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娼者和他们面临的时代
原标题：嫖娼者和他们面临的时代
找到说话者和性相关的丑闻是让一个人的主张和言论失效的最好方式。即使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嫖娼所带来的管束作用也仍然会在长时间内有效。嫖娼被公开会让当事人在公众面前失去威信和自身的影响力。和普通人相比，“名人”更难抵御“示众”这种杀伤力。
本刊记者| 高诗朦
导演王全安没有回复友人在9月8日中秋节当天发给他的短信。
这位中国第六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已经失去联系10多天，9月15日，王全安被曝因嫖娼被抓成为各大娱乐媒体的头条人物。
北京市公安局的微博@平安北京给了王全安的行踪一个交代：
根据举报，民警在本市东城区某小区一单元楼内将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王某某（男，48岁，陕西省人，电影导演）、吕某某（女，31岁，黑龙江省人）当场抓获，二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没有出现名字，但是王某某、48岁、陕西省人、电影导演已经足以定位王全安了。尽管职业、籍贯和年龄都有流出，这和4个月前对黄海波指名道姓的示众相比，已经颇有进步：“5月15日18时许，北京警方根据群众举报，在北京工大建国饭店将正在嫖娼的黄海波(男，38岁，演员)当场抓获。”
被称为“国民老公”、“国民女婿”的演员黄海波被决定“收容教育”，为期6个月，至今还没获得自由。
尽管嫖娼本身并不属于犯罪行为，只是一种行政处罚，但6个月的收容教育已经超过了很多轻微刑事犯罪的惩罚力度。
处罚黄海波的法律依据来自于《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这条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卖淫嫖娼的决定》制定的办法当中提到：“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收容教育期为六个月至两年。”黄海波的半年仅仅是一个“起步价”，但失去6个月的自由已经足以让经历过的人“再也不敢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收容教育之外，还有罚款，以及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丢工作”是收容教育最关键的杀伤力，对于大多数有工作的人来说，十五日的拘留可以通过请年假或者找几个借口对付过去，长达半年的收容教育让大家都没办法跟雇主解释。
收容教育早在1993年就已经存在，但真正收紧起来还是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以薛蛮子被拘为标志，北京警方在对名人的涉毒涉黄上加强了力度。
和普通人相比，“名人”更难抵御“示众”这种杀伤力。演员可能会失去广告合同，导演和演员都可能被广电总局封杀，这种行业内的惩处可能长达数年，即使是薛蛮子这样的投资人，也会因为影响力的下降而损失个人的商业价值。
王全安可能面临着和薛蛮子类似的麻烦，@平安北京透露的细节可能意味着他真正的牢狱之灾：王某某于8、9、10日连续三次嫖娼，其中9日他同时与两名女子进行卖淫嫖娼活动。
在中国的刑法当中，这可能涉嫌“聚众淫乱罪”。
示众作为一个政策
瑞典、法国扫黄模式的关键就是严打嫖客，没有比用名人教育更合适的了
在@平安北京发布的长微博中披露，王全安通过电话招嫖，9月10日，他在位于北京东二环的工作室中进行嫖娼活动时被抓获，嫖资800元。
尽管警方提到了线索为“群众举报”，但对卖淫女电话实施监控，往往成为各地警方顺藤摸瓜找到嫖客的办法。
“很惋惜”，演员孔琳在回应王全安嫖娼事件时说。王全安执导的电影《图雅的婚事》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获得过同一奖项的中国导演作品只有张艺谋的《红高粱》、谢飞的《香魂女》、李安的《喜宴》和刁亦男的《白日焰火》。
一线导演，人缘也不差。很多人对这位陕西籍导演持正面评价。在他被抓几天之后，网络上传出他被中国导演协会除名的消息，目前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官方确认。
演员黄海波嫖娼的新闻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挂在各大网站的显著位置，警方似乎并不介意媒体相继曝光嫖娼细节，而一些听着非常狗血的细节也无碍流出。
黄海波主演的《媳妇的美好时代》曾经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非洲访问时提到过，这部讨论中国青年婚姻、家庭压力和婆媳关系的电视剧因此在成为娱乐头条后时隔几年又占据时事版的头条。
被加了斯瓦西里语配音的《媳妇的美好时代》输出非洲，让黄海波成为跨越肤色和洲际的电视剧演员，但今年，在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的入围名单中没有黄海波，他本是该电视节视帝的热门人选。
这样一位显赫的、受到庙堂和民间双重宠爱的演员在事发时也难逃处罚。同样的，半开玩笑的支持也被官方媒体批评。
新华网曾针对支持黄海波的声音评论：“这种‘叫好’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其结果只会拉低社会道德门槛，模糊社会底线，对社会公平正义毫无益处，只会徒增社会的负能量。”
6月8日23时27分，黄海波委托工作人员在微博中发布道歉函，称自己愿意接受处理，一心改过。一张黄海波穿着囚服量身高的照片流传在网络上，照片中，黄看起来情绪不高。
根据《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被收容教育人员对收容教育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黄海波表示不诉讼不复议，这位被许多中老年女性喜爱的“国民女婿”期待用诚恳的认错态度来息事宁人。各种艺人名流的经历显示，这种态度也是让事情尽快过去的最好办法。
2013年，天使投资人、“网络大V”、美籍华人薛蛮子因嫖娼和涉嫌“聚众淫乱”被刑拘；2006年，香港艺人杜德伟召妓被拍，卷入嫖娼丑闻；美国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被指多次从好莱坞的一个著名老鸨米歇尔·布劳恩那里找小姐，2006年到2007年之间，老虎伍兹通过该老鸨寻找妓女6次，一共涉及4个应召女。
取保候审后，薛蛮子在微博上跟公众道歉：“这是我一生跌得最大的一个跟头，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教训。因为我的不自律和过错，给我的家人带来了无可弥补的创伤，在此我真心向妻子及家人道歉。同时我也诚心诚意给我的粉丝朋友们鞠个躬，说一声对不起，老汉辜负你们了。”
警方消息和新闻媒体对嫖娼事件的细节展示甚至到了年纪、身高、嫖娼频率的地步，这让接受惩处的当事人更加尴尬。
“过去很少有一个人因为嫖娼上了新闻的，太反常了，感觉被当作娱乐八卦了，羞辱他们，臭他们，这不是严肃搞新闻的态度。这应该属于私德的问题，对妻子不忠。私德不好，不是国家要管的事。你要求每个公众人物都得是私德模范吗？”社会学家李银河对《博客天下》说。
嫖娼者和失能者
一个人在性的方面如果不清不白，他主张的一切也将受到影响，而曝出嫖娼，是所有的性丑闻当中最有力的一种，对方无法托词于“真爱”
找到说话者和性相关的丑闻是让一个人的主张和言论失效的最好方式。即使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嫖娼所带来的管束作用也仍然会在长时间内有效。嫖娼被公开会让当事人在公众面前失去威信和自身的影响力。
在聚众淫乱被拘留之前，薛蛮子每天从清晨5、6点钟更新微博到深夜，对有争议性问题发表看法时，薛会在微博末尾争取网友的认同：“你们支持老汉吗？”
他将自己从前的网络影响力比喻为“像皇帝批奏折”，“每天早上一打开微博，就像批阅文件一样回复别人发给自己的信息”，“比如我直接‘批’给某省政府，当天下午就有回复，你说像不像皇上批阅奏折的感觉。”
与此产生极大对比的是他在重新回到网络生活后的沉默。薛蛮子被刑拘后，曾穿着囚服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他头发花白，满脸疲惫地向镜头做出忏悔，谈论自己“染上了恶习”。这段长达3分钟的新闻，让薛蛮子苦心经营的微博大V形象彻底崩塌。
4月19日，薛蛮子取保候审后发布的2131条微博中，除了中秋等节日期间发布祝福微博，薛蛮子没有发布一条对社会热点问题表达自己观点的原创微博。他的2000多条更新的微博，几乎全都是转发内容，大多与投资行业相关。以前他密切参与的微博打拐事业，现在也只是偶尔转发一条寻人信息，不多加评论。
另一位卷入嫖娼丑闻的是浙江东阳的吴永正，他的女儿吴英因为非法集资案被判处死缓。7月30日吴永正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东阳市公安局刑拘。在他被取保候审的前一天，有媒体曝出他曾长期有嫖娼行为，与两名女子保持性交易关系。
吴永正不承认自己存在嫖娼行为，“那就是情人关系”，他告诉《博客天下》。
在吴英案代理人蔺文财的眼中，60岁的吴永正给人非常正派的形象。“我和他认识这么长时间，没听到他接过一个暧昧的电话。”蔺文财对《博客天下》说，“他在女儿面前，在当地人面前，都保持很正面的形象。”
吴永正8年来积攒了4大箱子材料，救回了女儿吴英的命。他常说，如果不是始终坚持申诉，“吴英现在就是骨灰了。”
“他在东阳喜欢去一个广场上看人家打牌，到了广场，就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吴英的爸爸！’”吴永正很享受别人向他投来的敬佩的目光。曾出版《吴英：亿万富姐的罪与罚》一书的媒体人万茵告诉《博客天下》。
“嫖娼”的指控出现后，吴永正很少再去广场，这几天，他已经搬回到东阳乡下的老家住。东阳市公安局对媒体公布的嫖娼信息中包括“自2008年到2014年的嫖资达20万元”，吴永正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说自己没有签字。
吴永正说选择暂时保持沉默，是“缓兵之计”，“等待合适的时机”。万茵认为嫖娼这个说法让吴永正觉得“很没面子”。
“（各地方）对卖淫嫖娼执行尺度不一，浙江东阳警方揪出吴永正几年前嫖娼的旧事，还暂缓执行处罚；北京警方对卖淫嫖娼人员，在执行完行政拘留后，一般来说大都会收容教育，黄海波就是如此。”参与吴英案的律师王永杰告诉《博客天下》。
卷入嫖娼给涉事人来带的压力还来自于家庭关系的瓦解。
吴永正不愿多谈妻子的反应，吴英妹妹吴玲玲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不敢相信吴永正嫖娼的消息。“这可能会阻断吴英家人对吴永正的支持。”吴英的代理人蔺文财说。
当然有人的观点是，所有的代价都是嫖娼者咎由自取，但是有些声音则认为，嫖娼没有这么严重的社会危害，不应该让人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让嫖客高代价的思路，源自于瑞典对待嫖娼的方式，在过去，瑞典和大多数性交易非法的国家一样，主要对妓女下手打击，但是该国政府发现效果不佳。
最后的方案是对嫖客的重罚，这一举措出现后，当地妓女人数大幅度下降，更多的瑞典男性选择出国购买性服务。法国也在努力学习瑞典，对嫖客加以重罚。
中国过去的很多原则因地区而异，但大多数是处罚卖淫者，执行劳教，而嫖客则往往用拘留等方式替代，但是会有一笔罚款。
大部分普通人都相信嫖娼被抓可以通过“托人捞人”避免处罚，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些岁月里，这个规则也确实有效。大批“爸！我因嫖娼被拘……请把钱打给刘警官”的诈骗短信能够骗来钱，也代表了中国民间对这类事情的通俗认识。
扯进政治中的性
面对政治对手，正面进攻公德，背面攻击私德
嫖娼可以引发公众对于名人的道德审判，这使得嫖娼常常作为政治斗争中打倒对方的政治手段。
被提交到公共领域的“性”往往本身就是政治，比如“生活作风糜烂”、“与多名女性发生并保持不正当关系”等表达。
用嫖娼污名手段打压政敌常常出现在西方的政治斗争中。
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起美国民权运动，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这使得他成为FBI的监控对象。
FBI对金实行监控监听，意外发现这位人权斗士的个人癖好——嫖娼。FBI表示发现金在每次巡回演讲的空闲时间会召妓，甚至同时召2个以上的妓女滥交。金的同事拉尔夫·阿伯内亚证实了金糜烂的私生活，金的传记作者也披露过他的通奸行为。
金的性爱录音带被寄送到美国媒体、民权运动资助者，以及金的妻子。录音带给金的家庭带来困扰，但美国媒体却没有成为FBI扳倒金的工具，他们拒绝发表这些资料，认为性丑闻与金领导的黑人民权事业无关。尽管如此，金不检点的私生活始终是反对者的攻击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认为，“性”卷入西方政治斗争的方式也传入了中国。他在博客中写道：“当权者常常非要把性扯进政治不可。其方法主要有二。首先是把性当作攻击政敌的法宝。”
“更加隐秘的第二个方法是，把性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让它服从于革命的大目标。”潘绥铭写道，“战争时期，党的军队为什么格外严厉地禁止与老百姓的性行为？在过去的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村里人自己有乱搞的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如果‘外人’来村里搞女人，那么农民就会群起而攻之。因为农民最后的私产就是自己的女人。换句话说，农民不是因为你的理想多么好才跟你走的，而是因为你首先是一个好人，才会相信你跟随你的。性的‘正经’，就是好人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这其实也是革命成功的主要保障之一。任何一个党员的性，就都不再是个人私事，而是关乎党的正确性与感召力的重大政治问题。”
嫖娼这种污名手段曾被滥用于法庭上。重庆“唱红打黑”中获刑的律师李庄在法庭上被公诉人指其有嫖娼行为，这是交换证据环节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指控。
“我非常气愤，我问他，你说我嫖娼，我嫖谁了？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同学？”李庄向《博客天下》回忆起当时在法庭上对峙的情景，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人跟李庄询问过关于嫖娼的任何信息，李庄听到公诉人的指控时非常震惊。
后来，网上出现了一张李庄裹着浴巾被送往警车的照片，后来被证实那是张PS合成图，原图是北京公安在一家洗浴中心处理打架斗殴事件的照片，李庄的脸被合成到照片中的一名男子身上。
“当时我全身心都集中在与公诉人的辩论中，嫖娼我没干过，我也没怎么担心。”李庄说。
有关于李庄嫖娼的传言曾在网络上炒过几轮，李庄应对的办法是掌握主动权。“我经常把那张PS的照片发到微博上，我自己先说。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
在古代，用妓女做证来攀诬政敌是常见的方式，甚至于大儒也不能免俗。理学家朱熹企图利用营妓严蕊来诋毁唐仲永。
北宋时，王安石听说杭州祖无择与官妓薛希焘私通。尽管事后证明查无实据，但祖无择仍然被贬职，薛希焘则被鞭笞至死。
因为嫖娼这一指针长期在“合法不合道德”、“对某些身份不合法”、“不合法”三个阶段之间摇摆，这使得在很多朝代它成了指控对手的一种方式。
但是不同的朝代和不同的干部考评标准，对干部的嫖娼的态度也颇有不同。唐朝的进士科考的是诗词，比拼的是才情，而到了宋代中期，考察标准成为道德文章，才对个人作风问题越卡越严。学者陈寅恪论述称： 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 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宋初太学生与妓女亦多往来， 至有学舍燕集必点妓之说。
风流才子杜牧与妓女暧昧不清，但这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后来仍官至中书舍人。词人柳永遍游妓馆，为艺妓填词，盛名远扬。但他的仕途不算如意，自嘲为奉旨填词， 仅官至屯田员外郎， 位列从六品， 且宋史不具其传。
宋朝对妓女的打击也源自他们对节俭和反腐的态度。
仁宗庆历元年(1041)起，仅规定臣僚在宴席场合不得有妓女侍应。仁宗以后进一步变化，嘉祐以前，只有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所有在政府担任职务的官员在任何场合都不得与妓女有染。
南宋时，皇帝进一步颁布敕令：守令劝农不得辄用妓乐，宴集宾客，如有犯者，获一年狱刑。此后的历朝历代，狎妓都不再是能够拿到明面上的事了。
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逐渐承认了“性是私事，与政治无关”这一点，因此才允许性的私人空间（双方自愿、私下进行，就不违法）的出现，此前的严打中，出现过跳贴面舞和婚外性行为被劳教或者判刑的情况。但是卖淫和嫖娼一直都是被打击的非法行为，强迫卖淫、组织介绍卖淫和嫖宿幼女等行为则是触犯刑律的行为。
在内地法律界一度有严办“倡议嫖娼”者的主张，认为可以比照介绍卖淫罪来考虑量刑，但是这种判定有难度，而且倡议嫖娼者并不像介绍卖淫者那样从中抽取佣金。
香港的禁娼令推行后，衍生出一种叫“一楼一凤”的半公开的色情经营方式，因一个住宅单位内只有一名妓女而得名。据香港法例第200章117条；任何处所由超过二人主要用以卖淫用途即可被视为卖淫场所，由此发展出了一楼一凤。这种一楼一凤的形式，法律不予追究，如果邻居投诉，也只能进行民事诉讼。
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大多数以家庭为单位的居民都不愿意和楼凤做邻居，现实中香港居民和楼凤发生的争执并不罕见，而内地的楼凤也往往会被邻居举报，她们的工作时间昼夜颠倒、文明素质不高，如果建筑隔音不好更会特别影响周围人的生活，她们的访客很杂，也会给邻居们带来安全隐患。如果楼凤被杀害（她们被杀害的风险比其他职业高得多），将会影响附近所有房产的出售价格。事实上只要有她们入住，周围的租金和售价都会受到影响。
大多数的“举报群众”并非戴着红袖章监视非法行为的老太太，大多数内地楼凤都无法在邻里熟识、社区大妈高度负责的社区里居住，而是选择公寓式、流动人口多、谁也不认识谁的陌生社区，而举报她们的往往也只是生活受到影响的普通人。
同样是曾经被拘留，被曝吸毒的人并不像被曝嫖娼的人那么沮丧。
因为吸毒被拘的编剧宁财神出来之后在公共话语空间中依然活跃，他也曾公开表示对于所作所为“不后悔”。类似的，作家王朔曾经承认过自己受困于毒品，但是他曾经在镜头前怒骂追问此事的记者：“吸毒我没用海洛因，这是一个大脑性疾病，我是一个病人……你们歧视我吗？你们敢歧视吗？”
王朔的底气是有理由的，滥用酒精、药物和毒品确实都是精神疾病。
嫖娼的人就没有这样的理由，尽管被嫖娼丑闻困扰的高尔夫球运动员老虎伍兹曾经接受性瘾治疗，但主流医学界至今没有认可性瘾是一种精神疾病。在大多数情况下，嫖娼意味着行动违法、私德有亏，还可能造成家庭的解体。
在王全安因嫖娼被拘留后，公众的关注点转移到王全安的妻子——演员张雨绮身上。她在微博上表示：“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这个事件对公共秩序的伤害我相信执法部门会有公正的处理。这个事情对家庭的影响我们俩会坦白面对，共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