有得到的那一册，钤有钦天监印者，应该更为稀罕。不知道沈先生所提到的那六册公藏祺祥历书，是否也钤有这方印，待其得空时再向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