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晚年曾抱再去一次中国想法 终未成行
核心提示：司徒雷登自己对康复治疗很积极，曾经抱有一种晚年再去一次中国的想法。
本文摘自：《新中国外交谈判》，作者：陈敦德，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新中国在对美外交的策略上赢得了主动地位，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仍然坚持着中华民族独立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司徒雷登在去世前一直为当年没有径直去北平而后悔
这幢房子正门口，一左一右立着两个中国造型的石狮子，屋里也是挂着中国字画，摆着中国老式家具。不懂内情的人，都以为这儿住着的肯定是中国侨民或是华裔美国人。
其实不然，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就居住在这屋里。客厅柜架上摆的中国古董中，有一个明代瓷瓶，就是他任驻华大使参与国共和谈时周恩来赠送的。
这幢独立而带草坪的普通房子，在华盛顿西北区28街，门牌第5312号。
1962年9月19日，贫病交加的司徒雷登就在这幢房子里去世。
13年前，杜鲁门否决了他欲赴北平的请示之后，司徒雷登就于1949年8月2日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南京回国。当他被助手搀扶上舷梯时，他曾经于心不甘地扶着舱门，回过头来，黯然神伤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他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自己在中国最后的结局。
飞机飞经冲绳，他就忍不住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什么只要中共新政权保持中立，美国就会与其保持经济往来，然后会考虑给予承认。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他多嘴。他在华盛顿刚刚下飞机，就被人接到国务院接受训令，上级给他规定了“三条不准”：不准演讲，不准谈中美关系，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他感觉到自己似乎成了犯错误的人。
当时，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极其猖獗，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监控、盘查与围攻，有的甚至被投进监牢。麦卡锡等大肆追查是谁“丢掉了中国”。谢伟思、戴维斯等一批年轻的外交官因主张支持延安抗战，而被打成“通共”分子，被从国务院除名。回国不久的司徒雷登，也被开列上了麦卡锡主义的“通共”黑名单。
但是，他另有一件偶发的不幸事使他逃过了麦卡锡分子的纠缠。
他从中国回到华盛顿不久，1949年11月，他应邀去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严重中风，摔倒在厕所里。随即被送往马里兰海军医院，受到特别护理，至次年3月出院；这年7月至9月，又因中风复发再度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出院之后，已经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基本卧病在床。他的亲生儿子杰克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收入微薄，没有能力照顾父亲。于是，他就全靠“义子”傅泾波一家人照料。华盛顿西北区28街这幢房子，就是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购置的。得病后，他待在二楼很少下楼来。
一天，一个名叫科恩的麦卡锡分子带了几个人上门来了。科恩是麦卡锡的得力干将，此人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对傅泾波说了两条：一是要带走司徒雷登去“过审”，接受当面质询，交代通共的罪行；二是交出其在中国期间所记的日记。
傅泾波料到他们会上门找麻烦，早已准备了对策，就不紧不慢地说：
“司徒雷登先生年事已高，得了半身不遂，已经不怎么能说话，就是说了也听不清，加上行动不方便，大都待在二楼上，很少下楼。你们要他去接受当面质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先得签订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老人因出席听证会或者接受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者发生其他不可预料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科恩一听，与几个同行商量，提出说：“人嘛，我们不带走了，他的日记是要拿走的。”
傅泾波仍很客气地说：“私人的日记嘛，我就不大知道了。那是纯粹个人的事，你们上楼去问问他本人吧，只是他说的话连我都很难听懂。”
科恩一行人，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悻悻地空手离开了。
尽管因跟中共有来往而在美国曾经招来麻烦，他还是没有后悔。在去世之前好些年，有一句话经常挂在他嘴边：“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径直从南京前往北平，跟毛泽东、周恩来见面，造成既成事实。遗憾，遗憾，实在是太遗憾了！”
其实，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是冷战刚刚形成的时期，中美关系是很难摆脱这个大背景之制约的，他即使能背着上级擅自前往北平，也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再说，他出生于牧师的家庭，自己也是牧师，是很害怕说谎话要遭上帝惩罚的。
司徒雷登自己对康复治疗很积极，曾经抱有一种晚年再去一次中国的想法。在傅家精心照料下，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并能拄着拐杖上下楼，在院子里散步，还写了英文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
司徒雷登于1962年9月去世，享年86岁。他虽然出面筹资数千万美元，创办了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北大），位居美国驻华大使之要职，调动过数以亿计的援华美元，但最后却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据说来参加追悼的美国人并不多，来的大多是中国人，这些人大都是他过去在燕京大学的学生。